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何要挑拨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关系？
[摘要]徐靳之间的关系则单纯的多，实质就是同僚之间争夺政治资源与上司青睐的竞争关系。
甚矣，小人之不可与共事也！段祺瑞举身以听徐树铮，极心腹之，寄以为是可以始终助予者矣。今据本报北京通信所言，段氏此次卖国密谋之破露，于徐树铮不能无疑。卖国是何事？徐树铮是段祺瑞何人？据彼两人情感而言似不宜有此，然而亦足以利相结者矣。
这是一则登于1918年4月15日的《民国日报》第2张第7版上的时评，题目是《小徐忍负老段耶？》，作者署名湘君。凡是稍懂近代掌故者，必知徐树铮乃段祺瑞的得意门生和亲密战友。既如此，那么此则时评为何称小徐“负老段”，言“卖国密谋之破露，于徐树铮不能无疑”呢？
时评内容及写作背景
此则时评内容简单，字数寥寥，其中却自有玄机。若欲解之，最要者便是厘清段氏之“卖国密谋”究竟所指何事。以时评时间1918年4月15日推之，可基本确定段祺瑞政府之“卖国”情事主要有二。
其一为向日本借款一事，借款时间横跨1917年到1918年。此事主要交由曹汝霖、徐树铮处理，因有日人西原龟三为寺内内阁之中介，故称“西原借款”。段意图通过此一借款维持政府基本财政需要，同时巩固实力，实现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日本则以此获得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大量权益。台湾学者徐炳宪对借款的大体情形进行过较全面地统计，形成下表：
其二乃与日本商讨共同防敌之事。所谓“共同防敌”是指中日两国共同抵御新成立之苏俄政府。虽迟至1918年5月才正式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但在此前已酝酿许久。日本企图以此干预俄国革命，同时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段政府亦亟需日政府之支持，故协定之签署实为双方各有所图。“共同防敌”事交由靳云鹏负责。
这些“卖国密谋”在当时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仅《民国日报》在4月10日至20日之间有关“段氏卖国”事件的报道即有将近50篇之多，且持坚决反对之态度，对于“共同防敌”一事抨击尤力。直斥段政府此举是为掩坏法之罪，戢护法之争，移义军心志，欺国民耳目，是“盗卖中国”、“凭恃外援压服异己”的无耻行径，并认为“国本所关之大问题，不能轻遽决定者也”。感情之激烈可见一斑，而开篇之时评便是在此全国哗然之背景下诞生的。
三对关系
“湘君”为何会将段祺瑞卖国密谋的破露与徐树铮牵扯上呢？二人之间究竟为何种关系？
1901年时，21岁的徐树铮便结识段祺瑞，受段赏识，成为其书记官，后又被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入段幕府，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民国后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其在反袁称帝、府院之争、讨平张勋、武力统一等问题上都坚决拥护段，为段出谋划策，人称“小扇子军师”。即便在对日问题上也与段态度一致，赞同借款与《协定》。在直皖战争中为段之总参谋长，1922年代表段策划了孙、张、段的“反直同盟”。二次直奉战争后，又被段派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
由此可见徐树铮是立场坚定的皖系人物，徐段二人关系极为密切，段对徐有知遇之恩，徐亦是段的重要帮手。段徐二人既是上下级，又兼师生以及幕主与幕僚。如此，“湘君”所言泄密一事则越发令人不解：关系如此密切且利益纠缠的两个人，会出现“出卖”情事吗？“以利相结”又当何解？
刊登于同一天的《民国日报》上的另一篇新闻报道，为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中日秘密交涉原是非常秘密的，但中国人之秘密总带有几分渗透性。……而渗透性最大者，莫如头等活动之政客，及爱逛窑子之任职人员。
……原此次中日秘密交涉尚未为各方所注意，……及内阁问题起，小徐（徐树铮）老靳（靳云鹏）汹汹欲一决雌雄。靳在段前之资格不深于徐，而徐在今日之勋业远大于靳，照例老段宜委屈以从徐，涕泣以罢靳，才算得情义两全。段竟宁使小徐动气，不肯放老靳下朝。其间固已有一片隐情，足与靳代表外交之委任相呼应矣。小徐一战不胜遂忿忿以出，不及三日，京报即有登载此秘密行动者。于是一孔漏百孔穿，种种亡国条件逐渐披露于外。……余所以有头等政客渗透性之说也。
外交部司员某某，友朋中多称之为小刀口三者，言其快口也。……昨某于酒酣耳热后告记者曰：“......总长（陆徵祥）装病，司员落得偷懒。”又诘以何以装病，某更得意曰：“我们这位陆总长何等漂亮，他肯替人家背卖国恶名么？”……余所以又以渗透性人物之佳号赠诸此公者也。
此则材料所欲言者，即卖国消息之“渗透”乃分两途，一是“头等活动之政客”，另则是“爱逛窑子之任职人员”。最要者，则是其提到了徐树铮与另一名段祺瑞心腹“老靳”靳云鹏之间的矛盾，段竟“宁使小徐动气”，也要袒护靳云鹏，使靳“代表外交之委任”。尤值注意的是，文中言小徐“忿忿以出”，之后“不及三日”，“京报即有登载此秘密行动者”，于是“种种亡国条件逐渐披露于外”。言至于此，似明指小徐因老段派靳云鹏参与中日交涉（共同协定之事）忿忿不平，进而出卖老段，如此一来又恰好与“头等活动之政客”相呼应。
若凭此便认为小徐出卖老段“铁证如山”则为时尚早。要弄清此则报道的真实性，尚有两对关系亟待梳理，即徐靳关系及段靳关系。
靳云鹏于1898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学习，当时的学堂监督即为段祺瑞，1902年时靳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提调，总办又为段祺瑞，故二人关系渐密。1909年靳云鹏赴昆明担任第十九镇总参议也是经由段之举荐。民国后靳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之后任山东将军，与段之关系日趋紧密，尤其是黎段府院之争时颇受段倚重，被列为段手下“四大金刚”（其余三个是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之首。在讨伐张勋、参战问题以及武力统一政策上亦全力支持段，并主持与日本签订了“卖国密谋”之一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虽然在1919年后两人关系滑向冰点，并最终彻底决裂，可毕竟是后话，在1918年，两人尚亲密如常。就两人关系的发展脉络而言，段靳关系颇与段徐关系相类，同样包含了上下级、师生以及幕主与幕僚等多重关系，就师生一层关系而言，段靳甚至要亲于段徐，段可以算是靳的老校长。不过在派系上靳似乎不如徐纯正，靳与其余各派关系较为复杂，他与冯国璋是同学兼同事，与曹锟是拜把兄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关系网遍布直奉皖三派，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徐树铮可能更得段祺瑞之信任。
徐靳之间的关系则单纯的多，实质就是同僚之间争夺政治资源与上司青睐的竞争关系。二人同为段祺瑞之亲信，自段氏掌权起，矛盾便日益激化。据靳的老友谭志清回忆，徐树铮对于靳的攀升颇为不服，初则遇事意见分歧，继则相互排斥，二人同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徐则处处揽权，故意使靳难堪，两人的矛盾逐渐表面化，靳竟负气常常不来办公。段祺瑞从中调解也无济于事，只得将靳外放以减少徐靳摩擦，这反而令靳觉得是段有意在疏远自己，遂更加恨徐。徐于1918年8月21日致倪嗣冲之电文中曾提到两人之间的冲突：
翼青（靳云鹏）前托云沛（曾毓隽）转陈芝揆（段祺瑞），谓：用又铮即勿用我，用我即勿用又铮云云，芝揆斥其妄谬。翼青办事虽无长才大力，然心术确非坏人。此不过小人唆使，弟决不置之心坎，近与往还商事，颇称融洽。
可见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地步，虽然徐自称两人“颇称融洽”，字里行间仍不免对靳的嘲讽，称靳办事“无长才大力”。
段氏偏袒老靳之事亦非空穴来风。《申报》上的一篇报道也反映了在这一阶段，段徐二人关系因靳云鹏而略有紧张：
徐树铮为段总理所最器重、最信任之一人，此为全国之人所共知者。最近徐树铮之举动，如不满意于张志潭之为国务院秘书长，并不满意于靳云鹏诸人，又不满意于现实之各阁员，此均有事实可因。以上种种原因，段总理对于徐树铮遂不免退有后言，以其恃功而骄，于自己面子上未免下不去也。……昨日有人言谓：徐树铮不知从何处又扣得一批军火，或云系给与山东者。段总理闻知此事，大有微言，有“又铮要是如此干法，我的总理是不能做了”。
可徐树铮会因此而出卖老段吗？似还不至于此，至少徐刻意散布“密谋”的可能性不大。一则因为两人在此事发生之后的关系如旧，若真有出卖之事发生，老段被人人喊打，焉能再与小徐共事？且以小徐的政治头脑，断不会因与靳云鹏之竞争而辜负段祺瑞多年之信任，行出卖之事，况且对日问题小徐也参与其中，多加擘画，刻意散播恐会自污其名。排除了徐树铮主动泄密的嫌疑，答案仍有多种可能：或是小徐无意间说漏嘴，或是小徐的部下亲友在小徐未知的情况下泄密，一如前文所言“外交部司员某某”；参与对日计划的不止徐树铮一人，其他人员也有泄密之可能。
那么，在多种可能性并存之下，《民国日报》为何独独咬住徐树铮不放？在时人目光皆聚焦于段政府的卖国问题时，为何却笔锋一转，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花费两篇文章的力气提及出卖老段的“嫌疑人”呢？“要闻”一直是《民国日报》中紧扣时事的部分，时评虽反映作者本人主观情感更多一些，但也断不至于制造花边新闻博人眼球。所以，《民国日报》此举，背后必有更复杂的动因。
《民国日报》与民初革命
前文尚未提及时评作者为何方神圣。其实，“湘君”乃该报创始人之一的叶楚伧（1887－1946）之笔名。叶氏祖籍吴江，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著名报人、小说家。早年是苏州著名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之中坚，1916年又与同是同盟会会员的邵力子（1882-1967）合办《民国日报》，1924年以后进入政界，主要在文化宣传方面任职。
报纸是用来反映办报者的意图的，两位主编既均是同盟会会员，且该报最早由同盟会元老陈其美倡议兴办，其后更发展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报，故其政治立场与政治性概可知矣。
实则从发刊之日起，《民国日报》便旗帜鲜明的站在革命党一边。时值袁氏称帝，《发刊词》首句即言“帝制独夫暴露之春，海内义师义起之日。”在之后的报道中，不断称呼袁世凯为“独夫”，其政府为“恶政府”，其复辟行为是“神奸窃国”，并以“大登殿”讽其登基闹剧，斥其“恬不知羞”者比比皆是。袁殒命之后，该报仍称其为“恶贯满盈之袁世凯”、“袁逆”、“袁贼”，行文中亦颇有喜色，认为袁死使“吾民究多一息生机矣”。且称呼护国军为“义军”，并持续刊登《西南义军纪闻》，政治立场跃然纸上。在这期间，该报还专门对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进行了报道，借缅怀逝者来抨击袁氏。
1917年的护法运动，该报也是进行了持续的大篇幅报道，旗帜鲜明的反对段祺瑞政府无视约法的行为，直斥段政府为“非俟依据临时约法组织之正当政府”，称段祺瑞“僭窃总理”，“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段派之唯一计画在假共和”，并发出了“誓死推翻武力主义”的呼吁，颇具煽动性。
“卖国密谋”一事亦发生于护法期间。在此将当时几大报纸对“卖国密谋”一事的报道进行了统计，时间范围限定于4月10日至20日之间，因此一时段基本涵盖了此事从披露到沉寂的过程。
首先是数量上的对比，《大公报》关于此事的报道只有6篇，《益世报》有20篇，《申报》21篇，《顺天时报》最少，竟无一篇，大概因其为日资报纸，对于中日敏感话题自是少提为妙。然而《民国日报》竟有将近50篇，数目实在惊人。就标题与内容观之，《大公报》所涉内容均系“要闻”，笔调较为客观平和，无过多政治色彩与个人感情；《申报》报道数量不可谓少，但是态度较中立；《益世报》稍微激进一点，然亦止于将借款斥为“亡国借款”而已。反观《民国日报》，从标题到内容几乎都充斥着濒临“亡国灭种”之愤恨，矛头直指段祺瑞政府，而其“务必速开国会”的呼吁也正响应了护法政府的诉求。
综上所述，《民国日报》所涉政治活动颇多，而作为革命党的舆论阵地，在报道数量上保持压倒性优势，在报道内容上情绪激进、极富煽动性则是该报“维护革命”的两种实现形式。至于“小徐负老段”的问题，大体可以断定，无论是从情谊上还是从利益上小徐都不会做出出卖老段之事。小徐对于段祺瑞来说实在是难以或缺的重要帮手，故小徐的“出卖”之举极可能是该报的污蔑，用以引导舆论，实现离间徐段、分裂北京政府的意图，由此似又可总结出该报实现其政治利益的第三种形式，即捕风捉影、煽动舆论。不过观“小徐负段”一事，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故这一形式在此事上并未成功。
参考资料
《民国日报》（1916-1918）、《申报》（1918）、《大公报》（1918）、《益世报》（1918）、《顺天时报》（1918）
李新、孙思白 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
徐友春 编，《民国人物大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新 总编，韩信夫、姜克夫 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一册•第八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徐炳宪著，《段祺瑞与民国初年的内阁》，传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徐树铮电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王云五 主编，徐道邻 编述，《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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