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胜: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四)

    而从政治方面看,就与此大相庭径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还依然处在“政治反动,经济正动”的二元对立状态之中。其原因是:由于前两个时期,甚至包括政治中国时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非但没有通过政治层面得到解决,反而在“不折腾”的政治口号之下,被一个个“和谐”下去了。于是,许多原本不可调的国事民瘼问题,也在人人“向钱看”,个个想发财的时代浪潮中,被销声匿迹了。换句话说,就是此时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与社会孤立,与他人孤立,而没有任何政治德行和公共德行的利己主义者。以此之故,也就没有人会关心那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了。
   
   可这种国民对政治普遍冷漠的状态,则正是旧体制得以存在,权力腐败出入无人之境的土壤和疆域。对此,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专制本性多疑,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是它长存的最佳保障。所以它通常竭尽全力地隔离他们。人类心灵的所有罪恶之中,利己主义最适合于专制。”因此,政府官员在这种国民普遍不问政治的国情下,几乎都变成无所畏惧、敢作敢为的开拓型人物了。于是,他们搞地方开发、建设的积极性,顿时普遍高涨。换言之,就是此时的政府官员对于腐败,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状态,变为主动争取和积极创造状态了。因而,他们在具体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想的便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利益了。而这,即是腐败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设租、索租问题。而中国这一既关乎数亿城市人切身利益,又关乎数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化建设,却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意识“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的。
   
   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它的最初起步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问题。因而,此时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所有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用在在了如何“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上。由此而使许多地方政府,实际变成了一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公司和董事会。书记、市长则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这种政府官员变身为经济人的情况,记得几年前在一本名为《金融市长》的畅销小说中,曾有过精彩的描写。书中的主人公田地,本是京城一个具有双博士学位的技术型人才,但却被一纸调令下派到某大市当市长。由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没日没夜地与“找钱”活动纠结在一起。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上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下至副市长、各局局长,都成了一帮子围着钱转圈圈的经济人。最后,又都一个个掉进钱和美人交织的欲海里,再爬不上岸了。若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手中拿到国内外“招商引资”的“开发、建设”项目,都是他们自己选定的。之中,哪些项目能够赚到大钱,只有他们知道。最后,又是由他们与投资商“勾兑”而成的。所以,在这种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他们还见钱眼不开的话,就无疑是怪物了。
   
   其实,这种政府官员围着钱(投资商、开发商)打转转,钱(投资商、开发商)又反过来围着政府官员打转转,最后两者一家亲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并非仅仅在“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活动中才有,而是在所有与城市化建设有关的经济活动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与公共建设有关的大型项目中,就更为普遍和突出。因为这些项目越大,也就越有“蛇吞象”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也就常常是政府官员权力争夺和利益争夺的重点。只不过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则不知有多少政府官员由“孔繁森”变成了“王宝生”。但倘若有哪只“苍蝇”不幸被拍打出来的话,接着倒下去的“苍蝇”和“老虎”,就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的了。而这种大项目出大贪腐案的情况,在习近平上任以后被打掉的几百只“苍蝇”和“老虎”中,也最为常见和典型。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是城市化建设中社会反映最强烈、民众责难最多的问题。因为今日的中国,尽管它的外在形象如何强大,但它潜藏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大地存在着。这就是由于失地农民有6500万人之多,各地维权、上访人群始终络绎不绝。而这部分人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表面示弱,实际示强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善处和缓解的话,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任何持续发展的后延了。显然,这些问题存在,无疑都是城市化建设的直接后果。其具体表现有如下:一是旧城区改造而牵涉到居民的旧房拆迁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一是新城区建设而牵涉到农民的土地流转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是由于政府在其中与民分利不公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政府官员与投资商、开发商互相勾结,共同与民争利造成的。特别是在这中间,经常出现的血腥暴力拆迁现象,更是这些问题的极端表现。当然,这其中更为根本和要害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处于“积极腐败阶段”和“大面积腐败时期”,无法遏制与制约的问题。
   
   这里,为了说明在城市化建设中,旧房拆迁和土地流转问题的严重性,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情为例。在西南某中心城市里,有一个两条河流环绕,旁边有湖泊相映的地方。过去这里曾经是周围有数千亩良田沃土环抱的一个公园。十几年前,由于它周边的地段,已经被建成了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的地价便随之高涨。但政府在把这个地方建成高档社区之前,采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和措施,以每亩210万元的土地征用费,从农民手里流转到了土地。可政府拿到土地后,仅仅对它作了简单的“三通一平”,便以每亩2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而开发商又以每亩380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香港来的开发商。同时,此地农民原有的住房被拆迁时,政府给出的拆迁费是每平方米4100元,而开发商建成别墅后,是每平方米20000余元。因此,被拆迁后的农民不服气,理由是他们被拆迁的房屋,与现在建成的别墅在品质和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由于以上原因,此地农民经常聚众到政府申诉,要求增加补偿费。以致不时出现农民被警察强行驱赶,而发生冲突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在此,笔者并非认为农民的做法,都是合理的。而只是觉得政府在征用土地和拆迁旧房时,如果稍微考虑一下市场价格因素,而不是用权力来决定价格的话,哪里会有这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被国内外专家、学者非议和质疑最多的“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无限度的城市化建设造就的。换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的JDP数量,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而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惜一切搞城市开发、建设,其根本原因和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越来越奢华的庞大财政开支,无法从地方的实体经济企业中获得,而只有从房地产的高额利润中获得。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流转后的税收是属于地方财政所有的,而不像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那样,获得的税收是属于中央财政所有的。由此,他们对于搞地方的城市化建设,才始终充满了积极性。再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地方政府管理的所有资源中,只有土地资源是唯一不用投入成本,便可以瞬间赚到大钱的买卖。所以,他们才不管那些肥田沃土被建成一片片水泥和钢铁森林后,有没有人入住,子孙后代有没有益处,而只管自己有面子上有政绩,银行里有大款就行了。由此而使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走火入魔,至今已经现出果累累的态势。据《人民网》2015.1.25转载《中国经营报》“盘点10大鬼城 房屋空置率达90%”一文的报道,中国房产泡沫产生的10大鬼城,可容纳34亿人居住,但入住率不到10%。
   
   根据以上非议和质疑,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质疑下去的是:如果说中国经济的JDP,真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那么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与尖锐了。因为在中国现在通行的房地产经营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银行以“房贷”形式购卖的。其中,由购房者首付开发商20——30%,其余部分由购房者每月向银行支付本金和贷款利息。实际上,也就是则需要购房者以一辈子的精力和代价来偿还。但在这笔房产交易中,真正的活钱(现钱)部分,已经被开发商和贪腐官员先拿走了,而死钱(需要20——30年才能收回)却留给了银行,也就是留给了国家。倘若,一旦购房者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抑或社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那么这些国家的钱,也就等于付之东流了。且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无穷的情况下,谁能够保证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不会在中国爆发?倘若,由此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那么结论就很不乐观了——“权力的积极败”,不仅害民害国,还将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就这样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一路高歌猛进,仅此4年时间,J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至2009年便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贡献在内,也包括私营企业和其它济成分的贡献在内。虽然,这在许多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充满东方神奇的中国故事。而在那些以成败论人论事的中国模式论者看来,更是一个魔幻无穷的中国神话。但是,这在笔者看来,却只能是一个西方没有的腐败经济学故事和神话。因而,对它只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都是一俊遮百丑的中国特色病,信不得的。除非你自己是1001丑!”
  
   
   
   注释:
   
   (1)、《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3)、《谷俊山大案背后的较量》《明报月刊》2015年6月号
   
   (4)、《保福寺桥神秘车祸》《中国观察网》2014.12.27
   
   (5)、《邓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网》2007.2.15
   
   (6)、《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李咏胜 《中国人权》2009.1.17
   
   (7、《还原牟其中:1995》李咏胜著 《博讯文坛.:李咏胜文集之四》2007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9)、《国有企业》杂志 2014.07.28
   
   (10)、《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 、秦晖著 东方出版社 2012
   
   (11)、《国企腐败案件被揭露奏响体制改革的前奏》乔新生 中国网 2014.6.27

   (12)、《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编写组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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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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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全文完)


(2015/10/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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