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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幻灯片腾讯图片 编辑出品 Special issue in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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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就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和派系互斗中，天府之国独特的地理气候，也让外界对川人有点偏安一隅、好逸恶劳的印象。当时的川军，军纪涣散、装备拙劣，被认为是中国“最糟糕的军队”。然而这支处处被人嫌弃的部队，却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几乎无役不从，足迹遍布主要抗日战场。从“最糟糕的军队”到抗战后期赢得“无川不成军”的赞誉，四川人民和川军将士用血肉之躯重塑民族精神，捍卫祖国大好河山。本组图片鸣谢四川建川博物馆 编辑：陈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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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而四川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军阀混战时期，全国各地军阀均以“统一全国”为口号，唯独四川军阀以“统一全川”为口号，20多年的内战，让不少川军将士疲于内斗、苦不堪言。图为四川大学学生在东大街春熙路宣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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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一位代人写信的老先生自发写下数条激昂的标语，贴于身后墙上，以表达他对侵略者的愤慨之情。1930年代的中国，许多地方军人还是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日寇的大举入侵，使全国人民觉醒，也唤起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停止内战，共御外侮”成为主流民意。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民族存亡和派系纷争中顺从民意选择了前者，“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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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馆藏画作描绘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公园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现场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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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川部队，沿途受到四川民众欢送。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40万人出川抗战，此后8年中，加上各种支援人员共计350万人，伤亡64多万人，居全国之首。为了抗日，川军执行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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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出川川军奉命分三路开赴各自抗日前线：第一路由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率领，从成都徒步经川陕公路，过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对日作战；第二路由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三路由川军将领杨森率领第20军，从贵州出发，直接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制图：张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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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川军装备之差、军纪之松散全国闻名，外界将川军官兵形容为“草鞋军”、“双枪将”，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人还有一支大烟枪，即使是土枪士兵也合3人一支，很多部队还装备着大刀。图为建川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三支川军竹制旱烟竿，烟竿上烫印了抗敌内容“中华男儿 上战场打日寇”、“旌旗一片立功劳 万马军中赴战场 马上官长传下令 不除日寇不回乡”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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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山西战场的川军，装备仅为老套筒步枪和大刀。10月当这支军队途径陕西宝鸡时，一位目击这支队伍的美军观察员曾这样描述道，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服带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以及脸盆、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者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样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军队，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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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出川时已秋末，不少士兵仍身穿单衣脚扎草鞋，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开赴山西前线。在晋东娘子关，川军由于装备低劣加之缺乏野战医疗救护，在日军炮火及飞机扫射下，川军尸横遍野仅十几天便伤亡过半。当时在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本地晋绥军眼中，川军就像叫花子，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军需补给无人过问，不仅枪支弹药连吃饭穿衣都要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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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画报中刊载的参加太原会战的川军士兵。这支当年在川中为王的军队在与日军作战同时，为得到补充见军火就枪，见粮食就夺，军纪涣散无法收拾。一次路遇晋军军械库，这些装备寒酸的川军士兵竟破门而入，将里面的枪械抢劫一空。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简直是一群土匪，要川军立刻走人，第二战区养活不起。蒋介石闻报后，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程潜部下，结果程潜也不要，最后还是第五战区李宗仁收留了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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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江东下出川抗战的川军，四川古道多沿江岸而行，部队行进十分困难，这张照片反映了当时出川部队搬运辎重越过山崖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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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处处被人嫌弃的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川军第20军在杨森的率领下千里跋涉开赴上海参战。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也最差。20军26师，是淞沪会战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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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日军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城市化为废墟。在淞沪会战中，川军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沙场，仅2000余人撤退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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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1937年12月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打响徐州会战，其中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成为抗战后正面战争取得的首次胜利。图为中国守军在台儿庄地区沿着湖岸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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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战区、二战区嫌弃的川军第22集团军，最后被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收留。李宗仁坚信世间“无不可用之兵，只有不可为之将”“诸葛亮还扎草人做疑兵呢，川军总比草人强几倍了吧。”于是，第22集团军转战第五战区，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怀着对李宗仁的知遇之恩，川军在滕县保卫战中浴血杀敌，打出了川军的声威。图为台儿庄战役中山东的巷战，中国军队正在攻击日军一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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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的一处防御工事。古城墙用黏土增强，以抵抗炮击，白天官兵在战壕里躲避炮弹，晚上利用突袭阻碍日军行进。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历史奇妙的巧合，让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在山东滕县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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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进犯滕县的日军共三个师团，总兵力约3万余人，配有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并有空中掩护。负责守卫滕县的是川军第22集团军122师，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部队，师长王铭章心里清楚凭着川军的实力，这个地方守不住。但他对士兵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1938年3月17日，日军攻陷滕县，王铭章以身殉国。滕县一役，川军城内外总计伤亡5000余人，日本也死伤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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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章的遗体后来由属下以高粱秆佯作柴火运出滕县，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颁发国葬费四万元，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并原籍四川省新都县建墓立祠，以彰英烈而慰忠魂。遗体运到徐州，经武汉、重庆、成都，沿途各界民众迎柩，隆重公祭。图为1938年5月9日，湖北汉口，战地服务童子军高举王铭章将军的遗像，引导阵亡英雄的花圈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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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王铭章将军的灵柩运抵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武汉万余人民群众，前往迎灵。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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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馆藏照片，上有儿童八十余人，原版题字“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另在照片上方有钢笔注释：“在台儿庄战役抗日”，这些孩子都是烈士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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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1945年，国民革命军中尚有战斗力的部队30%为川军，实际战斗人员甚至超过了中央军。在全国各大战场都可见到川军的参与，在抗战中阵亡的12位国民革命军上将中，有3名为川军将领：饶国华上将、王铭章上将、李家钰上将。据统计，川军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图为日军画报刊载的武汉会战中，参战的川军少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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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第20、30集团军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山崎大队。图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国士兵展示缴获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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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这个大后方是战时“陪都”所在地，为了打击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四川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省份，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造成重庆10000人以上死亡，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图为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防空洞惨案，数千名平民因窒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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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图为1941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市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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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时大后方，四川为抗战贡献的兵役劳役、粮食、税收等也是全国最多的。图为四川民工运送粮食，尽管蜀中饥馑，仅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从四川收谷8228.6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也负担了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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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鄂西前线的民工翻山越岭搬运物资。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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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滇、川黔、川湘、滇缅等交通路，前后从四川征工总计在250万人以上。图滇缅公路上筑路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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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共动员民工90万人参加。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铺平跑道。图为1944年3月，四川民工拉着巨石碾子修筑成都机场，从这里起飞的B-29轰炸机，可以直接飞到日本本土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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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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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馆藏日机残骸制成的戒指。1940年初，日机轰炸重庆，被击落飞机一架，坠落于合川地区，时值冯玉祥发起“献金救国”活动，决定将该日机残骸上的金属铝制成戒指和印章回赠捐赠者作为纪念。这些用日机残骸制作的戒指上，刻有“抗日”、“救国”、“民族至上”、“还我河山”、“抗战到底”等爱国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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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中国派往印缅战区配合盟军作战的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四川在一月内征召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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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应征，请缨杀敌，迅速在全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热潮，并很快促进了全国“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保卫祖国，青年从军异常热烈，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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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春。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到1945年2月。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人以上，占四分之一强，居各省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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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在前线川军英勇杀敌，血溅沙场。在后方四川人民踊跃捐款捐物，从各方面支援抗战。建川博物馆馆藏“死字旗”，记录了1937年冬，四川安县曲山镇王建堂与100多热血青年，向安县政府请缨杀敌。在义勇壮丁们即将出发时，王建堂父亲王者成送了一幅出征旗。大白布中间是一个大大的“死”字，上书“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尸”等字句，王父是以“死”字相激励，勉励其保家卫国，誓死与共。这面旗，正是“川人从未负国，国人亦不负川”的真实写照。
鸣谢 : 四川建川博物馆
图片编辑 : 陈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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