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赵晗）“没有悬疑了。聂树斌案的平反，指日可待。”6月14日，聂树斌案首位报道者、《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前《河南商报》顾问马云龙这样对财新记者解读聂树斌案再审决定书。
2005年3月，时任《河南商报》代理总编辑的马云龙发表文章《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第一次提到聂树斌案可能另外存在一个凶手：王书金。自那时起，马云龙开始为聂案奔走呼吁，希望早日还回聂家清白。时隔11年，聂案终于等来转机。
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决定重审聂案，并于6月8日向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送达再审决定书。
负责复查此案的山东高院表示，聂案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对山东高院上述意见，马云龙并不感到意外，只觉苦等太久。
从2005年聂树斌案被揭露至今，已经过去了11年。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聂母张焕枝“到处奔波，到处碰壁”，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想过放弃。
6月14日，在聂树斌位于石家庄西郊的家中，马云龙对财新记者讲述了聂树斌案11年艰难平反中，几次重大转折和突破。
转瞬即逝的曙光
2005年3月，马云龙的报道发出后，全国几百家报纸转载。
起初，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聂树斌案首次见报后，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刘金国很快召开了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确立了三条工作方针：第一，要成立一个聂树斌案专案组，一个王书金案专案组。第二，为了保障专案组的正常工作，当场批了15万元经费给这两个专案组。第三，尽快完成调查，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媒体报告。
马云龙本以为，这意味着聂树斌案将很快平反。
没想到的是，承诺一个月拿出结果的刘金国，一星期后被调离这个岗位。刘金国的公开简历显示，2005年3月，他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
在马云龙看来，当年刘金国关于聂案的处理是明智而斩钉截铁的。他一直在追问，“是谁让他调走的？”马云龙说，这是在聂树斌案变化过程中，“到现在还没有解开的迷”。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聂家还是没有等到当初许诺的调查结果。不仅如此，当张焕枝开始申诉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两年苦等判决书
在忍受了十年的屈辱和难以言说的痛苦后，张焕枝终于看到了为儿子平反的希望。村民抢着看《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的报道，纷纷替他们眼中乖顺的聂树斌喊冤。
张焕枝开始申诉，但从2005年2007年，河北高院一直不接受张焕枝的申诉状，理由是缺少判决书。
根据马云龙和张焕枝的说法，河北高院说，没有判决书就是不受理，这是规定。张焕枝对财新记者回忆了她那两年的艰难：“1995年枪毙我儿子的时候，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河北高院回她说：“那个我不管。反正你没有，我就是不受理。”
两年间，张焕枝往返于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和最高法院，要求补发判决书，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当年不给你判决书，是因为当时没有规定要给死刑犯的家属判决书。现在我们也不会给你补发。”
这个死结的突破在于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树亭。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他通过多方查询，得知被害人父亲康老汉手中留有一份当年的判决书。但当他和聂母登门拜访时，遭到了强烈的拒绝，康老汉视聂家为仇人，老死不相往来。
李树亭慢慢接触了康老汉三个多月，并帮他处理了一些法律纠纷。取得了康老汉的信任后，李树亭终于看到了当年的判决书。
“我一口气复印了二十多份”，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其实没有必要复印那么多份，我就是觉得来得太不容易了。”
2007年7月，拿到判决书后，张焕枝直接前往北京最高法院。对方见到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没有判决书你不来了吗？”张焕枝说：“有了！”最高法院很吃惊。
于是，他们接受了张焕枝的申诉。
2007年11月，最高法院把张焕枝叫去，给了她一个函，对她说：“拿着回去吧，受理了以后，我们发回给河北高院了。你们去找河北高院联系吧。”
张焕枝找到河北高院，对方说：“知道了，放这吧。”
七年沉寂
从2007年底接受张焕枝申诉，一直到2014年12月，又过了七年，河北高院对聂案的复查，纹丝未动。
张焕枝曾经一个月跑几十次法院，却得不到任何消息。
“什么努力都做了，但还是无能为力，这种感觉最令人痛苦。”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
几近绝望的李树亭曾经剃度出家，希望缓解内心的苦闷压抑。
在案子一点儿也动不了的时间，张焕枝脑中也想过放弃。“该做的都做了，得不到公正的答复。但是心里不愿放弃，就为了给我儿子平反。”
在看不到一点星光的时候，马云龙能做的就是劝张焕枝坚持。他最常告诉张焕枝的就是：“大姐啊，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一条路。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最坏的情况了。不仅儿子被杀了，冤枉还没人管。你只要坚持下去，还能坏到哪去？他们总不会把你儿子从坟墓里拉出来再枪毙一次？因为你替你儿子伸冤，他总不敢把你也枪毙了？”
谈及聂案迟迟不动背后的阻力，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起码是河北省，背后还有什么力量不清楚。”马云龙说，河北省的公检法，包括河北高院，一直在拒绝复查聂案。
“我觉得这些都该在追责的时候一笔一笔讲清楚。”马云龙说，“当时谁阻碍这个案子的复查？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和“张越们”面对面
在马云龙看来，聂案平反11年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13年。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河北公检法虽然一直回避聂案，但并非铁板一块。2013年6月，马云龙从公安系统关注聂案的人处得知，河北省不但不打算给聂案平反，反而将对王书金案进行二审，有河北工作组劝王书金翻供，否认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
“他们要杀王书金。”马云龙担心，这将导致聂案平反无望。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现在说穿了，就是和张越们，一次面对面的斗争。”
马云龙获悉，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张越，下决心把聂树斌最重要的证人王书金杀掉。二审之前，他仓促把王书金提到一个有关部门位于河北的秘密关押地方，对他施加压力和酷刑。
“不是用酷刑逼着王书金认罪，而是逼着王书金把已经认的罪否定掉。打他，让他翻供。”马云龙说，在二审前不久，甚至由河北政法委举行了模拟审判，让王书金把经过酷刑后编排的假话说出来。
“这是在张越领导下的河北政法委干的一件大事。”马云龙说。得到这个消息后，他又气愤又紧张。在二审开庭前，马云龙紧急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 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并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他写道：“据来源可靠的内部消息说，王书金将在24日的法庭上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八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他是当年康菊花被害案的凶手。这样一来，八年来被舆论关注的中国当代冤案的代表聂树斌案就失去了翻案的充分理由了。这个即将出现的局面是河北省政法机构精心策划和实施的阴谋的结果。”
马云龙认为，这篇文章产生了影响。最终，王书金没有翻供。有人指责他胡说八道，马云龙解释说，他的这种做法类似排球比赛中的封网动作，以防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3年6月25日，在王书金案的二审庭审中，虽然没有翻供，却出现了律师口中的中国刑事审判“奇观”。控方拼命辩称当事人并非真凶，而被告律师极力证明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
面对检察机关并未指控的罪行，被告人王书金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是自己所为，并为此上诉。
“王书金罪不可赦。但在聂树斌这件案子上，王书金够爷们儿。”马云龙说。
“张越在这件事件打了败仗。”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他们顶过了压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严酷的斗争 河北反扑
在马云龙看来，最严酷的斗争，是在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经过半年的调查，召开关于聂树斌案的听证会。
听证会由山东高院主持，聂树斌的家属和律师坐一方，河北省的公检法坐另一方。
马云龙介绍，在这个会上，河北公检法的人员始终没有露名字。他们拿着预先制作好的关于聂树斌的片子，认为聂案证据确凿，无可争议，不应该翻案的，其态度非常明朗。
“这可以说是河北的某种力量，为了阻止聂树斌案翻案，做的最后一次反扑。”马云龙说，“多少年没有一点动静，得不到一点响应。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动静，又来一次反扑。”
4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聚焦聂案听证会。在马云龙看来，节目倾向性非常明显，“替河北说话”，否认聂树斌被冤判。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洪道德表示，聂案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
马云龙表示，这个节目当时给聂家、给律师、给关注聂案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晚，张焕枝和老伴在家中看了节目。她告诉财新记者：“当时最后说，这个案子，河北做得没有错。当时我特别气愤，我跟老头说，我要告他（洪道德）。我老头说，它（央视）有什么资格做决定啊？应该是山东高院做决定啊！”
张焕枝还担心，“上面的风是不是变了？央视都这么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没希望了？”
“这一切都预示着，聂树斌案的平反是非常困难的。不在于证据的多少。而在于有一种力量一直抵御着这个案子的复查、平反。斗争是很残酷，很激烈的。”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
时至今日，马云龙终于可以说，聂案露出曙光。马云龙相信，最高法院也许很快就会做出结论。
有限乐观，平反在即，追责无望
在问及聂案将来的发展时，马云龙用三句话总结：“有限乐观，平反在即，追责无望。”
在马云龙看来，真正的彻底追责是不可能的，因为“涉及到的事情太多了，涉及到的背景太黑暗，涉及到的人官儿又太大。”
聂案走到今天，除了张焕枝的坚持，还有团队的协作。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以聂家为中心，律师、记者、法学人士以及刑侦警察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分散河北、河南、北京等地。“没事不聚，只要这个案子出现问题，出现动向，这些人会很快聚在一起。”
马云龙介绍，这种自下而上的组合方式，在全国几乎没有过。“其他人就是自己上访告状，最后给你抓走就得了。”
马云龙认为，这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允许法律界和新闻界自由组合，是平反冤案一种不错的方式。“只要给民间一点这样的空间，人们还是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把一批人的力量组合起来做好一件事的。”他认为，聂案的经验起码给大家一些启发，不是坏事。
“司法不独立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马云龙说，“中国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进行，中国的冤案还会有很多。”
2005年3月，时任《河南商报》代理总编辑的马云龙发表文章《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第一次提到聂树斌案可能另外存在一个凶手：王书金。自那时起，马云龙开始为聂案奔走呼吁，希望早日还回聂家清白。时隔11年，聂案终于等来转机。
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决定重审聂案，并于6月8日向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送达再审决定书。
负责复查此案的山东高院表示，聂案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对山东高院上述意见，马云龙并不感到意外，只觉苦等太久。
从2005年聂树斌案被揭露至今，已经过去了11年。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聂母张焕枝“到处奔波，到处碰壁”，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想过放弃。
6月14日，在聂树斌位于石家庄西郊的家中，马云龙对财新记者讲述了聂树斌案11年艰难平反中，几次重大转折和突破。
转瞬即逝的曙光
2005年3月，马云龙的报道发出后，全国几百家报纸转载。
起初，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聂树斌案首次见报后，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刘金国很快召开了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确立了三条工作方针：第一，要成立一个聂树斌案专案组，一个王书金案专案组。第二，为了保障专案组的正常工作，当场批了15万元经费给这两个专案组。第三，尽快完成调查，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媒体报告。
马云龙本以为，这意味着聂树斌案将很快平反。
没想到的是，承诺一个月拿出结果的刘金国，一星期后被调离这个岗位。刘金国的公开简历显示，2005年3月，他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
在马云龙看来，当年刘金国关于聂案的处理是明智而斩钉截铁的。他一直在追问，“是谁让他调走的？”马云龙说，这是在聂树斌案变化过程中，“到现在还没有解开的迷”。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聂家还是没有等到当初许诺的调查结果。不仅如此，当张焕枝开始申诉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两年苦等判决书
在忍受了十年的屈辱和难以言说的痛苦后，张焕枝终于看到了为儿子平反的希望。村民抢着看《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的报道，纷纷替他们眼中乖顺的聂树斌喊冤。
张焕枝开始申诉，但从2005年2007年，河北高院一直不接受张焕枝的申诉状，理由是缺少判决书。
根据马云龙和张焕枝的说法，河北高院说，没有判决书就是不受理，这是规定。张焕枝对财新记者回忆了她那两年的艰难：“1995年枪毙我儿子的时候，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河北高院回她说：“那个我不管。反正你没有，我就是不受理。”
两年间，张焕枝往返于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和最高法院，要求补发判决书，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当年不给你判决书，是因为当时没有规定要给死刑犯的家属判决书。现在我们也不会给你补发。”
这个死结的突破在于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树亭。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他通过多方查询，得知被害人父亲康老汉手中留有一份当年的判决书。但当他和聂母登门拜访时，遭到了强烈的拒绝，康老汉视聂家为仇人，老死不相往来。
李树亭慢慢接触了康老汉三个多月，并帮他处理了一些法律纠纷。取得了康老汉的信任后，李树亭终于看到了当年的判决书。
“我一口气复印了二十多份”，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其实没有必要复印那么多份，我就是觉得来得太不容易了。”
2007年7月，拿到判决书后，张焕枝直接前往北京最高法院。对方见到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没有判决书你不来了吗？”张焕枝说：“有了！”最高法院很吃惊。
于是，他们接受了张焕枝的申诉。
2007年11月，最高法院把张焕枝叫去，给了她一个函，对她说：“拿着回去吧，受理了以后，我们发回给河北高院了。你们去找河北高院联系吧。”
张焕枝找到河北高院，对方说：“知道了，放这吧。”
七年沉寂
从2007年底接受张焕枝申诉，一直到2014年12月，又过了七年，河北高院对聂案的复查，纹丝未动。
张焕枝曾经一个月跑几十次法院，却得不到任何消息。
“什么努力都做了，但还是无能为力，这种感觉最令人痛苦。”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告诉财新记者。
几近绝望的李树亭曾经剃度出家，希望缓解内心的苦闷压抑。
在案子一点儿也动不了的时间，张焕枝脑中也想过放弃。“该做的都做了，得不到公正的答复。但是心里不愿放弃，就为了给我儿子平反。”
在看不到一点星光的时候，马云龙能做的就是劝张焕枝坚持。他最常告诉张焕枝的就是：“大姐啊，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一条路。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最坏的情况了。不仅儿子被杀了，冤枉还没人管。你只要坚持下去，还能坏到哪去？他们总不会把你儿子从坟墓里拉出来再枪毙一次？因为你替你儿子伸冤，他总不敢把你也枪毙了？”
谈及聂案迟迟不动背后的阻力，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起码是河北省，背后还有什么力量不清楚。”马云龙说，河北省的公检法，包括河北高院，一直在拒绝复查聂案。
“我觉得这些都该在追责的时候一笔一笔讲清楚。”马云龙说，“当时谁阻碍这个案子的复查？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和“张越们”面对面
在马云龙看来，聂案平反11年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2013年。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河北公检法虽然一直回避聂案，但并非铁板一块。2013年6月，马云龙从公安系统关注聂案的人处得知，河北省不但不打算给聂案平反，反而将对王书金案进行二审，有河北工作组劝王书金翻供，否认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
“他们要杀王书金。”马云龙担心，这将导致聂案平反无望。
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现在说穿了，就是和张越们，一次面对面的斗争。”
马云龙获悉，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张越，下决心把聂树斌最重要的证人王书金杀掉。二审之前，他仓促把王书金提到一个有关部门位于河北的秘密关押地方，对他施加压力和酷刑。
“不是用酷刑逼着王书金认罪，而是逼着王书金把已经认的罪否定掉。打他，让他翻供。”马云龙说，在二审前不久，甚至由河北政法委举行了模拟审判，让王书金把经过酷刑后编排的假话说出来。
“这是在张越领导下的河北政法委干的一件大事。”马云龙说。得到这个消息后，他又气愤又紧张。在二审开庭前，马云龙紧急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 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并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他写道：“据来源可靠的内部消息说，王书金将在24日的法庭上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八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他是当年康菊花被害案的凶手。这样一来，八年来被舆论关注的中国当代冤案的代表聂树斌案就失去了翻案的充分理由了。这个即将出现的局面是河北省政法机构精心策划和实施的阴谋的结果。”
马云龙认为，这篇文章产生了影响。最终，王书金没有翻供。有人指责他胡说八道，马云龙解释说，他的这种做法类似排球比赛中的封网动作，以防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3年6月25日，在王书金案的二审庭审中，虽然没有翻供，却出现了律师口中的中国刑事审判“奇观”。控方拼命辩称当事人并非真凶，而被告律师极力证明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
面对检察机关并未指控的罪行，被告人王书金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是自己所为，并为此上诉。
“王书金罪不可赦。但在聂树斌这件案子上，王书金够爷们儿。”马云龙说。
“张越在这件事件打了败仗。”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他们顶过了压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严酷的斗争 河北反扑
在马云龙看来，最严酷的斗争，是在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经过半年的调查，召开关于聂树斌案的听证会。
听证会由山东高院主持，聂树斌的家属和律师坐一方，河北省的公检法坐另一方。
马云龙介绍，在这个会上，河北公检法的人员始终没有露名字。他们拿着预先制作好的关于聂树斌的片子，认为聂案证据确凿，无可争议，不应该翻案的，其态度非常明朗。
“这可以说是河北的某种力量，为了阻止聂树斌案翻案，做的最后一次反扑。”马云龙说，“多少年没有一点动静，得不到一点响应。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动静，又来一次反扑。”
4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聚焦聂案听证会。在马云龙看来，节目倾向性非常明显，“替河北说话”，否认聂树斌被冤判。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洪道德表示，聂案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
马云龙表示，这个节目当时给聂家、给律师、给关注聂案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晚，张焕枝和老伴在家中看了节目。她告诉财新记者：“当时最后说，这个案子，河北做得没有错。当时我特别气愤，我跟老头说，我要告他（洪道德）。我老头说，它（央视）有什么资格做决定啊？应该是山东高院做决定啊！”
张焕枝还担心，“上面的风是不是变了？央视都这么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没希望了？”
“这一切都预示着，聂树斌案的平反是非常困难的。不在于证据的多少。而在于有一种力量一直抵御着这个案子的复查、平反。斗争是很残酷，很激烈的。”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
时至今日，马云龙终于可以说，聂案露出曙光。马云龙相信，最高法院也许很快就会做出结论。
有限乐观，平反在即，追责无望
在问及聂案将来的发展时，马云龙用三句话总结：“有限乐观，平反在即，追责无望。”
在马云龙看来，真正的彻底追责是不可能的，因为“涉及到的事情太多了，涉及到的背景太黑暗，涉及到的人官儿又太大。”
聂案走到今天，除了张焕枝的坚持，还有团队的协作。马云龙告诉财新记者，以聂家为中心，律师、记者、法学人士以及刑侦警察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分散河北、河南、北京等地。“没事不聚，只要这个案子出现问题，出现动向，这些人会很快聚在一起。”
马云龙介绍，这种自下而上的组合方式，在全国几乎没有过。“其他人就是自己上访告状，最后给你抓走就得了。”
马云龙认为，这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允许法律界和新闻界自由组合，是平反冤案一种不错的方式。“只要给民间一点这样的空间，人们还是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把一批人的力量组合起来做好一件事的。”他认为，聂案的经验起码给大家一些启发，不是坏事。
“司法不独立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马云龙说，“中国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进行，中国的冤案还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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