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出洋经历:理想与现实


2017-01-18 东方历史评论 52评
撰文:邹仲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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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的认知中,新闻中出现国家领导人出国的信息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国家领导人出国却还是比较罕见的“大新闻”。这时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较多见于欧洲。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外访仍属于新鲜事物。例如毛泽东终其一生,其出国经历只有在1949年底和1957年底两次访问苏联。而作为毛泽东终生对手的蒋介石,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多国出洋经历。蒋介石的这些出洋经历,不但对他个人,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
负笈东瀛,寻求强国之路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欧势力大举侵入东亚,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之乱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统治中国的根基受到剧烈冲击,清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一时期出生、成长并接受初等教育的蒋介石,自然也受到了时局的深刻影响。
1905年,18岁的蒋介石进入“箭金学堂”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后来影响极大的老师顾清廉。在学堂里,蒋介石在学堂里很受顾清廉的疼爱,而他也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革命思想”。顾清廉为蒋介石灌输要使国家强盛必先发展军事的思想,并向蒋介石教授《孙子兵法》,促成蒋介石励志习武,学习军事,对蒋介石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也促使了蒋介石产生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想法。
1906年4月,仍旧留着辫子并且不会日语的蒋介石第一次来到日本。这次蒋介石赴日的目的是想在日本学习军事。但抵日后,蒋介石才得知,如果没有当时清朝陆军部的推荐,中国留学生是不能进入日本的相关军事院校就读的。这可以说是蒋介石人生中最初的挫折。因此,蒋介石的这次日本经历非常短暂,只有八个月。
尽管如此,这次赴日却对蒋介石的一生意义重大,因为他在日本结识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陈其美和孙中山。在蒋介石1917年开始撰写的日记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原本是立志前来修习陆军,但日本陆军的入学限制非常严格,若是没有本国陆军部的推荐,是不可能获得入学许可的。就在这年,我在宫崎(滔天)的家中,经由陈英士(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总理。此后,我与旅居东京的革命志士多有交流,对于民族的感情也日渐深厚,同时心中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渴望,也愈发无可抑止。
当时的日本是对清朝现状失望不满的年轻人的大本营。分属诸多派别的革命者在日本发展力量,并就自己的政治理想进行激烈辩论。在那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年轻的蒋介石也不免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强烈影响。蒋介石这次赴日,虽然没有达成学习军事的目的,但初步学习了日语,剪掉了辫子,同样也树立了学习近代军事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想。
回国后不久,蒋介石为了以军人身份前往日本学习,进入“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校”就读。1908年,蒋介石便以清朝官费留学生的名义,第二次前往日本留学,并就读于日本陆军专门为中国军事留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的主要运作都由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负责,其课程主要分为军事相关课程,以及日语、历史、地理等普通类课程。当时振武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没有受过日语训练,故授课基本上都以中文进行。但在课程安排上,日语教学的比重很大,接近40%。可以想到,振武学校学生的日语训练应该相当扎实。但蒋介石的日语,尤其是日语口语却不是太好。在振武学校毕业后的1910年12月,蒋介石便被派往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19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见习。
在高田,蒋介石过着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生活,“极其单调而严肃”。但这种“激起单调而严肃”的生活也对蒋介石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从小生活在浙东地区的蒋介石,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对日本军队中的严苛生活,会较为自然的选择一种接受的态度。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也经常回忆自己在高田时的生活,如自己在高田的大雪天中早起,并用冰冷的井水洗脸。而以严冬中用冷水洗脸为代表的体验,也构成了在蒋介石理解中最根本的“日本经验”:
比起谈论若是要复兴民族、报仇雪恨,该怎样获得武器之类的话题,我们最优先的事情,就是用冷水洗脸,然后沉默不语。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无法胜过日本人的话,那其他的就根本不用提了。
对蒋介石而言,严冬中用冷水洗脸,也正象征着日本的道德观和精神性。这种道德观和精神性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今后的人生。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
那一年的士兵生活与训练,可以说确立了我这一生持续至今的革命意志与精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我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性格。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在高田的军事生涯也突然终止,并在不久后返回上海,投入在日本结识的浙江同乡,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帐下。在中国近代史上,陈其美扮演着蒋介石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的角色。陈其美不但将蒋介石引介给了孙中山,也将“青帮”的影响施加在了蒋介石身上。日后蒋介石将“义结金兰”作为在政治上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以及其与“青帮”大佬杜月笙等人的交往,无不拜陈其美所赐。
蒋介石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也做到了“涌泉相报”。作为陈其美的得力干将,蒋介石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的诸多战斗,并受命于陈其美刺杀了陈在政治上的有利对手陶成章。为此蒋介石先后两次流亡日本避难。陈其美遇刺后,蒋介石也尽力照顾陈其美的两个子侄陈立夫与陈果夫,并最终发展成了国民党内部一度如日中天的“CC派”。
刺杀陶成章事件发生后,在陈其美的帮助下,蒋介石以学习德语之名再次东渡日本。蒋介石这次赴日,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留日人士一起创办了《军声杂志》。从蒋介石在《军声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认识中国问题,并去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军声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以及随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如《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刍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外交》、《军政统一问题》、《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文中,蒋介石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莫过于日、俄、英。对三国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三国中以日、俄最为危险,但应与日本搞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俄国。对于国内问题,蒋介石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制止内乱维护统一,以便抵御外侮。从这些文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非当年简单的赴日军事留学生。他提出了统摄全局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国家治理方略,表现了蒋介石的胸怀和见识。而这种胸怀,并非一般军人所具有。从蒋介石提出的这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中,已经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独特气质。蒋介石日后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诸多做法,也可从中找到端倪。
经过多次赴日避难流亡,蒋介石再次前往日本则是到了1927年。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从上海搭乘“上海丸”,启程赴日本长崎。这时的蒋介石已并非是之前的稚嫩军校生,也非当年的政治流亡者,而是不久前刚率北伐军占领江浙,并建立政府的“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而这次蒋介石赴日,也和之前“求学”、“避仇”的目的不同,主要是为了自己与宋美龄的婚事争得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同意,以及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北伐”中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乃至支持。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掌握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但他本人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同时还被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敌环伺,同时蒋介石也并无政经各界的嫡系。这就使得蒋介石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蒋介石迫切希望取得以宋家为代表的江浙财团的有力支持。蒋介石对宋美龄一见钟情,而宋美龄亦钟情于蒋。但蒋介石当时已婚,而倪桂珍是位严格的基督教徒,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对蒋介石而言,与宋美玲婚姻的难关莫过于倪桂珍这关。
正巧此时,倪桂珍因为足疾赴日本疗养,并下榻神户的有马温泉旅馆。蒋介石得知倪桂珍行踪,便在长期下船后同宋子文一道直奔有马。在有马,蒋介石当着倪桂珍的面将送给宋美龄的结婚戒指和腕表交给倪桂珍,并且保证尽快同原配毛福梅离婚,并同姚冶诚、陈洁如断绝关系。最终蒋介石征得了倪桂珍对二人婚事的同意。在有马的蒋介石十分高兴,不但给了温泉旅馆的老板娘一笔非常丰厚的小费,还为温泉旅馆题写了五幅墨宝。
蒋介石这次赴日,还有一个目的在于争取日本在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支持自己,从而让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在日本期间,蒋介石曾拜会日本各政要与社会名流,并与蒋在高田时的故旧,如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和联队长飞松宽吾等人叙旧。同时蒋也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过一次会谈。在与田中义一的会谈中,蒋介石明确表达了中国统一与日本的关系:
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岂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而蒋介石在抵达东京时发表的《告日本国民书》中也提到:
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如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之互相结合能所奏效……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以前之误会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
蒋介石以此为理由告知日本,只有他可以扫除军阀,统一中国,才能让中日共存共荣的理论付诸现实。因此,蒋介石希望在此可以获得日本的支持。但田中义一却对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想法似乎并不赞同。在会谈中,田中虽并未明言不可,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却提到田中面色不快。而在会谈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绝无合作之可能。
但蒋介石与日本军政界高层会谈的结果颇为丰厚。日本政府在国民党进行“反共”、并且承认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的前提下,选择支持蒋介石率军统一中国。而蒋介石在日期间也接触了美国驻日本的外交代表,并与美国取得联系。不久后,蒋介石启程回国,并与宋美龄结婚。而这一次访日,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后一次访问日本。
蒋介石的日本经历见证了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乡下的无知小童到手握重兵的中国最强势者的蜕变。蒋介石在日本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也为蒋介石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权力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旅日照
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十分复杂。一方面,蒋介石振武学校的学习经历和在军中的服役经历,让他对日本产生了倾慕之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日本为榜样;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意识到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将会是中国的最大敌人。但当中日消除敌意后,中日两国也会走向亲善共荣。换言之,蒋介石对日本的看法,是在钦羡、赞赏比中国更早一步踏入近代化的日本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该如何超越日本。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日本进行观察的共同视角。
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对蒋介石来说,是作为“他者”存在的。蒋介石以日本为视角,去观察分析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大势,对蒋介石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蒋介石撤守台湾后,在军事上求助于日本军事顾问的行为,便是蒋介石早年日本经验的体现。
2
访苏:认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蒋介石出访的第二个国家,便是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的苏联。
早年留日期间,蒋介石在日本就接触到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相关信息,并对俄国革命产生倾慕之情。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中,多次出现了对俄国革命的相关评述。同时蒋介石也在日本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论著。如1919年11月15日,蒋介石从日本搭船回国时,在船上阅读《俄国革命记》,并在日记中写下“想望糜已”四字。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多次出现了学习俄文的字样。
这时的蒋介石也萌生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1920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
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能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
也因为蒋介石的这种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让蒋介石产生了去俄国考察的想法。192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曾提到,蒋介石认为自己在当年可以做四件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学俄语,并去俄国考察;而第四件事情则是去北京,并希望能有机会可以去俄国。从这时日记中可见,蒋介石对去俄国的想法,可以说是魂牵梦绕的。
1922年底,苏联成立,孙中山希望在革命中获得苏联支持的愿望愈加迫切,希望苏联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甚至孙中山在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的时候提出,希望让自己的军队可以从被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出发进攻北京。这时的孙中山为了与苏联官方直接商谈援助相关事宜,便准备派出规格较高的代表团赴苏。与此同时,孙中山也了解蒋介石希望可以去苏联考察的意愿,便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于1923年8月16日自上海启程,前往苏联。
9月2日下午,蒋介石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三个月的访问。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便会见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与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蒋介石与两人相谈甚欢,向两人请教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记录在了日记中:
其革命成功之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
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国有;三、分配困难。
此后不久,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商讨苏联对孙中山的军事援助问题。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几项要求:
1.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照红军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2.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斯克良斯基答应答应向孙中山阵营派遣足够的军事顾问,而且决定专门设立两所军校,分别帮助中国军队中高级指挥员。同时,斯克良斯基也应允代表团成员参观红军的要求。
就作战计划而言,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建议,在外蒙古南部重新招募一支新式军队,并按照红军的模式组织训练。并从外蒙古南部向华北发起进攻。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听后,建议蒋介石将作战计划写成书面材料。而这次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会面给了蒋介石非常好的印象。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羡慕,次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
之后蒋介石便一直在旅馆中起草作战计划等相关书面文件。最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中主要强调了孙中山之前提出的“西北革命论”,即希望靠近苏联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一个较为安全的军事基地。对于基地的选择,蒋介石在文中提到了两个候选基地,即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而蒋介石更为倾向于选择库伦。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对比中俄两国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收效之速,一日千里”,中国革命“将陷于绝境”。在文中,蒋介石希望苏联可以给予中国革命足够的支持。
而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提出:“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一切外侮之策源地,皆在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绝无成功之望。”同时蒋介石也认为,如果要对列强作战,打破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亦非打破北京不为功。
就《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所言,可以较为系统的体现出蒋介石率团访苏的主要目的,即迫切希望苏联政府可以允许孙中山在外蒙古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可靠的基地,并在苏联的援助下组建军队,进攻北京,开辟除两广革命根据地之外的第二块根据地与第二战线。
但俄国长期以来视外蒙古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外蒙古,并策动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丹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1921年,红军为追剿进入外蒙古的由恩琴男爵率领的白卫军,也派兵进占库伦,并长期不肯撤军。蒋介石要求的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并在此组建军队的要求,并不能被苏联所接受。
待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递交苏联官方后,苏联高层相关人员对蒋介石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10月下旬,蒋介石前往拜会契切林,谈及“外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时,契切林一反之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而是选择了敷衍笼统地回答,如“蒙古人怕中国人”一类的说辞。同时契切林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此事。
外蒙古问题可以说是蒋介石访苏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苏联方面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拖延敷衍,也让蒋介石感到不耐烦。同时,苏联正在东欧各国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而中国问题并非当时苏联政府对外战略的侧重点。因此苏共中央决定向蒋介石代表团““灌输””诸如“革命要有很长时间的准备”,“军事计划要等到欧洲局势明朗,或中国完成革命准备工作之后”的观点。
在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与蒋介石见面时,明确表示不赞成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斯克良斯基主张国民党要加强自身的政治活动,因为在现有阶段下,进行军事行动注定要失败。而蒋介石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驳,认为中国革命中采取军事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一点并没有说服斯克良斯基。斯克良斯基只答应蒋介石,苏联可以为中国军队培养一部分军事人员。对此蒋介石无言以对。而在事实上,苏联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在蒋介石临回国之前,还与托洛斯基进行了一次会谈。在会谈中,托洛斯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应该以政治斗争为主,将军事行动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坚决表示苏联不允许国民党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
访苏期间的后半段,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逐渐转向失望,与刚到苏联时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蒋介石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预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自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
自1919年起,苏俄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宣称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获取的一切特权,并放弃历年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和租界。1923年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也曾明确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并不想让外蒙古脱离中国。而同年,加拉罕在北京向报界声明,外蒙古应该为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并没有任何侵略计划。而如今,苏联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伦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介石视为“言而无信”。到1945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蒋介石此感更为强烈。
与蒋介石初来苏联在列车上感受西伯利亚山明水秀、森林浓郁的“佳景”不同,11月29日登车回国的蒋介石感受到的沿途风景却是“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而心情也是“抑郁无聊已极”。当列车抵达中国境内时,蒋介石心中所想,仍然是在北方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可见其内心的失落。
这次苏联之行,蒋介石其实并非一无所获。虽然在外蒙古问题上苏联坚决不让步,但苏联已经承诺为国民党培养相关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苏联也答应给予国民党以相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同意帮助国民党在广州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蒋介石后来也当了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为蒋介石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本。
但这次苏联之行,对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则是蒋介石对苏联的理想主义破灭。当蒋介石刚刚出发赴苏时,蒋介石对苏联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从世界革命的理念出发,苏联会一心支持中国革命。而在苏联的三个月经历,让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现实性。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与中国毫无商量余地。访苏结束后,蒋介石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自回国后对苏联的态度,开始从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希望苏联援助中国,转向了以利用为主要目的的现实主义。这时的蒋介石虽开始对苏联心生厌恶,但因苏联对国民党仍有大量援助,不得不在表面上维持和平,甚至将蒋经国也送往苏联留学。同时,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也由此开始发生变化。而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似乎也对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后,蒋介石反思为何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有着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3
抗战时期的出访:扬大国领袖之虎威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进军,不久便占领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并开始向缅甸进军,威胁作为中国抗战物资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与此同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已进至鄂西和湘北,直逼陪都重庆,中日战争也进入关键时期。
因此,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宣布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在此之前的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声明各国对轴心国联合作战。宣言首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字,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作为四强之一,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而蒋介石也认为这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唯一优胜之局”。但同时,蒋介石也担心这种声誉与地位“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英美对中国,甚至太平洋战区不甚重视。英美将有限的战争资源大多集中于大西洋、欧洲与中东,对亚太地区关注不足。而在亚太地区,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显著增强。英属印度不但有着东南亚地区最多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而且也紧邻中国西南边疆,是各国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与此同时,日本情报机构也开始利用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组建以国大党激进派领袖钱德拉·鲍斯为首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和“印度国民军”,开始对印度进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出访印度,以引起英美对中国的重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在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出访印度的目的有着非常详细的阐述:
甲、劝英印互让合作;乙、劝印出兵出力;丙、劝英允许印自治;丁、为将来中印合作基础;戊、宣传三民主义。
而在此前1月23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由此可见,蒋介石出访印度,也考虑到了战后如何处理与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英国也希望蒋介石可以对国大党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亲赴印度。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携夫人宋美龄、王宠惠、张道藩,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人自重庆出发,经由缅甸腊戌,于2月5日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半个月之久的访问。这也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可见意义重大。
蒋介石抵达印度后,同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进行会谈,商讨联合作战与对华援助的相关问题。同时,蒋介石在印度会见印度国内各政治派别领袖,试图调停印度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矛盾,以及印度国内政治势力和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
当时印度国内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国大党、回教同盟和土邦。而国大党内部又分为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派,主张与同盟国合作,战后实现印度完全独立的尼赫鲁派,以及以钱德拉·鲍斯为首的激进派。蒋介石在印度与各政治派别领袖会谈后,逐渐意识到了印度内部政治情况的复杂性。
蒋对回教同盟的领袖真纳印象非常不好,他在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人(真纳)言行实为下等无赖之流,殊堪嫌憎,勉强与之闲谈半小时而别。英人利用之人乃如此者,更可证明英人所宣传印度教与回教不能一致之非事实。真正爱国之回教多倾向国民大会与甘地主义也。
而蒋在与甘地会谈后,也对甘地的印象产生了下滑。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此乃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实非革命首领之特性。余乃断言印度革命之不易成功也。
蒋介石夫妇和甘地
相比而言,在整合印度国内政治势力的问题上,蒋介石更倾向于尼赫鲁一派的政治主张。诚然,这与蒋在过往与尼赫鲁有颇为密切的旧交不无关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尼赫鲁主张战时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比较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印度参与战争,可以确保国际援华物资较为顺利的运抵中国,同时也掩护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多次建议尼赫鲁在战时接受英国提出的自治领方案,而当蒋会见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谈及英国政府是否允许印度完全独立时,林利思戈仅主张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不愿意让印度完全独立。当蒋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回国之际,蒋介石通过电台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在《告印度国民书》中,蒋介石希望四大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践行《联合国家宣言》,并且希望印度国民可以接受宣言精神。在表面上看,蒋希望印度可以与同盟国一道加入对轴心国作战的行列,但蒋更深层的用意,则是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允许印度实现完全独立,至少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
但因为种种原因,蒋介石对英印问题的调停最终宣告失败。但印度之行却是中国第一次以国际大国的身份,参与到地区与国际相关事务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意义重大。而印度之行也给蒋介石个人并不一样的体验。
虽然蒋介石对真纳的印象并不好,但从访印开始,蒋开始重视伊斯兰国家的势力。蒋认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在印度的所观所感,也激发了蒋介石心中的大中华思想。
在蒋介石访印期间,多次经过印缅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在这些地区,蒋介石的故国情怀不断泛起。如经过缅北时,感叹这里“四十年前皆吾国之山河”;在印度总督府检阅廓尔噶士兵时,提到廓尔噶原本是“中国往昔”的一个部落(虽然“廓尔噶”指的是尼泊尔,但在清代是中国的朝贡国,因此蒋也认为其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蒋介石视察印度西北部边境时,受到当地民族的热烈欢迎。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
余于此实有无穷之感。盖此等民众卅年以前皆为我之国民,大部以不丹、锡金人为多也。故余不禁称之为同胞。有年老至80岁者,彼必知其为中国人也。惜彼此皆不通语言,且有省长在座,余亦不便详问。而余此次来印,以此为唯一之快事也。
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大中华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访印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大中华思想的体现愈加明显。蒋介石试图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支持朝鲜和印度完全独立,保障泰国的独立地位,在越南扶植国民党,访问菲律宾和韩国等等,无不浸染着大中华思想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访印的成果,甚至可以与1943年出席开罗会议的效果并肩。
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则是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又一次重要出访活动。蒋介石对此颇为重视,并亲自草拟了会议提案,主要为军事上反攻缅甸,以及战后远东各国的政治安排。对于反攻缅甸的相关事项,由蒋介石本人亲自操刀;而有关政治经济问题,则放权给属下。由此不难看到,缅甸问题,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最为重视的问题。同时,蒋介石又分别草拟了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计划。
蒋介石在开罗
对罗斯福的谈判计划主要设计对战后日本的处理,以及战争赔偿问题。而对一贯看不起中国的丘吉尔,蒋介石的策略则较为谨慎,认为除了各国合作的关系之外,其他不适合同丘吉尔商谈,都作为悬案搁置,或按照既定原则执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在名义上实现了大部分会谈目标。蒋对此十分兴奋,并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此次开罗逗留七日,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本月大部经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制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时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
……
“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之最大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但除了在政治上有关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以公报的形式得以明确外,英美在诸如缅甸问题与对华援助问题上对蒋介石的承诺并未兑现。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是以罗斯福总统虽保证其海军在缅甸登陆,与我军一致行动,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信之,并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上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然而缅甸反攻时期,此心断定其非至明年秋季绝无实施之望也,英国之自私与贻害,成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对开罗会议后其他大国,尤其是英国的对华态度并不满意。蒋介石对英国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这不单是因为英国在开罗会议中为三国会谈处处设置障碍,也因为近代英国侵华最早,所占最多,而让一直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蒋介石心生厌恶。
此时英国也对蒋介石心生不满。当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回国经过印度时,英印当局一反1942年蒋介石访印时的盛情欢迎,对蒋介石的到来颇为冷淡。当蒋介石的专机抵达新德里时,林利斯戈总督仅派了自己的顾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也对此无可奈何,只是去兰姆伽视察了驻印军后便乘机回国了。
即便如此,《开罗宣言》中明确了战后日本归还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确是开罗会议上中国外交的最大胜利。在有关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的问题上,中国的要求大多也被满足。日本控制下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各国战后独立自治的要求也被保证。而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期间,也决定战后保留日本人自决国家体制的权力,并以此说服了罗斯福。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罗氏依余主张,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不论是蒋介石访问印度,还是赴开罗参加国际会议,都意味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作为“四强”的政治地位得到强化。对蒋介石个人而言,太平洋战争也为其实现革命理想获得了契机。在反对帝国主义,收回被侵占领土,并保障中国周边各国自治或独立的问题上,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蒋介石个人在访问中的所观所感不无关系。也因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两次出访,让蒋介石认清了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并为蒋介石在战后对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蓝图建构提供了思想素材。
战后,蒋介石试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以“大中华”为思想基础的远东国际关系体系。虽然“大中华”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由来已久,但蒋介石对其真正的思考,则与其在战争期间的几次外访经历不无关联。即使到1949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仍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4
出访菲律宾和韩国:余威
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了内战阶段。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便兵败如山倒。到了1949年1月,蒋介石也被迫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而蒋介石仍旧担任国民党总裁。不久之后,南京、上海等地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迁居台湾。但解放军攻势凌厉,蒋介石也担心台湾不保之后的去路。
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美苏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并且深刻影响到了亚洲局势。这时,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提出要像大西洋同盟一样,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太平洋同盟,为反苏反共的“自由阵营”而战,邀请蒋介石前来菲律宾协商相关事宜。1949年7月6日,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与蒋经国等人从台北出发飞往菲律宾。
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颇有渊源。众所周知,国民党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早期主要力量多为海外华侨。而菲律宾则为东南亚华侨较为集中的国家。直至今日,国民党在菲律宾仍旧相当的影响力。二战后,菲律宾独立,国民政府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国家。而菲律宾政府也对同国民党的这种“特殊关系”颇为重视。当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时,季里诺总统邀请蒋介石在总统府下榻,甚至将自己的卧室让给蒋介石居住,自己则迁居书房,以示对蒋介石的尊敬。
1949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时与菲总统合影
在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蒋介石同季里诺总统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同季里诺就双方所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深刻的交换了意见。尤其在关于组建远东“反共联盟”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季里诺达成了一致意见。蒋介石在碧瑶还致电李承晚,邀请李承晚参加有关组建远东反共联盟的讨论。
蒋介石访问菲律宾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与菲律宾商讨万一台湾不保的情况下,菲律宾是否允许国民党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同时将国民党的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转移到菲律宾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季里诺承诺在必要的时机,将会允许蒋介石前往菲律宾政治避难。
而作为远东“反共联盟”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韩国,这时也对蒋介石发出了访问邀请。于是,在结束访问菲律宾不久之后的1949年8月6日,蒋介石飞往韩国,开始了蒋介石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民国初年,孙中山、陈其美与蒋介石等人便与韩国独立派人士私交密切。蒋介石不遗余力的支持当年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让李承晚怀有感激之情。对于蒋介石访问韩国,李承晚不敢怠慢,不但为蒋介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而且还举办了最高级别的会谈。
在会谈中,蒋介石和李承晚都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反共联盟,并主张在菲律宾召开一个由各国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详细商谈组建联盟的相关事宜。但在这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表现表示失望。这也给了亚洲各国一个不太明显的信号,即美国随时可能抛弃国民党政权。不论是季里诺,还是李承晚,都清楚的意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远东的“反共联盟”不过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在现实面前,季里诺和李承晚不得不选择放弃蒋介石,而转向美国寻求支持。
1949年8月,蒋介石访问韩国与时任总统李承晚会面
1949年夏,蒋介石的两次出访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可以说是“败兴而归”。在时局面前,蒋介石希望以二战战胜国的最后余威与独立运动时期的旧日“恩德”,来影响“深受华恩”的菲律宾和韩国。蒋介石希望它们与即将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道,组织“反共联盟”,以抵御共产主义。但在现实面前,各国都选择明哲保身,慎重参与其中。因为欧洲冷战局势日益紧张,美国也对这种类似“东方北约”的联盟建构并不以为意,甚至强烈反对。最终让蒋介石两次出访的结果付诸东流。而蒋介石的设想,却在1955年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形态出现,这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乃是后话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当年的“远见卓识”。
综合蒋介石一生之中的多次出洋经历可以发现,国外的经历见证了蒋介石从一个浙江乡下的农村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的最高领袖的崎岖之路。而这些在国外的经历,也作为一个个“他者”,给了蒋介石一面面看待中国,分析中国乃至世界的镜子。这一面面镜子,不但影响了蒋介石个人,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的出国经历,也见证了一代中国人如何从被认为“东亚病夫”,到出洋留学、寻求救国之路,再到一代中国人以大国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蜕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一步步从理想走入现实。

汤恩伯、胡宗南在抗战中的表现



1、汤恩伯
汤恩伯参与抗战,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冬的绥远抗战。此役,“汤率所部第十三军以机动姿态,经陕北榆林移驻绥东,助成傅作义收复百灵庙。傅名震全国,汤却以无名英雄成为驻绥东一大镇压力量,也是中央军对冀察的军民忍辱负重的一积极声援。”①
1937年8月,汤奉命率军固守南口。其作战目的是“屏蔽察绥,同时还要牵制津浦、平汉二线日军,掩护我国军主战场争取余裕时间”。此役最激烈之时,“日军以五六十门炮及二三十辆坦克掩护步兵五千余人作连续五六次之冲锋,汤军只有战车炮二门”。战役期间,汤曾多次以战地通信激励部属“人生百年,终须一死”“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战地亲眼见到汤恩伯“已经瘦得像鬼一样”,感叹“汤恩伯,这个汉子,他不要命了”。②此役坚持18天,基本完成战役任务。汤部第13军下辖第4师负伤3907人、阵亡2646人;下辖第89师负伤4136人,阵亡1948人。全军伤亡率高达45%。③日军伤亡,有2600余人(日方统计)与1.5万余人(中方统计)两种说法。9月,汤部扩编为第二十军团,汤任军团长,下辖三个军。10月,日军沿平汉铁道线南下,汤军团沿漳河南岸布防对峙,并攻击渡河之日军。山西战局危殆,汤奉命增援,未及赶至,太原已告沦陷。
1938年3月,汤部参加台儿庄之战,此役,“孙(连仲)军的固守与汤军团的机动英勇将日军联络遮断分别消灭,是国军所以获胜的主要因素。”6月,汤奉命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在长江两岸拒阻日军。10月,会战结束。汤部调驻湖北北境整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任总司令。1939年,汤部作为“机动兵团”参加随枣会战,“与敌彻夜鏖战,肉搏相拼”,给冈村宁次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文将提及),反被李宗仁诬责“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④1940年5月,该部再次作为“机动兵团”参加枣宜会战。此役,汤部于枣阳外围多有斩获,一度突入枣阳城中。但因战区“高级指挥部”(系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屡屡变更对汤部的指示,致该部主力疲于奔命,无所适从,错失战机,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⑤1941年初,汤部作为主力参加豫南会战。日方称“这一战役敌交战之兵力约九万五千,伤亡达一万六千”,中方战报则称“是役敌伤亡九千余,在南阳附近被我焚歼敌汽车三百余辆,虏获军用品无算”。双方均宣称己方“损失轻微”。惟日军未能实现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既定目的,则是事实。⑥
豫南会战结束后,汤兼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又负起利用山区扩展游击战根据地的任务。1942年,汤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对这一升迁,吴相湘有很精准的评价:“这一边区民情素称强悍,曾是捻军和红枪会的摇篮、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的战场,遗留武器甚多,组织游击队伍甚感便利,汤的职名由‘主任委员’转变为‘边区总司令’,即说明这种游击队伍的组织与扩充已甚庞大。而其本职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更说明正规军与游击队配合作战统一指挥集于汤之一身。”此外,“鲁苏豫皖边区”地理位置特殊,兼负有遏制八路军扩张的任务(1942年汤给蒋介石的电报,常可见“抗日剿匪”、“毙伤日敌伪匪”字样)。汤大量收编地方游杂部队,亦有避免人枪被八路军收编之用意。这种做法,使汤部壮大,也使其军纪下滑。“水旱蝗蹚”变成“水旱蝗汤”,即由此发端。
1936年12月,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汤恩伯(左前)视察绥远前线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汤恩伯之“鲁苏豫皖边区”首当其冲,灾情极重;八路军之晋冀鲁豫根据地也不例外,据宋任穷披露,“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⑦。第一战区多次拨出军粮救灾,亦免除在河南本地征发“柴草麸料”(惟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虽经河南省府一再恳告,仍坚持在河南征发“柴草麸料”)。⑧
1944年,日军投入其中国派遣军约80%的兵力,发起规模巨大的“一号作战”(兵力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5万辆)。此役,蒋介石和军委会所获情报与汤恩伯的判断相左。汤服从统帅部之部署。事后证明,统帅部关于日军旨在发动“局部攻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诚如学者刘熙明所总结:“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⑨这也是蒋介石在重庆参政会上为汤恩伯开脱的主要原因。
此役,汤部虽败,但始终不溃。在日军已窃译国军密电码,悉知汤部兵力部署弱点的情况下,汤仍能掌握部队,一面迎战一面机动,使日军未能达成消灭汤部主力的既定计划。日方战史对此事深以为憾,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因汤恩伯之判断敏捷,兵力机动灵活,……致作战之第一步未如预期。”“而十三军等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下,仍能逃逸,退避于登封及其南方山地。虽予以包围,反被其突击。”“虽以机动之装甲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超越绕攻至临汝,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兵团主力,而被向大营及长水镇方向退去。”“虽于二十日进出卢氏,仍未能捕捉汤兵团主力,其后据报三十一集团军各部,已在豫西逐次集结,整顿态势,恢复战力,仍成为日军之重大威胁。日军作战目的,始终未能达成。”⑩
稍后,日军进攻湘、桂,汤部亦奉命转战贵州、广西,汤就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1944年底,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四个方面军。汤受命出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十四个美式装备之步兵师及充分火力之炮兵部队。1945年5月,汤部克复柳州、桂林。继欲克复衡阳、曲江、广州之际,日本宣布投降。
作为对手,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对汤恩伯有很高的评价。冈村说:“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即中方所称的“随枣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汤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将军。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击,便亲自率领大军进行反击。”“汤恩伯……与胡宗南同是蒋介石嫡系中最杰出、最受信任的将军。”(11)
汤恩伯

2、胡宗南
与汤恩伯一直身处抗战一线有所不同,胡宗南所部与日军的直接对垒不多。较知名者是淞沪会战。1937年9月份的杨行血战,胡宗南第一军所辖第1师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率高达80%;所辖第78师所有营长几乎全部阵亡(仅存1人)。稍后,该军整补扩编为第17军团(新增入第8师),胡升任军团长。10月份的蕴藻浜血战,第8师官兵伤亡殆尽,全军伤亡率再次达80%以上。为持久计,胡宗南一度要求各部队注意保护骨干指挥官,但营、连长以下干部仍所剩无几,不得不做二次整补。至苏州河南岸防御战时,“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换防接防五次”,第一师“旅长两个,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四个,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会战期间,胡宗南日夜在战场指挥,“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此外,胡宗南部还参与了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及武汉会战。其中,南京保卫战主要是驻防浦口,掩护部队渡江北撤;兰封会战负责进攻日军土肥原部主阵地之重任;武汉会战,胡部进驻信阳,负责大别山北麓的后路纵深防御。(12)
抗战八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胡宗南所部驻守在陕西关中。其军事地位,渗透进胡宗南部的地下党人熊向晖,曾于1943年向周恩来作过一番很精准的分析:
“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延安,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蒋……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13)
熊向晖所言不虚。1942年,日军大本营确曾制定过攻占西安进军四川的军事计划。国、共两党无法实现彼此信任,亦是事实。1941年因皖南事变,毛泽东一度主张“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这两者是重庆必须在北面部署胡宗南部以为屏障的根本原因。宁青诸马在抗战中的立场,一直是国民政府非常担忧的问题。据秦永章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发现的日方史料,抗战爆发前夕(自1936年底至1937年5月),马步芳、马步青与日军一直存在着秘密的武器交易。(14)抗战期间,日军亦屡以“自治”劝诱诸马。盛世才态度暧昧,立场在重庆与苏联之间摇摆不定。此二者是胡宗南部必须坐镇西北以为威抚的根本原因。新近公开的《胡宗南日记》中,有颇多关于诸马和盛世才的相关内容,如1943年1月15日,盛世才派驻重庆的办事处主任张元夫与胡谈话,特意提及:“委座使朱绍良入新,即所以安盛,但胡实为实际负责者,愿将来盛、胡一体”。由此番言语,不难窥见胡宗南所部在西北的存在,与盛世才内附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存在以上四种现实需要,当史迪威主张将胡宗南部自西北调往抗日第一线时,遭到了蒋介石的坚拒。
胡宗南与妻子叶霞翟合影

注释
①吴相湘,《民国政治人物》,东方出版社,2014,P309-316。本节下文除特别注明者,均系引自吴文,不再赘注。②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P20。③《南口战役中国作战兵力和伤亡统计》,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P54-55。④汤部战斗情形,可参见:《军令部关于第五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军事 3》。⑤《第五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军事 3》。⑥王树增,《抗日战争》(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P319。⑦《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P172。⑧谌旭彬,《数百万河南人是怎么被饿死的》,今日话题历史版第98期。⑨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⑩此段日军战史文字,转引自:王仲廉,《征尘回忆》。(1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P328、P391、P328。(12)彭玉龙,《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作战的胡宗南》,《军事历史》2010年第6期。(1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P23。(14)秦永章,《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墨西哥校园枪击案致1死4伤 凶手开枪后自杀

墨西哥校园枪击案致1死4伤 凶手开枪后自杀

2017-01-19 06:58:49 


(原标题:墨西哥校园枪击事件致1死4伤)
新华社墨西哥城1月18日电 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市一所学校18日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学生向一名教师和3名同学开枪后自杀。



墨西哥媒体根据该校视频监控报道说,一名学生在上课期间突然拿出手枪朝前排一名学生开枪,接着向一名教师和另外两名学生开枪,随后举枪自杀。
新莱昂州政府当天发布声明说,袭击者是一名15岁学生,开枪自杀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24岁教师和两名14岁学生头部中弹,伤势严重,另有一名15岁学生手臂受伤。
媒体报道说,开枪的学生疑似患有抑郁症,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这是墨西哥3天内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16日,墨西哥旅游胜地普拉亚-德卡门一家夜店外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12人受伤。17日,墨西哥坎昆市的一个检察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袭击者在内的3人死亡。


刘德华因马失控坠下致腰脊骨裂 知情人:现场惨烈


2017-01-18 15:19:56 

来源: 中国青年网(北京)

(原标题:刘德华因马失控坠下 知情人:现场惨烈 伤势严重)
刘德华。资料图
刘德华。资料图



网易娱乐专稿1月18日报道  据相关媒体报道,昨天刘德华在泰国拍广告受伤,今日已乘医疗专机返港。日前,刘德华在泰国拍摄广告,拍摄一场骑马场面时候,马匹忽然失控,刘德华不慎从马上摔下。令人揪心的是,马匹更踩到华仔腰脊,令他腰脊骨裂,而广告亦要暂停拍摄。
随后,刘德华立刻被送去泰国一间医院治疗,因为腰脊受伤,行动不便,必须坐医疗专机回港,再接受香港医生诊治。今日网易娱乐试图联络刘德华方工作人员,对方对于刘德华目前状况并未透露过多,只是表示谢谢媒体关心:“有了最新进展会告诉大家的”。
不过,根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刘德华昨日在距离曼谷三小时车程的寇立开工,当时有数匹马在场,华仔所骑的马忽然失控,将华仔甩下,坠马的刘德华被马蹄踩到脊椎,现场惨烈,伤势颇为严重。

已知的大陆最高民国派人士石家庄文广局副局长左春和被免职

左春和

河北灵寿人,知名学者,主要研究政治学、文化学等。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民盟河北省委社会与法制委副主任。民盟石家庄市委文化委主任。石家庄市第十届政协常委,河北省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专家顾问团成员。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文名:左春和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灵寿
职业:民盟河北省委社会与法制委副主任、石家庄文广局副局长、。民盟石家庄市委文化委主任。石家庄市第十届政协常委,河北省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专家顾问团成员。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司馬遼:公民無政治權利就無呼吸權利

在所有生物之中,只有人類擁有書寫語言,這是人類的一大優勢,也是人類得以比其他生物進化得更快的首要因素。

但對於統治者來說,書寫語言一方面可以促進人類科技文化的進化,同時也會促進社會制度的進化,而後者對於統治者卻是不利的,因為社會制度的進化必定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和減少統治者獲取私利的權利(機會)。因此,統治者必定想方設法限制被統治者使用書寫語言,亦即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尤其是限制要求制度變革的異議言論。

如此一來,統治者就變成阻礙人類進化的絆腳石,而為了搬走這塊絆腳石,各國的文人學者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法律去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機會)。但統治者也不是吃齋的,他們同樣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法律去保障自己隨意去限制異議言論。

於是乎,世界上就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就是各國的法律都明文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等等的公民政治權利,但實質上只有一部分國家公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權利,而另一部分國家公民並不享有真正的政治權利。

而中國大陸就是屬於公民並不享有真正的政治權利的國家。比如中國大陸公民就並不享有中共憲法35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拿當今北京等地爆表的霧霾空氣嚴重污染情況來說,就是公民政治權利被限制所造成的其中之一大惡果。

中國大陸由於媒體、教育和宗教都被中共一黨領導,因此異議是絕無給你發表擴散的權利(機會),所以媒體、教育和宗教都是只會宣揚中共的主旋律,絕不會宣揚異議旋律,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統甚至會把異議者關進監牢。

中共這三十多年的主旋律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改革放一邊。而為了限制公民搞政治而破壞經濟改革,因此用另法把憲法35條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也給剝奪了。而具體經濟目標就是提高國內生產總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指一個國家(國界範圍內)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經濟狀況重要指標。更是升官發財的重要考核指標(中國特色)。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中共黨員幹部為了升官發財,便想盡一切辦法造大自己管轄範圍內的GDP,而最快見效的捷徑就是招商引資快速工業化,尤以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業和化工業最容易招商引資。工商業資本追逐更高的利潤,生產成本越低,企業利潤就越高。而禁制污染環境是美國等發達國家1970年代起就硬性規定的一個生產成本門檻,許多發達國家的工業之所以搬遷至中國大陸,就是因為發達國家有苛刻的環境保護法律而中國大陸卻沒有。

為何中國大陸人不懂得環境保護?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大陸人無公民政治權利當中的言論自由,因為中國大陸的媒體、教育和宗教都被中共一黨壟斷了。媒體、教育和宗教數十年如一日,只宣揚中共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旋律,只大力報導發達國家工業化是如何的富有,從不報導或只會低調報導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災難性惡果。結果中國大陸人都被蒙在鼓裏,根本不知道工業化還有一個巨大的無底洞——環境污染。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改革在實行了三十多年後,當中國大陸人在歡呼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已成為世界製造中心、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富豪正在全球瘋狂搶購奢侈品和炒買房地產時,無底洞的破壞力也終於爆發。

新華社北京2017年1月3日電(記者侯雪靜)中央氣象臺3日晚發佈大霧紅色預警,這是自我國2014年大霧預警標準修訂後,中央氣象臺首次發佈大霧紅色預警,同時繼續發佈霾橙色預警。

(注:中國大陸2014年修訂大霧預警標準,增設紅色預警,大霧紅色預警發佈標準為預計未來24小時3個及以上省(區、市)的部分地區出現能見度不足200米的強濃霧,且有成片(5站及以上)的能見度小於50米的特強濃霧;或者已經出現並可能持續。)

如果中國大陸人享有公民政治權利,他們就不會被蒙在鼓裏,就不會不知道“地球日”的來源。

1970年422日被定為第一個“地球日”。那一年的422日,美國各地大約有兩千萬人參加了保護環境的遊行示威和演講會。而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軍管後武鬥結束,廣大幹部進入農村的“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而廣大的知青即進入農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所有知識份子都被打上“臭老九”的名號而被歧視,至於被定為階級敵人的黑七類就更是被踩在腳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如此混亂的中國大陸社會環境下,有哪一位中國大陸人,會知道“地球日”的誕生呢,恐怕當時的媒體(主要是人民日報和一兩份只有四版的地方報紙)連報導“地球日”的新聞都沒有刊登。

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人90%生活在農村,他們只是吃不飽飯而不是吸不到新鮮空氣,因此根本沒有環保意識,滿腦子只有階級鬥爭意識,認為自己吃不飽飯是階級敵人地主資產階級破壞造成的,更不會關心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國家的環境污染問題,或許還會幸災樂禍的偷笑。所以,這一代成長起來的中國大陸人毫無環保意識,這為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當中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外商把本國被限制的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在毫無阻攔和抗議的情況下順利地搬遷至中國大陸,令中國大陸的GDP多年來以10%以上的增速增長。但中國大陸人由於沒有環保意識,加上媒體只報導GDP增速而不報導污染增速,因此並沒有多少人留意到,中國大陸在高速發展成為後發工業大國的同時,環境也在高速被污染了。

在1970年代,美國人剛好與當時的中國大陸人相反,他們不是吃不飽飯,而是吸不到新鮮空氣。但46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正面臨著當年美國人吃得飽飯、但吸不到新鮮空氣的同一個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如果中國大陸人享有憲法35條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這一個污染環境問題,應該不會發生在中國大陸人身上,因為有美國工業化環境污染的前車可鑒,中國大陸人根本無需再犯先污染後治理的這一個大錯誤。

但可惜,中國大陸人沒有公民政治權利,在當年的文革時期也沒有記者敢報導“地球日”的誕生,所以美國的錯誤沒能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因為中國大陸人根本不知道1970年就已經發生在美國的環境污染的危害性。而在經濟改革開放後,也無人敢私自組織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占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的保護自然環境的民間運動,以至於環境污染一步一個深坑地越陷越深,大氣污染發展到目前,已經嚴重威脅到所有生活在大城市裏面的公民健康,實質他們已喪失了呼吸的權利,呼吸的權利已被大自然的冷空氣、強風、暴雨或暴雪所控制,只有出現這些氣象條件,人為的環境污染物——霧霾才會消散,他們才能重獲呼吸暢順的權利。使本來非常普通的根本不值錢的清新空氣,也成為難以獲得的奢侈品。過去是看天吃飯,如今是看天呼吸,這究竟是進化了還是退化了?

為何公民政治權利如此重要,沒有它就無法呼吸?解答這個問題可參考以下美國的經驗。

1.“地球日”活動起源:

美國的1970年正是個多事之秋,不過不是中國大陸那一種,人與人鬥過你死我活的多事之秋,而是人與自然不協調的多事之秋。光纖織物被發明了出來,“阿波羅13號”的悲劇導致登月計畫的失敗,在南卡羅來納州薩瓦那河附近一家核工廠發生洩漏事故,當時的美國人,終日呼吸著豪華轎車的含鉛尾氣。工廠肆無忌憚地排放著濃煙和污水,卻從不擔心會被起訴或者是受到輿論的譴責。“環保人士”鳳毛麟角,他們只是列在字典裏的單詞,卻很少能夠被人所重視。(現在中國大陸的環境污染情況是否與當年的美國十分相似?)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70年由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蓋洛德·尼爾森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生丹尼斯·海斯發起了“地球日”活動,此活動與政府沒任何關係,相反還有反政府的味道,而且首次“地球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有鑒於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心,美國國會在“地球日”這一天休會,近40名參眾議員分別在當地集會上講話。倫特·杜貝斯、保羅·埃利希以及拉爾夫·納德等美國的名流發表了演講,闡明集會的重要意義。25萬人聚集在華盛頓特區,10萬人向紐約市第五大街進軍,支持這次活動。

據統計,這一天全美有2000多萬人、1萬所中小學、2000所高等院校和2000個社區以及各大團體參加了“地球日”活動。人們舉行集會、遊行和其他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高舉著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幅畫和圖表,高呼口號,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保護環境。1970年的首次“地球日”活動聲勢浩大,被譽為二戰以來美國規模最大的社會活動。這次活動標誌著美國環保運動的崛起,並促使美國政府採取了一些治理環境污染的措施。(在新聞封鎖和閉關鎖國下,當年的中國大陸人對這個“地球日”活動是一無所知)

2.“地球日”活動意義:

1970年422日的“地球日”活動,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規模宏大的群眾性環境保護運動。作為人類現代環保運動的開端,它推動了西方國家環境法規的建立。如美國就相繼出臺了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和瀕危動物保護法等法規;1970年的“地球日”還促成了美國國家環保局的成立,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的召開,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並提出將每年的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
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到1973年1月,作為聯合國統籌全世界環保工作的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UNEP)正式成立。

之後隨著國際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的創建,以及保護環境的政府機構和組織在世界範圍內的不斷增加,“地球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地球日”也就成為了全球性的活動。現在人們普遍認為1970422日在美國發生的第一屆地球日活動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規模群眾性環境保護運動,這次運動催化了人類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促進了已開發國家環境保護立法的進程,並且直接催生了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而1970年“地球日”活動的組織者丹尼斯·海斯(掇學大學生)也被人們稱為地球日之父。而到了2009年第63屆聯合國大會終於作出決議將每年的4月22日定為“世界地球日”The World Earth Day)。

可見環保最大的動力源泉是在民間而不在政府,相反政府為了GDP增長這個政績可能還會放任環境污染。而要民間的群眾組織發揮環保功效,就要給予他們真正的公民政治權利。試問如果丹尼斯·海斯沒有言論、集會、結社和示威遊行等公民政治權利,他能發起“地球日”活動而成為地球日之父嗎?相信如果他敢在中國大陸搞這個“地球日”活動,在當年必被當作反革命集團頭目而遭槍斃,而在現在恐怕他早就成為擾亂公共秩序破壞經濟建設的階下囚了。

所以,公民無政治權利是無法環保的,公民要獲取呼吸權利,必須先獲取政治權利。亦即先要實現憲法35條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之後,才能去除危害公民健康的霧霾。

网文:毛时代控制国人的方式

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不下乡,只到县一级,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重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队”(专业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
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
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
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1、转移视线效应
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2、排泄渠道效应
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3、杀鸡吓猴效应
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4、地位比对效应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
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
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馀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八、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陕西两地警方持枪对峙视频曝光 现场鸣枪三声


2017-01-05 17:01:05 
来源: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重庆) 


(原标题:陕西两地警方持枪对峙视频曝光 现场鸣枪三声)

1月5日,上游新闻-重庆晨报全国爆料热线收到了网友提供的一段2分38秒的视频,记录了陕西兴平和户县两地警方持枪对峙的现场。
此前,上游新闻-重庆晨报对两地警方对峙进行了报道,12月30日,兴平市执法大队和兴平市公安局在对当地违法采砂进行执法,期间扣留了违法车辆和机械,在对这些违法车辆和机械押运的过程中,户县警方和相关部门对车队进行了阻挡。
网友向上游新闻-重庆晨报发来的现场视频显示,“户县和兴平的警察打起来了”,数十名身穿制服的民警蜂拥在一起,相互推搡并对峙着。期间有人喊,户县的过来了不让动沙场,兴平的要带走。
现场传来了三声枪响,随后混杂在一起的民警慢慢散去。
现场视频显示,枪声过后,地上遗留有弹壳。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注意到,现场除了有身穿制服的民警,还有警车和特警车辆,以及交通执法部门的交通执法车,此外还有运渣车和挖掘机。
视频现场与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此前刊发的现场照片一致。
1月5日,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再次致电兴平警方和户县警方的相关负责人,但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仍没有准确的答复。
评论认为,同为执法者的警察居然持枪相向,互为仇雠,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严重挑衅,是知法犯法。如果“执法者”都相信“谁拳头大,就听谁的”,那么法治的尊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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