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市民集會反強拆香港紅樓 冀紅樓升格法定古蹟


 

辛亥革命作戰基地、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屯門紅樓面臨清拆,業主向住戶發出的迫遷限期今日(19日)屆滿,數百人今午到紅樓外集會,反對清拆。「保育紅樓中山公園聯席會議」召集人兼元朗區議員麥業成表示,集會不分黨派與地域,全為保育紅樓而努力,冀政府將紅樓升格為法定古蹟以防被強拆。 

不少參與者由旅遊巴載着前來,到場後即獲派一張沒填下款、致特首辦的請願信,以及一條象徵民主、自由及博愛的紅白藍絲帶。他們稍後會將絲帶綁在現場鐵絲網上,表達反對紅樓清拆的訴求。參與者包括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民主黨尹兆堅及多名立會和區議會議員,以及曾留學台灣的港生等。當中亦有不少長者,家住大角咀的76歲蘇伯表示,今日為保護民族尊嚴前來,過往幾乎每年都會來紅樓紀念有關革命的一段歷史,若清拆非常可惜。 

紅樓的建築門外則貼上數張屋宇署告示,其中一張是昨日(18日)發出,指建築內的清拆工程未獲地政總署的豁免證明,亦未取得建築事務監督同意,故屬非法,要求停止清拆。 

面臨迫遷,紅樓住戶感徬徨。一家九口居於該處逾十載的鄭太說,暫時未有去向,嘆說:「一時間唔知搬去邊」。她指業主數天前已派人拆除主建築旁的圍牆及小屋,引起的震動令屋內出現裂痕,擔心安全,已安排孩子寄居親戚家並說:「驚冧落嚟,夜晚唔敢瞓」,而業主亦派保安駐守紅樓,詢問住戶以外人士進入資料,對住戶生活亦構成滋擾。 

同樣居該處逾十載的陳太則說,屋宇署今早派員到屋內量度,但未知用意,冀政府安排安置,坦言「好難搵到類似地方住」。 

發展局局長馬紹祥表示,會盡力保留有價值的建築,但暫未收到有業主打算拆卸紅樓,又稱未來若有需要,政府會即時跟進,包括考慮將紅樓列為暫定古蹟。 

大快人心:香港七警围殴占中示威者全部判监两年不可缓刑



2017-02-17 14:56:33 作者: 良知媒體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名香港警察于2014年10月爆发的占中行动期间,袭击围殴示威者曾健超,早前被判“袭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罪成, 还押三天后,法庭今早宣布,七名被告全部判监两年,不可缓刑。第五被告陈少丹的普通袭撃罪则判监一个月,同期执行。

7名被告依次为总督察黄祖成(50岁)、高级督察刘卓毅(31岁)、警长白荣斌(43岁)、警员刘兴沛(39岁)、陈少丹(33岁)、关嘉豪(33岁)和黄伟豪(38岁)。

法官杜大卫今早简述案情后称,当天示威者被捕后应被带上旅游巴或私家车,载往中区警署,但众被告则将曾健超带到添马公园变电站袭击他。

第七被告是第一个踢曾的人,第三被告则捅他、踩及踼曾,第四、五和六被告均有参与袭击,首、次被告则旁观。

法官强调,警员有责任防止任何人犯罪,包括警员犯罪,但他们两人作为现场较高级的警察,旁观袭击,意图和实际鼓励支持其余被告向曾健超施袭。

法官称有充份考虑求情理由,并指求情信均对被告高度评价。法官又引述求情陈词指,警队在占中期间要长时间工作,又要面对示威者的暴力和侮辱,无疑包括被告的所有警员均在极大压力下工作,其中第一、二和六的代表律师均要求判以缓刑。

然而法官引述上诉庭案例称,公众信任警员维护法纪,若有警员违法,有必要判处阻吓刑罚,以维持公众的信心。

法官指,今次事件广被国际传媒报道,亦破坏香港国际声誉,又令警队蒙羞。法官指,即使曾健超犯法,警员面对很大压力,也非把曾带到变电站袭击的理由。法官指因案件太严重,监禁是合适刑期,不适合缓刑。

法官指两年半刑期是恰当,考虑各被告占中时面对很大压力、没有案底、于警队中服务社会,定罪后他们将失去警员工作,或失长俸,故减刑6个月,即全部判监两年。第五被告陈少丹的普通袭撃罪则判监一个月,同期执行。

七警闻判后表现冷静,其中第二被告刘卓毅表现得颇落寞。

代表首被告的资深大律师骆应淦于庭外表示,他指出,“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最高可判囚三年,今次所判的两年刑期不可算太重,法官亦有其判刑理由。

他表示第一被告考虑就定罪上诉,亦会其他被告方面商量。被问到首被告对判刑反应如何,骆称“梗系唔开心啦”。

他又透露,开庭时他向法官提及、过去两日收到的逾千封求情信中,包括数名区议会主席所写的信,但无透露具体身份。

骆应淦又指,收到逾千封求情信中,并没包括立法会议员和官员,至于有否包括警务人员,骆则表示不清楚。

至于会否为被告申请保释等候上诉,骆表示“无咁简单”,因若被判的刑期长,一定要有好很份的理据。






韓海警開槍掃射華漁船 狂射900發子彈驅離

02月17日(五)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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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海警巡邏艦昨晚向中國漁船開槍掃射。(網上圖片)
    南韓國民安全處木浦海洋警備安全署今日表示,南韓海警昨晚在全羅南道海域,對被指「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展開執法行動,發射了900發子彈驅離70多艘漁船,是南韓海警今年首次使用武器驅離中國漁船。南韓海警方面強調,今後將繼續對類似情況使用武器進行打擊。

    南韓當局指,昨晚9時05分,在全羅南道木浦市可居島西南方向74公里處,南韓海警對30多艘疑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盤問搜查。然而,多艘漁船安裝鐵窗和鐵絲網妨礙南韓海警執法。海警漁政船扣留一艘中國漁船後,附近40多艘中國漁船聚集在一起,並衝向海警巡邏艦作出激烈反抗。

    南韓海警巡邏艦其後用廣播發出警告,至晚上11時15分,在可居島西南方向56公里處開槍示警,共發射900發子彈。海警使用武器後,中國漁船立刻離開現場。韓方隨後向中國海警通知該事件。

    先喷毒后捂脸10秒 马警方还原毒杀金正男全程细节

    相关专题:  [金正男之死]   2017-02-16 02:40 PM


    [size=1.4em]涉嫌暗杀金正男的一名女嫌犯2月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被捕。(视频截图) 
    [size=1.4em]

    [size=1.4em]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遭毒杀一案,引起外界持续关注。目前,马来西亚警方消息称,金正男遇害当时,两名女特工一人先喷毒,另一人用手帕捂其脸近10秒,实施了该行动。




    金正男日前在马来西亚国际机场遭到暗杀。据东方网报导,马来西亚一名武吉安曼警察总部高级警官称,事件发生当时,金正男在机场大厅准备进入出境大厅前,两名女特工忽然上前,其中一人先朝金正男喷射毒剂,另一人则使用手帕捂住金正男的嘴脸近10秒,确保毒剂进入呼吸道后,立即转身离开。

    消息称,2名女特工步出机场大厅,登上早已在等候的出租车迅速离开。

    在金正男被谋杀后,马来西亚警方根据机场监控画面,于周一下午在首都一带将载走2名女特工的出租车司机逮捕,经过调查,发现出租车司机并不涉及此案,将司机释放。

    警方还发现女特工所喷的毒剂,是远比山埃更为剧毒的毒物。警方认为,2名女特工为某国所雇用,才将金正男暗杀。

    马来西亚媒体报导还称,大马警方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执勤时,突然认出谋害金正男的其中一个女嫌犯,于是将她逮捕,并发现她是越南籍女子。

    该女嫌犯供认,2名女特工实施暗杀行动时,有4名男子在机场内的一间餐馆内监视她们的行动,当2名女子实施暗杀行动完毕,4名男子分成2人一组立即逃离现场。4名男嫌犯有朝鲜籍与越南籍,在2名女嫌犯与4名男子在饭店会合后,4名男子与另一名女嫌犯却将落网女嫌犯抛弃离开。

    报导称,女嫌犯20多岁,长相甜美,自称是从越南而来,她称,4名男子在机场告诉她们,要对一个乘客搞一场恶作剧。所以她并不知道这是暗杀行动。但她被捕时神情镇定,全无害怕之意,能够用英语和警察对话,还会说一点马来话,令人对她的身份产生怀疑。

    马来西亚当局还认为,金正男身边有比较严密的保安,但还遭到暗杀,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工才能做到。

    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曾一度被认为是接班人,金正恩上台后,他一直流亡国外,并受中共当局保护。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强烈批评金正恩政权,并预言朝鲜体制垮台。外界认为,此次金正男遭暗杀,预示着中共与朝鲜政局生变。

    (记者欧阳静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接受金正男报警机场警员:他当时还是相当清醒的

    (原标题:他当时还是相当清醒的)
    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机场遇害事件继续发酵。红星新闻记者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昨日,事发地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首位接触金正男的马来西亚警员接受了红星新闻专访,他告诉红星新闻,金正男在报警时还处于清醒状态。
    一名要求匿名的机场媒体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金正男连安检处都未通过,即遭人在乘客众多的登机大厅伤害。这位媒体负责人说, “大家看到的报道,说(金正男)在候机室等待,都是不对的。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在登记处外面的地方。”红星新闻记者问: “是餐厅还是厕所外?还是这里(柜台)?” 他对红星新闻记者指向柜台前的一片空间,点了点头。
    多家媒体报道,金正男遭喷射不明液体后,求助于一名在机场的女客服人员,之后在这名女客服人员的协助下,向机场驻守的警员求助。这名第一个接触金正男的警员MOHD ZUL告诉记者,金正男当时还是相当清醒的,可以向女客服人员说出事发经过,该名女客服人员也向警方描述了事发经过。
    MOHD ZUL说,“当时是(13日)上午约9时,一名机场女客服人员带着一名男子来到柜台,对方声称遭两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朝他的脸喷射(泼)了一些可疑的液体。”MOHD ZUL随即将该名男子送往机场诊所,并由另一名警员提供协助。MOHD ZUL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得知,该男子的姓名是KIM CHOL,出生日期是1970年6月10日,护照号码是836410070。
    马来西亚移民局总监拿督斯里慕斯达法(DATO MUSTAPHA)披露,此案正由警方调查中,包括涉案者身份、死者护照与名字真伪等。红星新闻向其询问金正男此前入境马来西亚次数,以及是否于本月6日入境马来西亚时,慕斯达法拒绝回应,称详情将由警察总长丹斯里卡立对外发表。
    媒体报道称,马来西亚警方昨日逮捕疑涉加害金正男的其中一名女子后,目前正全城追缉另外4男1女在逃疑犯。报道称,落网的越南籍女嫌犯(20余岁)告诉警方,她与另一名女同伴前来马来西亚旅行,同行的另外4名男子(嫌犯,目前在逃)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告诉她们,要进行一场恶作剧的“恶搞综艺”,并指示她与同伴分别使用喷剂朝金正男脸部喷射,另一人则以手帕捂住金正男脸部。
    警方消息指出,2名施袭女子得手后乘坐出租车离开,另4名男子则分成两组逃离机场。之后,6人一同前往沙叻丁宜的酒店,落网女嫌犯供称,在她入住酒店后第二天,同行女子与另外4名男子表示要出外,随后不再返回。据了解,这名女嫌犯声称寻找同行友人,在第二天早上重返机场,因此遭到逮捕。
    据悉,马来西亚警方在案件发生后,先向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汇报,同时突击了巴生谷的两间朝鲜餐馆。据悉,马来西亚警方依据机场闭路电视中取获的照片,逐一对照餐厅女招待的样子,但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疑人士。

    最新消息:中共工业重镇大庆市爆发大型抗议活动

    最新消息:中共工业重镇大庆市爆发大型抗议活动



    2017-02-14 13:33:04 作者: 良知媒體

    最新消息:黑龙江省大庆市政府前爆发大型抗议活动。抗议市民自发组织抵制大庆忠旺铝业在大庆建厂。该厂建成后向空中日排放二氧化硫16-19吨,年排放氟化物230吨。位置在高新区,居民密集,周围有三所大学及外包园软件园。视频中红色横幅是:抵制忠旺 拒绝污染 。 

    人群聚集地是市政府门前,这是现场刚刚发生的,大庆市民自发组织抵抗大庆忠旺铝业在大庆建厂,高污染,位置在居民区,周边有三所大学,还有新建的小区。最后一个视频时长10秒的那个,里面的红色横幅是:抵制忠旺 气绝污染抵制忠旺!!从每个人做起!!

    大庆市民的这次反对忠旺铝业大庆建厂的自发游行活动,给2017年“情人节”这天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希望能在赶走忠旺铝业的若干年后大家还能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天,上万民众为了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生命在寒风彻骨中付出的热情。致敬所有的无名英雄!



    司馬遼:有貧富差距就有左右分派



    .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一對男女結為夫妻組成一個小家庭,由於性別歧視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在這個初生的小家庭中,相對來說都是丈夫最富而妻子最窮。但當這個家庭有了小孩,丈夫也把自己賺到的錢交給妻子保管之後,由於大人小孩工作能力大小不等的原因,就變成家長最富而小孩最窮。所以在一個家庭內必定有貧富差距,而類推到一個社會情況就更複雜也必定有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可說是永恆不滅,區別只在於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其統計公式就是國際上通行的基尼係數。

    (注:基尼係數是1943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基尼係數是比例數值,在01之間,如果世界上所有收入都被一個人收入囊中,其他人分文未得,則基尼係數為1;如果世界上每個人賺的錢都一樣多,那基尼係數就是0。市場經濟國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標準為:基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4-0.5之間表示差距較大;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懸殊。)

    既然貧富差距永恆不滅,那麼左右分派也將永恆不滅。

    .左派右派名稱的起源
    “左派”與“右派”這一對名詞誕生於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1789717日,法國巴士底獄被攻陷,第三等級的代表掌握了政權。然而,由於階級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陣營出現了分化。在1791年召開的立憲會議上,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的議員和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工人和廣大農民的議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米拉波一夥,只要求對舊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對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對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級下層的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等,由於不滿意君主立憲的統治,要求將革命繼續向前推進,由此形成了兩派。當時,擁護革命措施的議員佔據了議會左邊的席位,反對繼續革命的議員佔據了右邊的席位。這個頗具戲劇性的歷史場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語言中,在詞彙中便出現了“左派”與“右派”這一對政治概念。

    現在國際上通常將進步或激進者、偏重於維護窮人利益者、在公平與競爭中偏重於公平者、在國家財政中偏重於財政赤字者等,統稱為“左派”;而將倒退保守者、偏重於維護富人利益者、在公平與競爭中偏重於競爭者、在國家財政中偏重於財政盈餘者等,統稱為“右派”。

    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舞臺上,通常把代表窮人利益的主張劫富濟貧奉行無神論共產主義要搶佔富人財產減少貧富差距的實行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的那一派統稱為左派;而把代表富人利益的主張劫貧濟富奉行有神論馬太效應要保護私有財產擴大貧富差距的實行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的那一派統稱為右派。

    比如:

    在多黨競爭的民國時期,各種政治黨派林立,從主要大黨派的大概情況來分,共產黨就代表左派(主張沒收富人全部財產並對其實行專政),而國民黨則代表右派(主張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到了一黨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只剩下一黨獨大,無法從大黨派來分左右派,只能從一黨獨大的中共領導人當中來分左右派。這樣毛澤東和四人幫等就代表左派,他們主張劫富濟貧一味講求經濟公平的集體公有制大鍋飯的共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1957年戴帽的右派以及文革被打倒的劉、鄧、陶等走資派則代表右派,他們主張物質刺激拉開貧富差距一味講求經濟競爭的公私兩制分灶吃飯的半計畫和半市場經濟。


    .物極必反例一:
    19459月抗戰勝利後,本來應該休養生息重建破碎家園,執政的國民黨官員應清廉博愛全力組織富人多投資興建實業增加就業機會,讓窮人有工作有收入改善貧富差距,以免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現象,繼而讓虎視眈眈的左派(共產黨)有機可乘。但可惜只是和平了9個月就爆發國共內戰了,且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上節節失利,連年不斷的戰爭致使經濟形勢也嚴重惡化,加上美援斷絕,生產停頓物質缺乏導致嚴重通貨膨脹,民間因此怨聲四起。


    為解決通漲,到194881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佈“財政經濟緊急令”,作出全國廣播,並公佈“金圓劵發行法”,其目的是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幣。法幣在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抗戰期間,由於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國民政府為支付與共產黨作戰的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8月的604兆(萬億)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就通貨發行額而論,戰前只不過14億元。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

    “金圓劵發行法”最主要的兩條是: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30日前收兌成金圓劵,違者沒收;全國物價凍結在819日水準。

    但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造成的結果是市場上有價無市。商人面對虧本的買賣,想盡方法保有貨物,等待機會再圖出售,市場上交易大幅減少,僅有的交易大都轉往黑市進行。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後來也打到了大官僚資產階級的頭上打不下去而告失敗。蔣經國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因宋美齡之壓而被迫放人,其本人亦因此事而辭職求去。物價管制最終失敗,在111日全面撤銷。翁內閣亦在113日總辭職。

    金圓劵至1949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10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2萬倍。受金圓劵風暴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內的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大資本家的財力和資源去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亦不如鄉間農民或無產階級的無產可貶;在金圓劵發行初期或被迫、或出於信任政府,將累積所得的財產換成金圓劵。他們在惡性通脹中所承受的損失最大,部分人因而變得一無所有。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金圓劵發行,搜得民間的數億美元金銀外匯;卻失去了國內本來最應傾向他們的中產階級:城市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除了1948年國民黨在軍事上屢戰屢敗之外,金圓劵風暴令國民黨在半壁江山內僅余的民心、士氣亦喪失殆盡。內戰戰死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村窮人,因為只有農村窮人才被迫參軍,戰爭實際上也算得上是一種劫貧濟富行為,“一將功成萬骨枯”也可比喻為“劫一萬個窮人濟一個富人”。而金圓劵風暴是劫城市中產濟大資本家和政府,這樣民國政府就不但得罪了農村窮人也得罪了城市中產,可說是在劫貧濟富的道路上已經走向了極端,用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表達,就是走向了基尼係數大那頭的極端(但當時並無基尼係數的資料,所以這只能是推測)。而走向極端必然導致物極必反,最終造成整個民國政府的迅速崩潰。

    (注:由於1943年在美國發明的基尼係數當時還未傳入中國,或傳入了中國但還沒有被有關部門重視,因此民國時期的中國,沒有基尼係數的統計資料。現在能公開查閱到的中國大陸基尼係數的最早資料,只得1978年的數據。)

    .物極必反例二:
    之後隨著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中共在中國大陸建政,中國大陸就由左派掌權了,跟著就一步一步地從劫貧濟富這一個極端走向了劫富濟貧的另一個極端。用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表達,就是走向了基尼係數小那頭的極端,亦即矯枉過正了。

    中共建政後,左派代表人物毛澤東統治時代(統治長達27年)一直都是實行劫富濟貧的政策,左派們瘋狂地濫殺地主富農搶佔房屋和農地、以及公私合營消滅資本家,可說是搞得腥風血雨無所不用其極。而在文革中,毛左更以反剝削為由,強制充公大量華僑房屋,而為了動員更多人打倒走資派,毛左更是充分利用了每個家庭中最窮的人——未成年人(中學生)的仇富心理,組織他們成為紅衛兵去抄家、“破四舊”和造那些走資派或階級敵人的反。毛澤東為了鼓勵他們,更在天安門廣場八次接見全國各地乘坐免費火車擁入北京的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到處鼓動“造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而變成了無政府的狀態,這為掌握暴力的左派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奪取全國各地的政權,鋪平了道路。

    但當左派損害到中產階級——城市人的利益後(城市家庭子女都要上山下鄉後),以及反映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走向了小那頭的極端時,又再出現了一個幾乎與1948年民國政府潰敗一樣(都是得罪了城市中產)的物極必反的拐點。

    19558月就開始的上山下鄉有兩大模式:農場(包括兵團、幹校)和插隊。與農場模式不同:插隊屬於集體所有制,無需政審體檢等手續,也沒有嚴格的名額限制(赴邊疆除外),顧名思義就是安插在農村生產隊,和普通社員一樣掙工分、分紅分口糧。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鄉以農場模式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學生滯留學校,到1968年中國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初、高中學生(即“老三屆”)一起畢業的奇景。這年的冬季起,插隊模式就成為上山下鄉的主要模式。人數規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動員力度之強、國內外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絕後的,在文革期間,全國共有1600多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約占當時全國總共約8000萬城鎮人口的20%)。

    插隊模式不同於農場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沒有後勤保障,因此就有一個非過不可的“生活關”,一些尚未成年又在當地沒有親屬幫助的知青所處的生存困境,給他們的家庭以至整個社會造成巨大的不良影響。結束上山下鄉的理由中若干個“不滿意”也主要來自1968年以後的插隊模式。而上山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就是當年上京被毛澤東接見,為左派全面奪權立下“造反”汗馬功勞的廣大紅衛兵,他們付出了停學兩年的代價不但沒有換來上大學、較體面的工作或當官的機會,反而被貶作溫飽不保、背井離城和被人歧視的農民,這造成知青心理的極度不平衡,好多人因此而變得頹廢,或走上犯罪或偷渡之路。

    由於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都是針對富人、右派、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和走資派等等所謂階級敵人,尤其是文革的插隊把城市中產也得罪了。農村在消滅地主富農後,已經不見有富人。在201616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第二十講上作報告的陳錫文指出:“按我國政府制定的1986年的扶貧標準,倒推到1978年,我國農村有貧困人口2.5億人。但世界銀行對我國的減貧進程有他們的評價。按(2009年扶貧標準)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標準測算,世界銀行認為倒推到1981年我國有貧困人口8.39億人。”(見: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01/06/content_1958323.htm

    1981年中國人口是10.01億人,而按世界銀行貧困線標準推算出的中國貧困人口就高達8.39億人,即1981年中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高達83%而這個資料還是在“從1978年底開始,農村改革激發和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農民收入迅速提高”這個好景下出現的,如果倒推到經濟未改革前的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可能不會是83%而可能高達90%或以上。如果中國90%都是貧困人口,則除了黨員幹部、軍幹連同他們的家屬以及部分城鎮人口外(單這部分人就已占了全國人口的10%)就全部中國大陸人都是貧困人口了,而且多集中於農村,則99%農村人口都可能屬於貧困人口。劫富濟貧去到這麼盡這麼徹底也可說是千古絕唱了,中國大陸的富人幾乎全被左派消滅。

    因此,中國1978年的基尼係數雖低,但全國的普羅大眾其實都在貧困中挨餓,農村甚至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城鎮的市民雖然不會餓死,但糧食、肉類、食油和副食品等等食物的限量供應,卻使許多人都營養不良甚至水腫。中共建政後長期的貧窮落後,導致怨氣一直有增無減,直到毛澤東死後這些上升到極點的怨氣終於來了一個總爆發,致使左派的“四人幫”於1976年被抓捕入獄。

    上山下鄉實質就是劫城市中產濟農民和政府,高幹子弟雖然也上山下鄉,但大多數人都很快就通過參軍上大學等特權後門方式離開農村了。毛左的種種自私劣跡,不但得罪了所有富人也得罪了所有城市中產,尤其是受迫害的包括他們的親屬在內高達過億人的所謂階級敵人對毛左更是恨之入骨。毛左可說是在劫富濟貧和階級鬥爭的道路上,已經走向了極左的極端。而凡走向極端必然導致物極必反,最終造成整個毛左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計劃經濟迅速崩潰。

    經此物極必反的抓捕“四人幫”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右派開始上臺執掌權力,推行打開國門引進外資鼓勵發展私有經濟的市場經濟改革,從零開始培植個體工商戶、私有企業和紅色資本家,實質也是一種變相的劫貧濟富(如強拆等)或劫公濟私(如官倒等),跟著就一步一步地從毛左越窮越光榮的劫富濟貧這一個極端,走向了越富越光榮的劫貧濟富的另一個極端,並一直延續至今已長達38年。






    (表2        1985-2015年中國官方貧困標準及貧困人口數量

    如上面的表1所示,1978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1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16年這一標準約為3000元(官方標準未出,這是根據2015年貧困線2855元加上通漲率5%推算出約為3000元),從1978年算起,38年(2016-197838)來貧困線金額增長約29倍[(3000-100)÷10029];而中國GDP19783679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744127億元,增長了201倍[(744127-3679)÷3679201.3]。即是說,改革開放後這38年來,扶貧資金的增長率追不上GDP的增長率,貧困標準從表面看是調高了29倍,但真實購買力比1978年不升反降。那麼節約出來的扶貧資金去哪裡了?當然就是補助了富人、企業高管、軍人、公務員和教師等已經衣食無憂的社會精英,讓他們富上加富了。從而推高了基尼係數,造成兩極分化的貧富懸殊,社會的公平性倒退到1978年都不如,實質就是變相的劫貧濟富。

    除非把2016年貧困線標準訂正為與GDP同步增長的:100元×20120100/年,按照2016123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9370元計算,大致相當於每日一人8美元,這樣才能摘除劫貧濟富這頂帽子。否則只能說明中國GDP的高速增長只照顧了富人、企業高管、軍人、公務員和教師等社會精英的利益,而損害了窮人的利益。

    經過長達38年的劫貧濟富或劫公濟私,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一部分人富可敵國而成為亞洲首富,但另一部分人對比於1978年卻更加相對貧窮。雖然從2010年起中國名義GDP就已超越日本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由於激勵不公平而並沒有調動起全體國民的積極性,因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第九十多位的發展中國家行列。

    2013325日,正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訪問的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習近平說,按聯合國標準(注:1.25美元/天),中國還有1.28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除港澳臺地區外的近十分之一)。

    世界銀行2015104日宣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國際貧困線標準從此前的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這是世行2005年後首次上調國際貧困線標準,因此按這一個標準2016年中國將有更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見: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1005/072023404743.shtml

    但如果按1978年貧困線標準100元人民幣/年計算出2016年應為8美元/天的貧困線標準,那麼中國就將有比用1.9美元/天這個標準計算出的貧困人口更多的貧困人口。1.9美元與8美元之比約為四倍,則貧困人口數量也會增長四倍。

    據官方資料,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城市低保對象1701.1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資金719.3億元。2015年全國城市低保月人均補助水準316.6元(以2015122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6.4767人民幣計算,約為1.63美元/日),比上年增長10.9%2015年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931.5億元。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年人均補助水準1766.5元(以2015122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6.4767人民幣計算,約為0.76美元/日),比上年增長13.8%
    (見:http://news.cngold.com.cn/20160712d1903n75148680.html

    截至201611月底,全國平均農村低保標準達到了3611/人年(以2016113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美元對6.8865元人民幣計算,約為1.46美元/日),同比增長17.8%
    (見: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70123/30204440.html

    2015109日,中國各地實現城鄉低保標準並軌一體化。
    下圖(表3)是2016全國各主要城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3         2016全國各主要城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201610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提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按2855人民幣/年,即約相等于1.25美元/日),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但如果按世界銀行2015104日宣佈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從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來計算的話,農村貧困人口2015年肯定不止5575萬人。)
    (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7/c_1119730413.htm

    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方法,按照年人均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困標準的話,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將會更多。



    4       2011年世界各國/地區貧困線標準

    美國2016年貧困標準:當年一個人生活,低於14852美元;兩口子低於20025美元;或者四口之家低於30375美元。(四口之家平均為一人21美元/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2015113日在談及減貧問題時指出,貧困人口的計算是按照年收入不足2300元,是以2010年不變價來計算的,貧困人口共有7017萬人。從區域來講,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有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
    (見: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11/03/c_128389551.htm

    2016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017萬人,其中河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雲南6個省份的貧困人口都超過500萬人。貧困區域分佈廣。全國不僅有14個連片特困地區,除京津滬3個直轄市外,其餘28個省級行政區都存在相當數量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群眾。貧困程度依然深。全國還有20多萬人用不上電,數千萬農村家庭喝不上“乾淨水”,全國還有7.7萬個建檔立卡的貧困村不通客運班車,83.5萬個自然村中,不通瀝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數33萬個,占39.6%。貧困人口中因疾病導致貧困的比重超過40%,需要搬遷的貧困人口近1000萬。(見: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48317889956381172.html


    .中國歷年基尼係數統計(1981-2016)最新版:
    (基尼係數1978年城市0.16農村0.21
    1981 0.288--1982 0.2494 --1983 0.2641 --1984 0.297 --1985 0.2656 --1986 0.2968 --1987 0.3052 --1988 0.382 --1989 0.349 --1990 0.343 --1991 0.324 --1992 0.376 --1993 0.3592 --1994 0.436 --1995 0.445 --1996 0.485 --1997 0.403 --1998 0.403 --1999 0.397 --2000 0.417 --2001 0.49 --2002 0.454 --2003 0.479 --2004 0.473 --2005 0.485 --2006 0.487 --2007 0.484 --2008 0.491 --2009 0.49 --2010 0.481 --2011 0.477 --2012 0.474 --2013 0.473 --2014 0.469- --2015 0.462- --2016 0.465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k12o_KwpmnYY38Ud2Um2pxiGk9ItTn6-H2yXTUUQPng7AEbRJGviAK5xDQgMFcSgKKlQrAb0IzbRuRKVbB2rm2UsUSamrI_SO4g2DGskYG根據這些資料整理)



    5            1978-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變化曲線

    而美國有另一個中國基尼係數的統計版本:201404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宇等人的研究顯示,從2005年到2012年間,中國基尼係數呈走高趨勢,維持在0.53~0.61之間,中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已超過美國和世界大多數同等發展水準國家。
    (見:http://china.caixin.com/2014-04-30/100672246.html

    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見:

    從官方資料看,中國大陸基尼係數從1978年城市0.16和農村0.21的收入絕對平均,上升至2016年全國的0.465,說明收入差距較大。如果從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統計資料看,中國基尼係數2005年起就已超過0.5了;如果從《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看,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就達到0.73了,則中國基尼係數早已超過0.5了,這就說明收入差距不是較大而是懸殊了,亦即又矯枉過正了。
    (見:
    http://www.cztv.com/videos/xwshx/3291060.html

    .中國大陸唯一出路只有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標誌著中共左派下臺而右派上臺。在免強還算左派當權的1978年全國基尼係數約維持在城鎮0.16和農村0.21。而右派在1979年當權後,基尼係數反復上升,至1994年就開始超越0.4這條國際警戒線了。除了1999年僅此一年全國基尼係數又跌落到0.397之外,從1994年計起近二十二年來中國基尼係數都超越0.4這條國際警戒線,而按美國院士的統計則從2005年起就超越0.5這條極度危險的收入懸殊線,而按《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看,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就達到0.73超高危險線了。這些基尼係數的資料雖然大小不一,甚至相差懸殊,但指向高位卻是一致的,這證明瞭一個事實,就是右派上臺實行變相的劫貧濟富或劫公濟私,也都走向極端了,亦即矯枉過正了。

    凡走向極端都必然物極必反,在文革興起但在改革開放後消失了二三十年的“唱紅歌”,從2009年開始又在重慶市等地重新興起,而且重慶市開展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並漫延全國。從近年來這些唱紅歌懷念毛時代等群發事件中,就可窺見出基層民眾的心聲是要向左轉,即有一種迫切的劫富濟貧減少貧富差距的訴求。而習於2012年上臺後,迫於紅歌壓力亦推出眾多精准扶貧措施、以及加強了反腐力度,企求降低基尼係數和減少窮人的怨氣。因此,這幾年才有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現象。雖然按1978GDP標準計算出的2016年應有的8美元/日的貧困線來統計的話,中國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才達到1978年的貧富差距目標,但無可否認習上臺後這一段距離的確是在縮小中,只是縮小的速度太慢了。

    習畢竟是屬於右派陣營,劫富濟貧恐怕遠遠不及左派,而且基尼係數2016年又反彈為0.465,比2015年的0.462反而提升了0.003。但左派在當今只講鬥爭不講競爭的落後專制體制下,左派是無辦法自組政黨通過民主競選而上臺執政的,而且毛左也都極力反對民主真普選,因為民主真普選就意味著共產黨下臺。所以,物極必反只可能以政變等形式出現,傳聞周永康等人就是妄圖搞政變而被捕。

    既然世間不能消滅貧富差距,而有貧富差距就有左右分派,而左右派之間又不能徹底消滅對方,那麼左右派為何不和平相處呢?為何不搞兩黨或多黨競爭呢?讓左派成立一個黨而右派又成立另一個黨,這樣四年或八年就通過民主真普選來輪流執政一次,那麼貧富差距就不會走向極端了,爭權奪利也就不會爭奪到你死我活了,也不用搞什麼腥風血雨的政變了,在歷史前進的路上也走少許多彎路了,這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中國大陸有憲政民主多黨競爭的制度,或許早在1994年當基尼係數首次超越0.4的國際警戒線時,選民就會把左派選上臺了,就不至於出現二十二年的基尼係數都超越0.4的國際警戒線的這種危險的極端現象了(如按美學者計算的基尼係數,則中國大陸基尼係數從2005年起就超越0.53了;而按《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所述的基尼係數,則中國大陸2012年基尼係數就達到0.73了)。

    因此,經過了以上詳盡分析研究之後,可以得出結論: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是非常正確的。憲政民主不但能減少內戰發生的幾率,而且還能減少貧富差距、以及提高競爭力。

    以臺灣為例,民進黨就相當於左派,而國民黨就相當於右派。但近年來兩黨都將貧富分化的議題放大,以此攻擊執政黨,這在臺灣的政黨輪替中已經成為常態,幾乎又把兩黨的左右派色彩都模糊了。但左右派色彩雖然是模糊,但由於臺灣依然有貧富差距,因此依然會左右分派。

    以美國為例,民主黨的奧巴馬就相當於左派,而共和黨的川普就相當於右派。奧巴馬八年當政期間,充分照顧了欖核形最底層的窮人(主要是黑人)和最頂層的富人的利益,但卻損害了中層中產(主要是白人)的利益。結果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人多勢眾的中產就把政綱是照顧中產利益的共和黨候選人川普選上了總統寶座。

    但臺灣和美國不管是左派或右派上臺執政,都是和平友好公平競爭從來不見腥風血雨的破象,而且基尼係數都不會大起大落,都不會走向過低的0.2以下的絕對平均、或過高的0.5以上的差距懸殊的極端,不會出現極左或極右的情況,亦即不會矯枉過正。因為,當基尼係數還未走向極端之前,就已經被那些受傷害的廣大公民,通過民主真普選的和平合法方式,發揮選票的巨大無形力量而實行換黨執政了。

    .臺灣的榜樣:




    臺灣自1964年以來,在公平與競爭這兩者的關係上,處理得相當好,她既保持了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創造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奇跡,但又確保了基尼係數不超出0.4這一條國際警戒線,使GDP的成長既能惠及富人也能惠及窮人且兩者受惠程度相當,充分體現了自由、平等、民主、均富這些普世理念。不像中國大陸這樣,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是起飛了,但GDP的高速成長只惠及富人而不惠及窮人或惠及的比例不相同,造成2016年的窮人甚至比1978年代的的窮人還要窮和還沒有尊嚴,而2016年的富人則比1978年代的的富人還要富和還有更多尊嚴。如果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經濟較為平等的話,那麼1978年的中國大陸還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而現在的中國大陸就不能說是社會主義了,反而現在的臺灣更像社會主義。

    .小結:
    所以,要解決中國大陸目前這種嚴重的貧富懸殊和貪汙腐敗的社會危機,中華民國憲法的回歸大陸也是一個極好的選項,這與上面“中國大陸唯一出路只有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這個標題也並不矛盾。

    鄧小平19853月在出席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時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地走了邪路了。”(鄧小平年譜1032-1033頁)

    而事實確鑿地證明瞭,中國大陸已經兩極分化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資產階級也都產生了,因此改革開放政策也可以說是失敗了。既然經過38年的實踐證明在現有政治制度下,不能搞好經濟改革,哪為何不試一試改變這種政治制度而實行政治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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