你们的历史还是我们的现实—贺卫方台湾谈中国司法

2016年7月30日，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台北空总创新基地出席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思沙龙，谈中国司法。(美国之音林枫拍摄) 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日前应邀在台北出席“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焦点中国》系列沙龙的第三场，与现场的台湾民众热烈互动，妙语连珠，畅谈陷入困境的中国司法现状，以及未来中国民主法治的发展方向。 贺卫方说，他此次来台湾参观了位于新北市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我和一位受过迫害的人说，发生在你们这儿（台湾）的已经成了历史，在我们那儿（中国大陆），相似的事情，还经常发生，还是一个现实。”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前身是台湾戒严时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过去常被称为景美看守所，是台湾羁押并审理犯罪军人、一般重刑犯和政治犯的看守所。 法院只能吃饭 贺卫方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司法审判的不公平不公正逐渐让律师也成为一个抗争群体，而大批被称为“死磕派”的维权律师被抓，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几乎被整个端掉。他自己的个人微博也无法更新。 他说：“在大陆我们称为公检法，就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在现实中也是按照这种叫法排序的，公安局是老大、检察院是老二、法院是老三。或者有个说法是，在刑事案件中，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起来法院挺好是吃饭的。不，做什么你必须吃什么，而且不能挑食、不能说打包回家，都不行，必须完全消化掉。也就是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无法得到有效排除。有一些案件，你真的可以看到公安局那种巨大的淫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 贺卫方表示，以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的夏霖案为例认为，法院开庭审理时只有六个旁听席位，其中两个给了夏霖家属，另外四个席位是法庭指定旁听的。但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司法真的是一片黑暗呢？他说，中国的司法公正程度很难被简单量化，但一般不受社会关注的民、刑事案件，其品质还是在慢慢提升的，但一些敏感、重大案件的处理才是对一个国家司法更重要的考验。 洋上访—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在场有人向提问中国的信访制度是否是司法体系的补充。贺卫方表示，中国有一套健全的信访制度，各级政府、各部委都有信访办，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限制公民上访 。 他说：“我们另一方面防范群众上访。河北省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说，我们要做北京的‘护城河’，也就是说要把全国所有去北京上访的人全部拦在河北之外。河南省有一个高级法院的院长说，只要有一件涉及到法院判决的案件最后搞到（访民）去北京上访，那么下面的法院院长必须辞职。一方面说人民有权利上访，又有信访条例，另一方面真正要上访的群众又被拦下来。我们还有洋上访。习近平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上访的人跑到美国去，把他的车拦住了。搞得习近平脸都绿了。我们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习近平举着马克思主义大旗搞法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口号，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多次高调宣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去年10月，北大更是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被民间称为“世马会”），还为马克思大楼奠基，打算让北大成为两年一次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永久主办地。 贺卫方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依法治国属于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司法要想真正走出来，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如果社会没有力量去施加一定的压力，政府是不会主动改变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把社会搞没了 贺卫方表示，中国的问题是民间／社会的力量太弱。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到现在才选到村长这一级。你们这儿（台湾）早就选到总统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选到国家主席？所以说70年的超低空飞行，很麻烦。” 他进一步表示，社会力量的匮乏也是中华文明的老问题。他说：“没有一个文明像我们这样的，是一个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的社会。像日本的士农工商，他们之间是不流动的。而我们的是流动的，不断的流动。这当然和科举考试有一定的关系，科举考试让我们的社会不分地位高下，你要做官都必须考试。这种流动性的代价是社会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大宪章……但在中国就不可能。我想我们中国除了家族这样一个结构以外，超越血缘、超越地域的社会联合到底能有多少？” 贺卫方说，中共现在要进一步扩大党组织，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甚至连律师事务所也要建党支部，这就是在破坏社会。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什么都要管。习近平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毛泽东的话。党什么都要管，到最后就是就是《心太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但什么都管，也就意味你什么都管不好。” 贺卫方表示，他曾提出让中国共青团回归民间，让它通过志工和民间的捐款存在，质疑为什么要让国家每年提供巨额支出养着，但这种说法被批为“反团”。他说：“我还提出我们的共产党能不能注册登记，因为我们的党到现在都没有注册登记，不是一个社团法人，到现在70年来还保持一个地下党的传统，在自己的国家里潜水。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重建社会的问题，让我们的社会成长起来。” 像台湾学习，培养公民意识 那么，在目前的状况下该如何加强社会的力量呢？贺卫方认为，台湾的做法和经验有很多值得中国大陆学习借鉴的地方，比如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他说：“比如如何理解民主，如何理解司法，法院是干嘛的，你怎么看待国旗，怎么看待政党的竞争，议会的打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理解政府、理解自由，这些方面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做得太差。教育部经常说，教育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这个阵地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来占领。你看看我们高中的政治课本还在教些什么。他们还要把这套课本拿到香港去，让香港人也热爱中国共产党。” 中国要修什么样的宪？ 有台湾民众表示，听说中共有可能在2021年也就是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修改中国的宪法，向贺卫方求证。贺卫方对此表示， 确实在中国的法律界有一种修改宪法的议论，有人在做这样的文章，说习近平做两届总书记，然后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习近平成为首任总统，再干它十年，然后再修改宪法。他说：“有一个粉丝团叫‘学习粉丝团’，因为他姓习嘛，有一次莫名其妙地安排我和团长见面。他说，贺老师，我们要给习总书记30年的时间，他一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繁荣和惊喜。” 贺卫方说，当然在中国的民间还有另外一种修宪的讨论，就是彻底重新起草一部宪法。他说：“我觉得这部（现行）宪法从根上就不太好，因为它根本没有建立在分权制衡 （的基础上），而且对自由的保障相当没有力量，宪法里面相互矛盾的情况也很多。所以我自己认为，再过个五年左右，中国也许真的要有一个大规模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而我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而我们也可以真正推动一个宪政中国的出现。” 贺卫方曾于2012年12月访问台湾，并受到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总统府的接见。贺卫方援引当时马英九的话说，两岸之间的距离完全取决于大陆是否真正推广民主、推动自由、推动法治、保障人权，这是台湾人民最尊重的价值。 习近平是“少东家” 还有在场的台湾民众就最近《炎黄春秋 》的事件询问贺卫方，在对待这样一份受开明老人喜欢的杂志为什么习近平的做法会与与他父亲习仲勋不同。贺卫方以婆媳关系做比喻，说儿媳妇遇到了恶婆婆将来会有两种后果，有可能自己会避免成为恶婆婆，但也有可能会比恶婆婆更恶。 他说，习近平与前两任中共总书记有所不同，如果说江和胡是职业经理人的话，习更像是少东家，更有使命感。“他看到苏联和东欧的变化，非常不喜欢那种情况发生。他要保住这个江山，他要让共产党的江山千秋万代，让它传承下去，”他说，“习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在的政治格局，同时他也很难像毛或邓那样，有那么大的卡里斯马(charisma，领袖魅力)。因为他的经历，当总书记之前，也就是一个地方官员，很难获得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