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汉大学校史馆主任秦然总结:“高校内迁的意义有三。一是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二是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
1937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被日寇军机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迁往内地，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
今年是同济大学自李庄回迁上海70周年。11月26日，同济大学文科办、同济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校史馆和四川宜宾市李庄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同举办了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研究者们齐聚同济，探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大学与当地的文化互动。
“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和文化抗战的大学有不少。”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说，“回忆抗日战争，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一批大学，在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畏艰险、辗转办学。”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原档案馆馆长朱大章感慨，在同济最困难的时候，李庄人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支持同济到李庄办学。
于是，在6年多的时间里，同济学子在李庄的庙里上课、在李庄的茶馆自习。每逢周一周二，工学院的学生还坚持去工厂实习。同济也以科学与知识回报李庄人。当时的同济工学院用仅有的一台发电设备点亮了李庄的第一盏电灯，使得李庄镇通电领先于宜宾县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当地人惊恐地称之为“麻脚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疗亦无办法。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曾派人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西迁李庄后，一日同济人在宜宾中学聚餐，饭后有37人发病。同济医学院教授唐哲初诊病患为钡或磷中毒，其后还发表了《李庄所见之痹病》一文。内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后也发表了《痹病》一文。最终，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着有毒的氯化钡。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邓瑞麟的这一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学术奖励一等奖。
“小小李庄的居民们与数量众多的来自外乡的人们交流交融着。虽然时常也会有文化碰撞和不和谐，但从许多故事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同舟共济’精神的故事。”江波如是说。
带动当地社会开化
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常有趣闻。比如同济西迁李庄后，李庄老百姓看到有尸体被抬进同济医学院，而且“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又不敢吱声。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同济师生穿着白大褂，正拿着刀子对台子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下江人吃人啦！”（由于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当地人就称同济人为“下江人”）一时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后来，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当地人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朱大章说：“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 ‘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起在抗战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1938年迁来贵阳后，大夏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 ‘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
“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 。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汤涛评价，社会调查部还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著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带动当地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内迁的几所高校不仅发展自身，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说，1936年交通大学入学新生有217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来自西南地区的仅有5名四川籍学子。但交大渝校明显在西南地区增加招生，仅1944年入学的学生中，四川、重庆籍的就有63人。“生源结构的改变，反映了交大内迁后给西南地区适龄青年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有利于提高本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的发展是学校和所在地方的双向互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为例，“云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1938年而言，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师资力量更是捉襟见肘。而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则为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云南带来了新气象。
西南联大的西迁极大推动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云南当时仅有的高等学校——云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金富军说，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时机，为云大增添了吴文藻、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赵忠尧、严济慈、华罗庚、赵访雄、 陈省身等一批学者。金富军认为：“西南联大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积极服务云南地方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表征之一，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办学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
“西迁办学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大学为延续中华文明、保存知识分子、 服务抗战建国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伟大壮举。”在浙江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淑锵看来，那时的大学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交大渝校师生之中，以后成为院士者多达21人，其中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设计者”许学彦、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庄逢甘、自动化工程奠基人张钟俊、“中国通讯元勋”张煦等。
“曾经川江（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是中国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欧七斤说，内迁重庆后，交大造船系的系主任叶在馥主持设计了川江轮船，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长江上游航运不能顺利通航的难题，“这也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员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济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江鸿波也称，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的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
武汉大学校史馆主任秦然总结：“高校内迁的意义有三。一是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二是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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