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胜: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三)

    关于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大案要案,国人至今已是见惯不惊了,无需详述。这里,仅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编写组编写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一书的目录为例,便可说明在国企改革中,政府官员是如何“自腐败”和“大面积腐败”的——
   
   国门“巨蠹”——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案
   从能人到罪人:山西国企第一贪——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原经理、山西大典商贸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宋建平案
   酒不“罪”人人自“罪”——安徽古井集团腐败窝案
   他们被金钱击倒——武钢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集团窝案
   日进万元难逃法网——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案
   “借花献佛”牵出的腐败案——董苏皖的忏悔与“庆幸”
   “自制”的贪官——重庆市地产集团原董事长王斌受贿案
   三只“硕鼠”一个窝——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腐败窝案
   贪玩儿的贪官——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聂玉河案
   升官梦碎之后——广重企业集团原董事局主席王胜杰受贿、挪用公款案
   “轻骑帝国”的兴衰——中国轻骑集团腐败窝案
   空手套白狼——黑龙江最大侵吞国有资产案始末
   “翻车”的董事长——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晓光案
   
   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石雪炮制的“中国第一金融大案”
   “开辟财路”惹祸端——南航集团腐败案
   官商之祸——安徽省商务厅原副厅长、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蔡文龙案
   “独行侠”落网记——新乡市纺织品采购供应站原经理陈朝选案
   “杰出青年”堕落记——广西半宙制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梁卫案
   台上台下都演戏——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张海英案
   贪官缘何成为“偶像”——民族大世界原总经理杜茂基案
   赌人歧途——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德华案
   “红顶商人”和他的4000万元家财——安徽省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刘俊卿案
   电老虎“触电”——资兴市地方电力集团公司腐败案
   从一两万“小钱”开始——义乌市运输场站建设公司原总经理华灵群贪污、受贿案(12)
  
   当然,事实上这场国企改革,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一次次所谓的“深化改革”,才大致完成的。这中间最先被改革掉的国有企业,最先自然是县属和市属的,随后才依次是省属和央属的。如今,可以说在全国任何一个一、二、三线城市里,过去那些星罗棋布的工厂、车间、厂房,已经找不到了。而这些地方,已经被建成一个个现代化的社区了。也就是说,这些国企曾经辉煌一时的国有企业,早已连同厂房、设备和土地,一并给变卖出去了。以致现在在全国任何地方,要找到几家7、80年代建立的省、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可能了。而要在市、县一级找到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就更不可能了。就这样,前后仅此10余年间,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顿时在人们的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就这样,数百万亿元的国家资产,也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默默地消失了。至于这些资产究竟“转制”到了哪里,又投入到了哪里,至今依然未见哪个国家有关部门作出过任何解释。故而,也就无从得知了。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显然是大大增强了。1993年,中国经济的JDP为35333.9万亿元,而到2003年,则增长到了135822.8万亿元。也就是说,它在这10年间,将近增长了4倍。故而在此,笔者并不否定这个巨大成就的取得,而仅此是对这个巨大成就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提出否定与质疑。其原因在于这个巨大成就的取得,是以国有企业一天天烂下去,私营企业一天天好起来作为血腥代价换来的。因而,这一问题中潜藏着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国有企业该不该烂下去,私营企业该不该好起来的问题,而是这个“谁该坏”与“谁该好”的过程,有没有一个公平、公正、正义存在的问题。倘若这些基本原则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这个由JDP搭建的人间天堂再美好,也是不适宜大多数人生存下去的。
  
   话说到此,顺便提及一下即将启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根据中共于2015.8.24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来看,似乎这次改革在顶层设计上,已经与过去的改革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和进步。也就是说,它是在有了明确的目标、方式、方法、步骤、措施的保证之下,才开始进行的。而在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中,还有1万多个国企,价值134万亿没有被变卖完的国有资产,将被如数推向市场,由此而成为新一轮的世纪盛宴。对此,笔者在淘股吧网上看到一篇署名含烟翠的网文,看其题目便很有意思;“习大大上大菜了——国企改革 (央企+地方国资)含烟草”。但据笔者看来,在这个堂而皇之的改革纲要之中,却依然未见其中有一言半语,提及到如何对它进行社会监督的措施。由此显而易见,它在本质上与上一轮的改革,并没有什么“制度创新”的进步因素存在,而仅仅是与过去的“玩法”与“说法”,形式上有些不同而已。以致我们不用往下看,就可以预知其结果:待到国企改革的花儿开完时,将会有数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在欧美国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数百年的积累才会出现的亿万富豪,在一夜或数夜之间突然暴发出来,成为更多在中国实现了的天方夜谭之一。
 
   城市化建设:权力的“积极腐败阶段” ——中国经济的崛起
   
   咋看21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社会进步与变革,整个国家管理体制仍在按照“政治反动,经济正动”的模式运转着。但当此之时,原本还不大了了的中国经济,却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这个好时机,是由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带来的。因为正是9.11这个突发的恐怖事件,使已经出现裂痕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重大转机。于是,随着中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联合反恐战线的形成,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商迅速升温。由此伊始,很快呈现出一个世界各国纷纷看好中国市场,争相向中国投放金融资本、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的热潮。于是,在这种百年难逢难遇的国际大环境之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或者说,是中国经济在久病初愈,需要强精健体的关键时候,正好恰逢其时地赶上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快车,进而一步驶入到了国家经济大循环的轨道之中。
   
   但以上这些,仅此是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一面。而内部政治生态环境问题的一面,却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这中间,由于前一阶段那种权力的“自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任何遏制,反而在“讲政治”、“与时俱进”等政治口号的华丽装饰之下,蔚然成了到处飞舞的“国风”。由此而使权力的腐败,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无法刹车的惯性力量。进而在无形之中,极大地左右和牵制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和走向。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远不及由与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提出,后经中共十六大确立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影响更为深刻与透彻。这里,对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探讨,由于不是本文的主旨,故不论及。而仅以它对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负面作用,单独就事论事。
   
   众所周知,“三个代表”的核心价值指向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打造出来后,中共随即按照这个带有纲领性的理论,对整个国家机器进行了新的升级换代。其结果,就是一大批所谓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私营企业家,和一大批所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专家、学者,被分别安排到了全国各级人大、政协之中。个别地方,甚至还让他们入了党,进入到了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中。由此往好的方面看,是过去那种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彼此不相识,而不利于互相沟通和配合的局面,随之得到了改变。从而,有利于政府对地方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的统筹、调配及其合理利用。
   
   而往不好的方面看,问题就大谬不然了。其原因在于:此时的政府官员与与私营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之间,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此后无论干什么,怎样干,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而不需要任何渠道的参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个代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就是为政府官员打开了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大门。进而在整个政治层面上,形成一个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三位一体,利益均沾共享的分配格局。或者说,是绘制出了一幅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在台下分享改革红利,知识精英集团在台上为之制造道理,吆喝叫好的“盛世图”。而本文所述说的权力的“积极腐败阶段”与权力的“全面腐败时期”,正是由此开始的。同时,中国经济也是依托于此,开始走向崛起的。
   
   再说2004年前后的中国经济,由于世界各国资本、人才、技术的大量流向中国,广东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以及渤海湾地区,已经建成了生意火红的进出口加工贸易区,并开始呈现出资本有余,资源不足,需要向内地寻找市场的势头。而处于内陆腹地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虽然没有沿海、沿江地区那样的地利优势,但由于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也逐渐成了外商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于是乎,一个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开发建设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而这,即是广义上的城市化建设。它既包括城市的各种经济建设,如街道、道路、社区、公园以及生产、服务型企业等等;也包括其它公共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国际机场、国际港口、大型水利电力工程、大型车站、码头等等。所以,笔者所说的城市化建设,并不指单一的城市建设,而是包含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各种经济建设活动在内。故此,本文对其中的城市化问题,也不论及。仅此对城市化建设中与权力腐败有关的问题,进行论述。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由于有了前两个时期的基础和积累,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大的改善和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显著增多。而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总量,也明显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强度和力度,其中包括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达到了驾轻就熟,无往不利的地步。故而,从国内外吸引而来的外资总量,也明显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以此之故,它的开发、建设范围、规模、程度等,都是过去已经50年来所没有的。同时,由于东南沿海城市的影响和辐射,内地那种地区性、行业性、单一性的发展理念,也逐渐被跨地区、跨行业、多样性的发展理念所取代。而具体反映在现实层面,就是东西部经济的联合与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全国各地都在齐心协力搞城市化建设的局面。而这一切,都为中国经济后来的崛起,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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