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蕉風
編者按：黃蕉風先生的這篇網文，以歷史性的資料，為中國大陸數千萬基督徒指明了方向：積極入世推動社會正義、推動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光復！
需要指出，本刊編輯部認為黃蕉風先生對蔣公所說孫中山先生“融貫耶穌革命的精神”略有誤讀，蔣公的意思並不是把孫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本質定位於“耶穌革命”。從上下文來看，“耶穌革命的精神”本意似為耶穌的“革命精神”，而不是“耶穌革命”這一概念所蘊含的精神。正如本文另一處蔣公引文所闡釋，蔣公認為耶穌革命精神“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耶穌言行體現了“‘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
孫先生之所以能夠發動和領導以救國於存亡之秋（民族）、建設憲政民主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民權）、使人民享受富足安樂的生活（民生）為目的國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融會貫通了耶穌革命精神，即博愛的精神和革命犧牲的精神。這種革命精神，不分教派關愛著全中國人民，並不以傳教為直接目的，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光復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確立必然有利於基督教福音的傳播。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友們，你們必然已經認識到了中共的邪惡，讓我們更進一步，在行動上不但不順從這個邪惡的政權，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投身於新時代的國民革命，光復中華民國、建設憲政民主——這，就是耶穌精神的踐行。
1947年12月25日，攸關行憲與否的《中華民國憲法》正式生效。此後每年的12月25日被中華民國政府定為行憲紀念日。這一日也正好是普世基督教文化中各國人民慶祝耶穌基督誕生的日子。《中華民國憲法》融攝中西方制憲技藝之長，充分考慮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部憲法很大程度上也承載了以國父孫文和先總統蔣中正為代表的一代民國志士的民主憲政理想。時值行憲第66個紀念日，亦即主曆第2013個年頭，筆者擬談談國父孫文與先總統蔣中正的基督教信仰，並期望重新喚起中國基督徒對時代的擔當和對社會的責任。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國父被清廷通緝，成為欽犯，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被迫流亡海外。清廷得知國父到了英國，早已密令人員實施誘捕綁架，在倫敦清使館外，被二華人“挾予而入”（《孫文：倫敦蒙難記》）。在此命懸一線的時刻，全靠其恩師香港雅麗醫院院長康德黎博士的全力營救而倖免於難。康博士亦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倫敦蒙難是國父革命事業的轉捩點，國父的殉道似的革命者形像被輿論廣泛傳揚，其革命事業也得到海外華人的同情和支持。至此國父革命意志更加堅決，而信靠上帝之決心更加堅定。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博士，國父恐怕無法得知其在倫敦的地址，亦無法送出求救之訊息。此足以證明確有上帝奇妙的計畫與測不透的恩典。
倫敦脫險之後，國父親筆寫信給區鳳墀長老，自述身陷囹圇而唯獨倚靠上帝保守的信心之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簡地利、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著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癲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為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沙侯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即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藏，雖清勇陰謀，終無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還家，亡羊複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國父在致其師康德黎博士的書信中說“余現正努力謀中國信仰之自由，並預蔔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聖道，日見興旺，此則堪以告慰者也”。國父的一生，是滿有基督徒生命的一生，他所領導和實踐的中國革命，亦是學效耶穌基督扶弱抗暴、高揚公義的精神。國父自證其從事革命運動與建國事業，乃受上帝呼召所作的工。民國14年3月31日彌留之際，他以堅貞的語氣，對家人摯友作最後遺言。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在其一生中，從港粵到星洲到美國，皆有基督徒同道鼎力相助，矢志追隨，鄭士良、陳少白、隨皓東、左鬥山、王甫賢、何啟、林文慶、黃康衢、趙明樂、趙峰琴、張果、司徒南達、黃旭升、毛文明、伍盤照、伍於衍、黃佩泉等皆為基督徒。先總統認為國父領導的革命本質上是一場耶穌革命：“總理以悲天憫人為懷，融貫耶穌革命的精神，本著‘博愛’兩個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著‘犧牲’的精神，來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滿清的帝制，創造中華民國，完成他民族革命基業”（《蔣中正：為什麼要信仰耶穌》）。
先總統蔣中正在公開言論中很少談到他的基督教信仰，經過西安事變之後，他開始公開地向大眾做信仰見證。1938年4月16日，即復活節前一日，先總統應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邀請向全國基督徒發表廣播演講。他延續前一年講題《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作進一步的證道，以《為什麼要信仰耶穌》為題，闡述前一年演講所言“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的意義，強調“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是犧牲的，是聖潔的，是真實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奮發的”。在西安事變中，先總統把自己的命運全然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經歷了與上帝同在的宗教經驗，戰勝了悲觀和絕望的試探，對耶穌基督產生了更明確更堅定的信仰。
西安事變中，蔣公被逆賊劫持並威脅，“有以條件相要脅者，有以甘言相誘惑者，有以武器相恫嚇者，有以交與‘人民陣線’公斷相威脅者，險像環生，不可言喻”。但他想起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四十天，以及在客西馬尼園最後的禱告與十字架上的受辱，就更加提振精神，“故余更能提高正氣，以與叛部作激烈之抗爭，且嘗准備以十字架被難之精神，於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作最後之犧牲，以求無負生平之所期，到此自覺神明泰然，引為欣慰”。西安事變平息後，亦未嘗有激烈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報復，對其善後處理，乃遵循耶穌謂彼得饒恕仇敵七十個七次的教訓，給予逆賊改過自新的機會。先總統說：“事變既平，叛首自知為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然余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綜耶穌一生，無日不在蒙難期間，其堅苦卓絕博愛慈祥之精神，澈始澈終，未嘗稍懈，而余所得之教訓，要亦以此為最大”、“故益覺從事革命者，所恃唯信仰之人格，處艱危之際，決不肯苟全性命，以虧損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質言之，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絕不能受束縛者。亦信仰中之自信心所致也”（《蔣公日記》）。
蔣公談到“為什麼要信仰耶穌”時，認為有如下三個理由：一、耶穌是民族革命的導師；二、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三、耶穌是宗教革命的導師。蔣公說：“我常常研究耶穌革命精神的基礎到底在什麼地方，我體會他的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耶穌一生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又以慈悲為懷，扶助弱者，言行間處處顯出他‘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國近百年來情勢，與耶穌當時所處環境幾乎不相上下，孫中山即是本著耶穌的精神奔走革命”（《為什麼要信耶穌》）。蔣公繼承國父遺志，也是在精神上繼承了國父作為一個中國基督徒而努力為更新轉進中國傳統文化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理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作為二戰中付出傷亡最大，損失最慘烈的中華民國，本可以對日本予取予奪，施加報復。但蔣公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中要求全國軍民秉持“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兩項民族傳統高貴德性，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日本無辜人民加以侮辱；這充分體現了基督登山寶訓中要門徒“愛人如己”以及“愛你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的謙卑、忍辱、寬容、與人為善的偉大教訓。
由於大陸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樣教課書史學的影響，國父孫文和先總統蔣中正作為基督門徒的一面長期遭受遮蔽或者扭曲。孫蔣二人不但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還是以儒家為精神底色信仰基督教的中國式基督徒的典範。他們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溫情和敬意的同時，亦以個人的整個生命做見證，行事為人滿有門徒的身量。觀諸歷史，今人不宜以孫蔣作為革命領袖的政治身份而論斷其迷戀“地上的事情”使得基督信仰不純粹；《聖經》也從來沒有教導人們放棄公共職責之履行而作一個“私人化”的基督徒。
80年代以後，大陸基督教爆炸式發展，基督徒人口“井噴”式增加，中國基督徒的身影卻在許多公共領域缺席，中國基督徒的聲音在文化界知識界也面臨失聲。當中國教會之領袖和信眾敢於對同志平權、女權主義等倫理性質軟話題投注大量精力的時候，卻似乎不願意對底層抗暴、憲政民主等公共性的全民性的話題發表看法，除了恐懼所謂“政治風險”，恐怕也與當今教會神學思想建設刻意遮罩並澹化基督徒承擔世俗責任的政治神學敘事有關。
自五十年代開始，“新”中國經歷完全的去華夏並完全西化的歷程。幾十年來在民間或思想界形成的各種革命新思潮都傾向徹底斬斷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從馬列主義到自由主義，從崇蘇到崇英美，從革命英雄主義到資本功利主義。更有甚者如80年代的“雙劉”，劉曉波提出“中國需要像香港被殖民300年”以及劉小楓提出的“徹底中斷中國文化傳統”——可以說而今崇洋媚外的國人之大腦仍然是別人思想的跑馬場，並未比偽啟蒙學人進步到哪裡去。而作為一個西方教會言說傳統下的基督徒還是一個中國文化言說傳統下的基督徒，則關係到一個中國基督徒的身份構建問題。隨著民國熱、儒學和諸子學復興、漢語神學和基督教研究的發展，“西體中用、47複憲、重回傳統、民國當歸”已成為了民間有識之士的一種普遍共識，對民國的重新敘事具有了超越過往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堅實的歷史基礎和文化當量。基督福音若要在當今叩開中國這塊磐石，其實可以從中找到相應的資源和全新的契機。
在這種局面下，重提並正視國父孫文和先總統蔣中正的基督教信仰就具備了一種“更新轉進”的維度，並非為了再樹立一種新式的“聖王”崇拜，乃在於喚起中國基督徒之社會責任和公民意識，以便參與到基督“宇宙性救贖”中全然解放全然轉型的過程當中。從他們的基督信仰來看，中國基督徒政治家或者中國基督徒公民之身份建構並不必然地相互拒斥，而是完全可以達致三位一體的共融和諧。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聖經·新約·雅各書》。對於一生“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遺囑》）的先總統而言，他的一生正是以行為踐行基督之道又憑信心領受基督之道的中國基督徒的典範。蔣公說：“我是一個革命黨員，我必須遵守革命的紀律，我又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必須遵守教會的戒條，我的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紀律和戒條，無論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絲毫的損失，則我對基督、對總理就要成為叛徒，且將何以對千萬為抗戰犧牲的軍民同胞在天之靈？這樣，任何人都可以依據紀律與戒條來制裁我”（《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又說“此余所以始終成為總理救國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為耶穌救人救世之信徒也”（《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
對於當代中國基督徒，究竟可以從孫蔣二人身上看到什麼？孫蔣皆謂基督徒與革命者之身份並不互相排斥，反而相互助力；那麼中國基督徒的門徒責任和公民意識就必然互相排斥，且非此即彼嗎？觀之今日中國基督徒群體，我們可曾一肩挑起基督徒和教會的世俗重軛，敢於在不公義的社會裡做光做鹽，扶危濟困，勇敢抗暴，聲援底層，並行出耶穌基督門徒的樣式？還是以“因信稱義”為藉口，到處兜售廉價恩典，販賣虛假希望，配合左右互搏，目底層工農為變革的無效資源，沉醉於中產階級的審慎魅力，然後“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百年之後，我們到天上見主面的時候，又有何面目自詡耶穌基督在世間的門徒，又有何面目面對國父孫文和先總統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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