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种国民对政治普遍冷漠的状态，则正是旧体制得以存在，权力腐败出入无人之境的土壤和疆域。对此，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专制本性多疑，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是它长存的最佳保障。所以它通常竭尽全力地隔离他们。人类心灵的所有罪恶之中，利己主义最适合于专制。”因此，政府官员在这种国民普遍不问政治的国情下，几乎都变成无所畏惧、敢作敢为的开拓型人物了。于是，他们搞地方开发、建设的积极性，顿时普遍高涨。换言之，就是此时的政府官员对于腐败，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状态，变为主动争取和积极创造状态了。因而，他们在具体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想的便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利益了。而这，即是腐败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设租、索租问题。而中国这一既关乎数亿城市人切身利益，又关乎数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化建设，却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意识“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的。
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它的最初起步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问题。因而，此时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所有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用在在了如何“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上。由此而使许多地方政府，实际变成了一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公司和董事会。书记、市长则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这种政府官员变身为经济人的情况，记得几年前在一本名为《金融市长》的畅销小说中，曾有过精彩的描写。书中的主人公田地，本是京城一个具有双博士学位的技术型人才，但却被一纸调令下派到某大市当市长。由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没日没夜地与“找钱”活动纠结在一起。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上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下至副市长、各局局长，都成了一帮子围着钱转圈圈的经济人。最后，又都一个个掉进钱和美人交织的欲海里，再爬不上岸了。若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手中拿到国内外“招商引资”的“开发、建设”项目，都是他们自己选定的。之中，哪些项目能够赚到大钱，只有他们知道。最后，又是由他们与投资商“勾兑”而成的。所以，在这种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他们还见钱眼不开的话，就无疑是怪物了。
其实，这种政府官员围着钱（投资商、开发商）打转转，钱（投资商、开发商）又反过来围着政府官员打转转，最后两者一家亲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并非仅仅在“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活动中才有，而是在所有与城市化建设有关的经济活动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与公共建设有关的大型项目中，就更为普遍和突出。因为这些项目越大，也就越有“蛇吞象”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也就常常是政府官员权力争夺和利益争夺的重点。只不过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则不知有多少政府官员由“孔繁森”变成了“王宝生”。但倘若有哪只“苍蝇”不幸被拍打出来的话，接着倒下去的“苍蝇”和“老虎”，就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的了。而这种大项目出大贪腐案的情况，在习近平上任以后被打掉的几百只“苍蝇”和“老虎”中，也最为常见和典型。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是城市化建设中社会反映最强烈、民众责难最多的问题。因为今日的中国，尽管它的外在形象如何强大，但它潜藏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大地存在着。这就是由于失地农民有6500万人之多，各地维权、上访人群始终络绎不绝。而这部分人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表面示弱，实际示强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善处和缓解的话，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任何持续发展的后延了。显然，这些问题存在，无疑都是城市化建设的直接后果。其具体表现有如下：一是旧城区改造而牵涉到居民的旧房拆迁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一是新城区建设而牵涉到农民的土地流转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是由于政府在其中与民分利不公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政府官员与投资商、开发商互相勾结，共同与民争利造成的。特别是在这中间，经常出现的血腥暴力拆迁现象，更是这些问题的极端表现。当然，这其中更为根本和要害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处于“积极腐败阶段”和“大面积腐败时期”，无法遏制与制约的问题。
这里，为了说明在城市化建设中，旧房拆迁和土地流转问题的严重性，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情为例。在西南某中心城市里，有一个两条河流环绕，旁边有湖泊相映的地方。过去这里曾经是周围有数千亩良田沃土环抱的一个公园。十几年前，由于它周边的地段，已经被建成了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的地价便随之高涨。但政府在把这个地方建成高档社区之前，采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和措施，以每亩210万元的土地征用费，从农民手里流转到了土地。可政府拿到土地后，仅仅对它作了简单的“三通一平”，便以每亩2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而开发商又以每亩380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香港来的开发商。同时，此地农民原有的住房被拆迁时，政府给出的拆迁费是每平方米4100元，而开发商建成别墅后，是每平方米20000余元。因此，被拆迁后的农民不服气，理由是他们被拆迁的房屋，与现在建成的别墅在品质和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由于以上原因，此地农民经常聚众到政府申诉，要求增加补偿费。以致不时出现农民被警察强行驱赶，而发生冲突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在此，笔者并非认为农民的做法，都是合理的。而只是觉得政府在征用土地和拆迁旧房时，如果稍微考虑一下市场价格因素，而不是用权力来决定价格的话，哪里会有这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被国内外专家、学者非议和质疑最多的“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无限度的城市化建设造就的。换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的JDP数量，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而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惜一切搞城市开发、建设，其根本原因和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越来越奢华的庞大财政开支，无法从地方的实体经济企业中获得，而只有从房地产的高额利润中获得。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流转后的税收是属于地方财政所有的，而不像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那样，获得的税收是属于中央财政所有的。由此，他们对于搞地方的城市化建设，才始终充满了积极性。再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地方政府管理的所有资源中，只有土地资源是唯一不用投入成本，便可以瞬间赚到大钱的买卖。所以，他们才不管那些肥田沃土被建成一片片水泥和钢铁森林后，有没有人入住，子孙后代有没有益处，而只管自己有面子上有政绩，银行里有大款就行了。由此而使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走火入魔，至今已经现出果累累的态势。据《人民网》2015.1.25转载《中国经营报》“盘点10大鬼城 房屋空置率达90%”一文的报道，中国房产泡沫产生的10大鬼城，可容纳34亿人居住，但入住率不到10%。
根据以上非议和质疑，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质疑下去的是：如果说中国经济的JDP，真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那么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与尖锐了。因为在中国现在通行的房地产经营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银行以“房贷”形式购卖的。其中，由购房者首付开发商20——30%，其余部分由购房者每月向银行支付本金和贷款利息。实际上，也就是则需要购房者以一辈子的精力和代价来偿还。但在这笔房产交易中，真正的活钱（现钱）部分，已经被开发商和贪腐官员先拿走了，而死钱（需要20——30年才能收回）却留给了银行，也就是留给了国家。倘若，一旦购房者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抑或社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那么这些国家的钱，也就等于付之东流了。且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无穷的情况下，谁能够保证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不会在中国爆发？倘若，由此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那么结论就很不乐观了——“权力的积极败”，不仅害民害国，还将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就这样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一路高歌猛进，仅此4年时间，J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至2009年便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贡献在内，也包括私营企业和其它济成分的贡献在内。虽然，这在许多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充满东方神奇的中国故事。而在那些以成败论人论事的中国模式论者看来，更是一个魔幻无穷的中国神话。但是，这在笔者看来，却只能是一个西方没有的腐败经济学故事和神话。因而，对它只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都是一俊遮百丑的中国特色病，信不得的。除非你自己是1001丑！”
注释：
（1）、《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3）、《谷俊山大案背后的较量》《明报月刊》2015年6月号
（4）、《保福寺桥神秘车祸》《中国观察网》2014.12.27
（5）、《邓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网》2007.2.15
（6）、《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李咏胜 《中国人权》2009.1.17
（7、《还原牟其中：1995》李咏胜著 《博讯文坛.：李咏胜文集之四》2007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9）、《国有企业》杂志 2014.07.28
（10）、《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 、秦晖著 东方出版社 2012
（11）、《国企腐败案件被揭露奏响体制改革的前奏》乔新生 中国网 2014.6.27
（12）、《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编写组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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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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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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