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圣
（一） 引言
（二） 对国家实现全面控制的集权政党——国民党
（三） 地方选举和民意代表选举为党外参政提供了有限空间，并为其后反对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四） 开明独裁者蒋经国对家族政权的了断和对民主转型的启动
1. 蒋经国藉着对严家淦的感谢，顺势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
2. 在198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3. 蒋经国请资深社会贤达沟通党外人士
4. 蒋经国对家族政权进行了断
5. 蒋经国决定政治革新的议题，并组建“革新小组”探寻民主改革方案
6. 蒋经国决定不再压制反对派，默许民进党成立
7. 解除戒严，解除报禁
（五） 民主派领袖操盘台湾的政治转型
8. 排除老独裁者势力的干扰，根除独裁复活的企图
9. 强化自己在党政军中的权力和地位，压制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10. 初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后，推进自由公平的立法院、省议会及县市长的选举
11. 借助学生运动推进民主改革，逼退原体制的特权享有者，但给予其优厚待遇
12. 民进党的建立，及党内温和的、主张合作的派系取得支配地位
13. 释放政治反对派，赔偿受害者，废除恶法，展现改革诚意
14. 谦恭三请反对派，通过多党协商的“国是会议”达成民主改革共识
15. 依托既有法律，推动宪法修改，建立未来民主的制度架构
16. 举行自由的，全民直接的总统大选（1996）
17. 继续推动宪法修改
18. 老大政党向在野党和平移交权力，并进一步实现两次权力轮替，民主转型成功
（六） 小结
（一）引言
中国台湾顺利地实现了民主转型，而且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经济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总结世界各国的民主历程，台湾的民主转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民国政府败退台湾，末代衍圣公也随之迁台，儒教、佛教、道教都在台湾得到比较好的传承。台湾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地区。台湾民主经历了1996、2000、2004、2008、2012几次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按照任何民主理论都可以确认其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民主转型的成功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它完全打消了中华文明不适于实行民主制度的疑虑。台湾顺利民主转型的许多做法及其将近二十年的民主实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台湾为什么办得到？我认为：台湾能够顺利实现民主过渡，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和执政党默许，甚至培植了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下面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二）对国家实现全面控制的集权政党——国民党
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集权的政党，这个集权政党也毫无疑问地维持着独裁统治，独裁统治也毫无疑问地腐败。也正因为国民党的集权、独裁和腐败，他们才丧失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的集权、独裁性质也与苏联体制有关。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并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国民党以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国民党同样是按照列宁主义组织体系构建的政党体系。蒋介石自1926年就在国民党中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到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蒋介石死后又将其统治权传给儿子蒋经国。一党独裁体制演变为个人独裁和父子世袭家族统治。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过于民主和自由”，因此开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国民党在小小台湾竟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政府单位、学校、企业和军队。农会、工会、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也实行了政委制。
国民党对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反对都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1950年代，雷震、殷海光等人出版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在1960年届满，《自由中国》发表文章，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反对蒋介石无视宪法继续寻求连任总统。1960年，《自由中国》核心成员，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雷震着手成立中国民主党，此举遭到蒋介石的强力压制，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其后台湾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十多年之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三）地方选举和民意代表选举为党外参政提供了有限空间，并为其后反对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虽然国民党对台湾政治施加了严格的控制，但与大陆不同，台湾在国民党控制之外尚能给予党外人士参加地方选举提供机会。这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不久就开始了。
1950年12月台湾省举行了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在台中市，参选人有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及其候选人。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先是请人打电话劝退，后来感到杨基先态度良好，也并不危险，就不再干预。1951年1月7日，首届4个县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基隆和澎湖取胜，而在台中和台南两市则失利。这样就在台湾开始了地方选举和有限的地方自治的实践。
虽然国民党政府允许党外人士当选县市长，但台湾地方选举和自治权都非常有限，财政、立法、政策、组织人事等权限均由中央控制，地方政府主要执行中央委托办理的事项，其实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自治事务。有人批评台湾地方自治“监护型”地方自治。在选举期间，国民党政府包办选举事务，对选举施加绝对控制，对蒋氏父子有威胁的地方领导人是不可能当选的。从1950年地方选举开始每届选举的工作人员均由政府指定，包括投开票场所的设置、投开票场所管理员的遴选，候选人资格审查，选举结果核定，选举重要案件的处理等也由国民党政府控制。
到了1970年代，为了与独大的国民党竞争，又限于不能成立正式的政党组织，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开始以“党外人士”的名义参与地方选举。
1977年是台湾地方选举的特别重要的一年，这年11月份，台湾同时举行“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是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其中，竞选桃园县长的许信良尤为引人注目。在桃园县长的选举过程中，许信良的支持者认为国民党舞弊，而政府初期处理的不当进一步引起了民愤，酿成警民冲突。最终，台湾当局不得不屈服民意，将舞弊人员“移送法办”，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桃园县长。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坜事件”。“中坜事件”使得国民党当局认识到操纵选举的可怕后果，有助于此后选举的公正举行。党外势力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对国民党党外政治力量的集结和参与政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地方选举，台湾民意代表的增额选举也为后来的民主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根据1947年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都需要在全国选举产生。这三个机构均产生于1948年5月。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这三个民意机关的代表有三分之一左右也都随之迁到了台湾，继续履行着中华民国中央民意机关的职责。但此时中华民国管辖的范围仅限于台湾省和福建省的两个县，其他省份都被共产党占领。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存在，中央民意机关就无法进行全国范围的换届选举。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事实上不能依法办理换届选举”为由，通过法律形式，冻结这些代表委员的选举，这导致代表委员成为终身制的“资深委员”，造就了中华民国独特的所谓“万年国会”。到1988年，这些终身制“资深委员”都已经高达八十岁上下，几乎完全丧失了议政监督的能力，仅仅为国民党政权的“全国性”民意提供点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上述三个顶层民意机构增补选了少数代表。1972年12月首次举办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共选出“国大代表”53名，“立法委员”51名，“监察委员”15名。至1991年“万年国会”废除前，共举办了三次增额“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选举、六次“立法委员”选举。与上述地方选举类似，党外运动也利用增额选举的机会开始在台湾集结力量，参与政治。
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的独大地位，党外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必须合作以便有能力与国民党竞争。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结合选举制度中单选区制度的实行，为后来台湾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实力接近的两党制提供了条件。
（四）开明独裁者蒋经国对家族政权的了断和对民主转型的启动
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已经被海峡两岸所公认，那么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严家淦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继任总统。但此前蒋经国已经在台湾军政两界和国民党内部牢固地确立了其权力中心的地位。1949年，蒋介石鉴于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军队政工制度，1950年3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后来蒋经国又先后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这样，他对军队就逐步确立了绝对领导的地位。1972年，蒋经国开始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在政府领域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严家淦继任总统后严守自己过渡总统的本分，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1978年1月7日，严家淦在国民党中常会十一届二中全会举行临时会议，继续推举、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这样，严家淦与蒋经国之间就没有发生权力冲突和通常会发生的猜忌。在蒋经国担任总统后，严家淦也继续在台湾政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蒋经国藉着对严家淦的感谢，顺势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
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发放至终身；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这样，蒋经国实际上也为他自己将来卸任总统安排好了退路，从而解决了几千年来独裁者难以安全下台的困境。
理解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必须认识到他首先是一个独裁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1979年，也就是蒋经国担任总统的第二年，他的政权重判了美丽岛事件的40余人，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判处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美丽岛事件在民主国家不过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游行示威活动。
此外，要认识到蒋经国的确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蒋经国对台湾经济腾飞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在此不提。政治上，早在1954年第一次台北市长选举，当党外人士高玉树战胜国民党候选人的时候，是蒋经国说服了蒋介石批准这次选举结果，而没有宣布选举无效。也是蒋经国，在1969年批准了“基层自治”选举中，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由此使台湾的民主选举有了积累经验的可能。
当然，蒋经国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晚年为台湾民主过渡作出的决定性贡献。
2. 在198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
3. 蒋经国请资深社会贤达沟通党外人士
国民党甚至主动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1982年4月28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声明：“执政党应该要诚心诚意地域党外人士沟通，以便促进全民的福祉与和平”。5月10日蒋经国邀请国民党内，党外都信任的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四人进行餐叙，打消了党外人士对执政党要取缔两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疑惧。后来，又由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四人出面，邀请国民党和党外双方代表进行沟通。这次，执政党方面派出的代表有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党外则派出了康宁祥、尤清、谢长廷、张俊雄、黄天福、费西平、江鹏坚、游锡堃参加。最后双方就有关议题达成了共识。[①]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势力又有默契。但是国民党此时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1986年5月7日，蒋经国邀见陶百川，希望他出面与尤清、康宁祥、谢长廷等“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人士沟通。这是国民党承认“党外”势力组织化的开始。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的政策便转向以沟通为主，而不再是压制。
4. 蒋经国对家族政权进行了断
1985年，蒋经国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大会上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次年，被外界揣测得最厉害的所谓接班人蒋孝武被蒋经国外放新加坡，以示其不传子的决心。
5. 蒋经国决定政治革新的议题，并组建“革新小组”探寻民主改革方案
1986年3月，国民党举行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会中，蒋经国决定了六大革新议题：第一，解除戒严；第二，开放党禁；第三，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第四，地方自治法治化；第五，改善社会治安与风气；第六，党务革新。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将“军系中常委”缩减到四人，这是蒋氏父子统治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蒋经国希望通过这样的人事安排和名次调整来宣示未来的台湾绝没有出现军政府的可能性。
1986年的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86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久旱甘霖。
6. 蒋经国决定不再压制反对派，默许民进党成立
随着蒋经国改革愿望越来越真切，党外人士也加紧活动。1985年，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
1986年7月起，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建党十人小组”开始进行私下研究组党事宜。
1986年9月28日上午九时，由135人与会的“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开会。大会开始后变更了原来的议程讨论组党事宜，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并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雷池。得到汇报并知道了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没有再采取镇压措施。他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蒋经国默许了民进党的成立。
10月15日，蒋经国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了“政治革新小组”的两项议案：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解除戒严令；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与“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承认新政党成立。
民进党成立以后，1986年10月28日，两党沟通代表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促成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第三次沟通，会后发表了两项声明：1.对于党禁开放的问题，认为说为的政治团体应包含政党，且规范出来的法令，应该是原则性的规定，并且要适用于每个团体，不能对某个团体有特殊的待遇或基于较宽的限制；2.两党定于11月初举行协商会议。[②]
7. 解除戒严，解除报禁
蒋经国宣布于1987年7月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1988年元月解除报禁。
这样，蒋经国和国民党就在事实上默认了党外建设性反对党的发展。台湾民主转型的大门也难以逆转地打开了。
（五）民主派领袖操盘台湾的政治转型
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逝世后，李登辉依照宪法继任中华民国总统。谈到民主转型，人们大多将其归功于蒋经国，实际上，蒋经国仅仅开启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民主向何处去？如何才能顺利平稳地实现台湾民主？台湾民主又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蒋经国去世的时候都毫无概念。没有蒋经国，台湾的民主还不能起步；而没有李登辉，台湾民主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则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饱受争议的言论，以及他没能在其离任总统的时候帮助国民党赢得总统选举，他的作用被海峡两岸都大大低估了。众多国家在民主转型启动以后失败了，这些教训反过来提醒我们有必要认真地研究李登辉推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具体操作过程。
8. 排除老独裁者势力的干扰，根除独裁复活的企图
如果从1927年算起，蒋氏父子统治中华民国已经60余年了，其在台湾党政军内的势力可谓根深蒂固。蒋经国去世之后，蒋家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此外台湾政坛还有一个祖母级的人物——宋美龄。早些年，蒋经国曾经像蒋介石培养自己那样着意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因为策划台湾竹联帮刺杀《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而名声扫地，难担大任。而宋美龄则是一个整个台湾政界谁都不敢开罪的一个老祖母。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依据宪法李登辉继任总统。但台湾总统权力究竟有多大是有悬念的，严家淦时期总统的权力就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权，党首的权力至关重要。党首完全可以通过组织力量和人事力量控制政权。1月15日之后，李焕、宋楚瑜、马英九等人通过沟通国民党中常委委员已经达成重要共识：由行政院长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代理主席，准备在1月27日中常委会议期间正式推出。
但1月25日，宋美龄的一封信给议定的原案带来了变数。宋美龄建议：根据党章规定，建议等到7月7日，也就是五个月以后的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做决定，在此之前则依照蒋经国在世后期的做法，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即可。夜长梦多，宋美龄企图在五个月之内发挥自己的纵横捭阖的能力继续操控台湾的政治，延续台湾的独裁体制。此时的俞国华也莫名其妙地表现出骑墙和模棱两可。台湾政坛充满了不确定。
在宋楚瑜、赵少康、余纪忠等人坚决抵制下，宋美龄的企图没有得逞。新一代台湾政治家鼎力支持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在这场抵制独裁复活的斗争中，台湾已经开放了的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经得知宋美龄的信件内容，台湾媒体群起表示抵制，以“新版宫廷政变”作出相关报道。
1988年7月7日，李登辉顺利登上国民党主席大位。在新生代台湾政治家和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宋美龄虽然出席了会议，但却发表了自己对台湾政坛的告别宣言。
至于另外一个蒋家有影响力的蒋纬国。由于媒体大肆炒作“蒋家王朝要复辟”的新闻，始终也难如其愿。
只要有新闻自由，就不会有专制独裁。
9. 强化自己在党政军中的权力和地位，压制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蒋经国在世的时候，李登辉虽然是副总统，但这个职务仅具象征意义。1988年7月7日以后，虽然李登辉当上了总统和国民党主席，但权力根基很脆弱。李登辉没有操之过急，继续保持低姿态，在担任总统的头两年，他频频拜访党内大佬，备极尊崇。
同时，李登辉通过人事调整，巩固自己的权力，摆脱了改革羁绊。在国民党内，李焕长期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把持党务多年，在国民党组织内根基很深。1989年6月李登辉任命李焕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架空了李焕在党内的地位，同时也联合了李焕逼退了原来的行政院长俞国华。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到期。国民党内有林洋港和蒋纬国意图竞选总统。李登辉私下承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支持林洋港竞选下一届总统，将其劝退。对蒋纬国，李登辉借用媒体反对蒋家复辟的舆论优势，并取得蒋孝武的支持，公开反对蒋纬国夺权。
这样，通过国民大会的选举，李登辉、李元簇于1990年3月21日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
郝柏村是国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人脉极广，是李登辉推进军队国家化的一个巨大障碍。1990年5月2日李登辉出奇招，宣布由“参谋总长”郝柏村取代李焕，组成新的“内阁”。为了消除台湾社会对军人干政的嫌疑，李登辉赞美郝柏村“民主素养浓厚”、“具有高度爱国心”，还夸郝是“有魄力的人”，“做事干脆利落”，并且还不时竖起大姆指说：“郝同志就是好同志。”由于有李登辉的全力游说，最后在“立法院”投票时郝伯村获得了81%以上的选票，顺利通过。李登辉这一举措犹如“一石二鸟”，用郝柏村把李焕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挤了下去，又对郝伯村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调虎离山”。由于郝伯村对行政事务并不在行，李登辉等于把行政院给架空了，自己则进一步掌握了行政权。同时，李登辉将自己放心的人安排进入军队，加强总统对军队的控制。这让郝伯村十分不满，府院矛盾加剧。1993年1月李登辉通过下属希望郝伯村2月1日前以“个人理由”提出辞职，避免难堪。迫于形势，郝柏村于1月31日提出“内阁”总辞。2月3日，李登辉提名由连战组阁，担任行政院长。这样，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李登辉及其支持者在党政军都建立了可靠的权威体系。
10. 初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后，推进自由公平的立法院、省议会及县市长的选举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和党禁报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政党地位。这次选举，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国民党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民进党则获得了明显进步。国民党在自由选举的机制下出现了分裂趋势，新党建立起来了，老大政党的垄断地位已然松动。此次选举显示，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逐步得到确立。
11. 借助学生运动推进民主改革，逼退原体制的特权享有者，但给予其优厚待遇
任何独裁体制都会有特权利益，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些必然会反对改革。合理地终结这些特权利益事关民主过程的成败。
在台湾，集中代表旧体制特权的就是迁台以后从未改选的国大代表。到1990年，这些国大代表都已七八十岁，被民间称为“老贼”。1990年3月16日，几个台湾大学的学生跑到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拉起一个白布条幅，上面写着“我们怎能再忍受七百个皇帝的压榨”，表达他们的政治异议。这就开启了台湾历史上著名的“野百合学运”。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有将近6000名来自全台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今自由广场）。在广场的台湾学生表现出了超过其年龄的成熟和理性。他们根据自治原则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要求与社会进行对话。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
时任总统李登辉顺应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3月21日，刚当选的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学生们合理的诉求以及适可而止的尺度把握，使他们在台湾民主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虽然有台湾社会各界要求解散“万年国代”的强大舆论压力，但过分鲁莽的行动也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弹。为了说服这些资深代表的退出，李登辉亲自拜访国大六百多名代表，请求每一位代表接受优厚的退休金退职。资深的代表们响应了李登辉的请求。尽管台湾社会为每位代表提供五百万退职金与优惠存款是不小的代价，但与民主顺利过渡这一宏伟的事业相比，实在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
今天（2015年11月9日），当我们看到埃及在民主转型上的反复，以及叙利亚、也门因此陷入残酷内战，国家被炸得残垣遍地，我们更觉得再大的金钱代价都是值得的。假如，自由民主可以用赎买的方法获得，难道这不是一个比革命更为合理的选择吗？
12. 民进党的建立，及党内温和的、主张合作的派系取得支配地位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实施戒严长达三十余年，人民的参政权是受到限制的。但由于有地方自治选举的存在，也有中央民意机构（国民大会、立法院、检察院）增额选举的存在，仍然给了部分非国民党人士一定的参政空间。党外运动逐渐发展壮大，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成为党外运动的高潮，但也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林义雄、姚嘉文、陈菊等多人并因此而入狱服刑。1980年代，党外势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不能一味维持高压统治，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建设性的反对派。因此，对党外势力的发展，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民党采取了默许、引导甚至培植的态度。
1986年9月28日上午九时，由135人与会的“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成立后的民进党经历了一个自我调适，去极端化的过程，这是很多文章没有充分论及的。
最早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是伴随着外省籍人士和本土人士之间的族际矛盾发展起来的。当时，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人数很少的精英却垄断着台湾的政治经济权力。台湾的本土人士要求得到更公平的政治经济权利。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成立正是因应了台湾社会的这一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争取台湾本地人权利甚至要求台湾独立在台湾都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但主张台湾独立必然会遭到中国大陆的坚决反对，甚至面临战争威胁。蒋介石、蒋经国，乃至国民党主流对台独主张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要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参加台湾的选举，就必须调适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便能够被垄断政党接受为在同台竞争的建设性反对派。
1988年以后，民进党内部派系之争主要体现为泛新潮流系与泛美丽岛系之间的争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是：
泛美丽岛系认为应该参与国是会议，联合国民党内的改革派，达到改革的目的；而泛新潮流系坚决不参加国是会议，以增加与国民党谈判的筹码。针对台独主张，泛美丽岛系认为不应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中，如果强行列入台湾共和国，将会导致内部派系冲突的加剧；而泛新潮流系希望民进党应公开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中。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新潮流系将未来定位于敌对关系上，而且也毫无兴趣与执政党进行任何沟通。[③]
由于泛新潮流系注意深入工农和学生之中进行宣传以扩大力量，他们在台湾群众中有非常大的影响。但随着李登辉和国民党切实有效地推动台湾民主改革，慢慢地，更加极端的新潮流系被逐步边缘化，而比较温和与合作的泛美丽岛系稳步地确立了其在民进党中的主导地位。这为台湾此后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
13. 释放政治反对派，赔偿受害者，废除恶法，展现改革诚意
李登辉表示：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他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
对于国民党迁台以后所犯下的人权罪恶，如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李登辉也很快地着手平反、赔偿工作。
从1989到2002年为止，全台总共建立了20座纪念碑。在受害者的补偿方面，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确立的赔偿标准是：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
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征的警备总司令部。同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1992年5月15日，推动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阴谋内乱罪名。
14. 谦恭三请反对派，通过多党协商的“国是会议”达成民主改革共识
完全可以理解：已经垄断政权六十余年的国民党在台湾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它完全有理由蔑视一切反对派。但李登辉却对反对党——民进党表现了格外的谦恭和尊敬。对民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理解：没有反对党的参与，民主改革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1990年，李登辉会见三月学运学生代表，同意召开国是会议，以解决重大宪政争议。1990年3月20日，国是会议拉开序幕。为了使国是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顺利产生，并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李登辉仿效三顾茅庐的精神，指派代表或亲自会面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黄信介。第一次是3月20日国民党秘书长与黄信介见面晤谈；第二次是3月29日国是会议召集人蒋彦士与黄信介会面；最后，李登辉与4月2日邀请黄信介到总统府会面协商。注意：此时的黄信介仍然是一个罪犯身份，直到1990年5月才被李登辉特赦。（黄1980年4月，因“叛乱罪首犯”身份被判刑14年。1987年5月假释出狱）
黄信介提出了四点诉求：第一，制定宪政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第二，为当年梦圆的政治案件平反；第三，政党政治应当落实，第四，应当加强对治安的维护。李登辉当面就向黄信介表达了在不违反国家认同的条件下推动宪政改革的决心。[④]
6月26日，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支持下，于台北市圆山饭店正式召开国是会议。这次会议，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通过既有法律体制逐一落实。
根据会议达成的共识，台湾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国会代表由人民直选，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
15. 依托既有法律，推动宪法修改，建立未来民主的制度架构
《中华民国宪法》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制定的，是针对一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但三年内战，国民政府被打败，退到了只有3.6万平公里的台澎金马地区。《中华民国宪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学说制定的，到1990年代，这个宪法的很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不能为台湾民主提供适当的法律基础。
“国是会议”结束以后，台湾“宪政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91年4月，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宪法修改”：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并通过了10条“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主要内容是确定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产生的法源、名额、选举方式、选出时间及任期；扩大总统权力，赋予“总统”发布紧急命令的职权；明定两岸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法律为特别的规定等。这次“宪法修改”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标志着台湾要“回归以宪法引导的宪政”。宪法修改“终结第一届资深民代，并为中央民代全面改选建立法源，确立中央民代只限于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人民选举产生，大陆地区人民在统一前，无选举权，使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能在自由地区有效实施”。
1992年5月，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二次“宪法修改”，即第二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至第18条。这次宪法修改的特别意义是第一次由台湾地区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代表”进行“宪法修改”活动。修改的具体内容有：扩大“国民大会”的职权，可以对“总统”提名的“考试院”、“司法院”、“监察院”有关人员行使同意权；“总统”、“副总统”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任期改为4年；将“监察委员”产生方式由选举改为总统提名；规定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的解散事项；提升了地方自治权的层次，赋予省、县自治法宪法法源，开放省、市长民选。这次“宪法修改”虽然规定“总统”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但是对于“总统”选举的具体方式并未予以明确。
1994年5月，台湾进行了第三次“宪法修改”。第二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对前两次“宪法修改”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调整，最后形成了增修条文第一条至第十条，主要内容为：“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总统”和“副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罢免“总统”和“副总统”的方式；缩小“行政院长”副署的范围，“总统”依“宪法”提名经“国民大会”或“立法院”同意的任免命令无须“行政院长”的副署。这次“宪法修改”实现了“国大常设化”，同时将“总统”选举方式规定为直接选举。此项修改增强了总统的民意基础，巩固了总统权力的正当性，使台湾“宪政体制”转向了“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⑤]
就这样，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总统这关键的一条把台湾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了。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保守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着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骂，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着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而维持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可以一直把持权力，直到老死。
我们必须承认，李登辉是难能可贵的民主创建者。
16. 举行自由的，全民直接的总统大选
（1996） 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于1996年3月23日举行，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总统、副总统的公民直选，也是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后的第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为继1993年新加坡总统选举之后，华人地区第二个、两岸四地第一个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元首职务。
当时李登辉自继任蒋经国余下的两年任期，加上在1990年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前后已执政八年。中国国民党十四全二次大会于1995年8月23日召开，继续支持李登辉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连战一同搭配竞选。民主进步党则提名台独大老彭明敏与立法院立法委员谢长廷参选。
原来的国民党领导人林洋港，由于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与郝柏村（前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参谋总长）脱离国民党参选，成为无党籍候选人，由新党支持参选。陈履安则与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的律师王清峰双双辞去监察院职务，搭配参选总统。
选举期间，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演习，试图影响中华民国选举，导致美国出动独立号与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湾海峡邻近水域的事件。这个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被称为台湾海峡导弹危机。
由于导弹演习针对时任总统李登辉，反而促使不少选民转向支持李登辉。让李登辉及连战赢得5，813，699张选票，以54.0%的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第9任总统、副总统。民主进步党候选人彭明敏、谢长廷获得2，274，586张，21.1%的选票。
李登辉、连战于1996年5月20日于台北市总统府就任中华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
17. 继续推动宪法修改
1997年7月，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增修条文”，其核心内容包括：“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无须经“立法院”同意；“总统”于“立法院”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10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长”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冻结省级自治选举，“省主席“和“省府委员”、“省谘议员”改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司法院”设“大法官”15人，增加司法预算独立条款等。这次“宪法修改”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结果。台湾的“宪政体制”抛弃了“总统制”的模式而开始走向“双首长制”或“超级总统制”。由于台湾省与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范围高度一致，所以冻结省级行政区划，使得中华民国宪法更为适合台湾政治的实际情况。
1999年9月，第三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 第1条、第4条、第9条及第10条，即著名的“国大代表延任案”。这次修改出现了“国民大会代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延任的政治丑剧，台湾岛内一片哗然。2000年3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在其“释字第499号解释”中指出这次“宪法修改”有违“全国国民之合理期待与信赖”原则和“利益回避原则”，存有“明显重大瑕疵”，且违背正当程序，故宣告其无效。
2000年4月，由于第五次“修宪”被“司法院”大法官叫停。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只好又通过了第五次“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文本，其主要内容为：改变了“国民大会”存在的形态和职权，即“国民大会代表”仅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才可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以复决或议决上述议案，期限为一个月，任务完成即宣告解散；“国民大会”的一些职权转移到“立法院”；调整司法院大法官终身职待遇的规定等。这次“宪法修改”实现了“国民大会”虚化的目标，“国民大会代表”由“常设型”变成了“任务型”，“国民大会”名存实亡。
18. 老大政党向在野党和平移交权力，并进一步实现两次权力轮替，民主转型成功
到2000年，李登辉担任台湾总统已经12年了，台湾民主在他的操盘下已经基本完成。此时，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李登辉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而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李登辉说：“权力不是我的，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⑥]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副总统选举。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二次总统、副总统全民直选。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1，200万，投票率达82.69%。最后由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当选，实现了中华民国行宪以来、也是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结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五十五年的执政。
这次选举共有5组候选人参选；无党籍的宋楚瑜和张昭雄获得4，664932张，36.84%的选票；中国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获得2，925，513张，23.1%的选票；陈水扁、吕秀莲获得4，977，737张，39.3%的选票。李敖、冯沪祥；许信良、朱惠良获得的选票均未超过1%。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方面没有制度性的党内提名规则。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提名连战作为国民党候选人，而当时颇有人望的宋楚瑜不满意这个提名，遂脱离国民党参选总统。这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而选票分散让民进党的陈水扁尽享渔翁之利。
李登辉的这个独断的决定使得国民党丧失了总统权力，第一次成为台湾在野党。李登辉因此成为国民党指责的对象。总统任期届满不久，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的党籍。
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在野是有利于最终完成民主改革的。由于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国民党在政府、军队、公务员队伍，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有难以分割的联系。没有国民党下野的过程，台湾就难以实现党政分离、军队国家化、公务员中立、司法独立等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民主化改造。
2004年，陈水扁、吕秀莲连任了总统副总统。2008年，马英九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战胜了民进党的蔡英文，重新获得执政权，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从民主转型的标准考察，台湾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
（六）小结
梳理台湾民主转型的历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台湾转型历程可以成为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推动自身民主化的典范。蒋经国去世之前解除党禁报禁，为民主转型打开了大门；李登辉在其十二年总统任内在党内民主派新生政治家和社会民主力量的支持下成功压制党内保守势力，强力推进政治改革；民进党内部也有建设性的派系遏制不合作的极端派并主导了民进党的发展；执政党的真诚态度以及寻找两党都接受的社会贤达作为两党沟通桥梁的具体操作；两党及社会各界召开国是会议寻求社会共识；政府对原有体制的特权拥有者给予优厚的退职待遇；依托既有法律稳步修改宪法法律，保持政治稳定，等等。亮点很多，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借鉴。
本文参考资料：
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
张博树：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
腾讯网2012年台湾大选回顾系列
李小兵：台湾宪法演进的再思考
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
[①]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79页。
[②]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93页。
[③]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109页。
[④] 96页。
[⑤]李晓兵：“从“宪法修改”到“宪政改造”——台湾“宪法演进”的再思考”引自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5039
[⑥] 参见：“中国人不知道的李登辉”来自杨颐博客（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364809_p_1.html
（一） 引言
（二） 对国家实现全面控制的集权政党——国民党
（三） 地方选举和民意代表选举为党外参政提供了有限空间，并为其后反对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四） 开明独裁者蒋经国对家族政权的了断和对民主转型的启动
1. 蒋经国藉着对严家淦的感谢，顺势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
2. 在198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3. 蒋经国请资深社会贤达沟通党外人士
4. 蒋经国对家族政权进行了断
5. 蒋经国决定政治革新的议题，并组建“革新小组”探寻民主改革方案
6. 蒋经国决定不再压制反对派，默许民进党成立
7. 解除戒严，解除报禁
（五） 民主派领袖操盘台湾的政治转型
8. 排除老独裁者势力的干扰，根除独裁复活的企图
9. 强化自己在党政军中的权力和地位，压制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10. 初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后，推进自由公平的立法院、省议会及县市长的选举
11. 借助学生运动推进民主改革，逼退原体制的特权享有者，但给予其优厚待遇
12. 民进党的建立，及党内温和的、主张合作的派系取得支配地位
13. 释放政治反对派，赔偿受害者，废除恶法，展现改革诚意
14. 谦恭三请反对派，通过多党协商的“国是会议”达成民主改革共识
15. 依托既有法律，推动宪法修改，建立未来民主的制度架构
16. 举行自由的，全民直接的总统大选（1996）
17. 继续推动宪法修改
18. 老大政党向在野党和平移交权力，并进一步实现两次权力轮替，民主转型成功
（六） 小结
（一）引言
中国台湾顺利地实现了民主转型，而且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经济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总结世界各国的民主历程，台湾的民主转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民国政府败退台湾，末代衍圣公也随之迁台，儒教、佛教、道教都在台湾得到比较好的传承。台湾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地区。台湾民主经历了1996、2000、2004、2008、2012几次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按照任何民主理论都可以确认其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民主转型的成功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它完全打消了中华文明不适于实行民主制度的疑虑。台湾顺利民主转型的许多做法及其将近二十年的民主实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台湾为什么办得到？我认为：台湾能够顺利实现民主过渡，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和执政党默许，甚至培植了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下面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二）对国家实现全面控制的集权政党——国民党
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集权的政党，这个集权政党也毫无疑问地维持着独裁统治，独裁统治也毫无疑问地腐败。也正因为国民党的集权、独裁和腐败，他们才丧失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的集权、独裁性质也与苏联体制有关。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并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国民党以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国民党同样是按照列宁主义组织体系构建的政党体系。蒋介石自1926年就在国民党中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到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蒋介石死后又将其统治权传给儿子蒋经国。一党独裁体制演变为个人独裁和父子世袭家族统治。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过于民主和自由”，因此开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国民党在小小台湾竟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政府单位、学校、企业和军队。农会、工会、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也实行了政委制。
国民党对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反对都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1950年代，雷震、殷海光等人出版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在1960年届满，《自由中国》发表文章，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反对蒋介石无视宪法继续寻求连任总统。1960年，《自由中国》核心成员，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雷震着手成立中国民主党，此举遭到蒋介石的强力压制，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其后台湾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十多年之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三）地方选举和民意代表选举为党外参政提供了有限空间，并为其后反对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虽然国民党对台湾政治施加了严格的控制，但与大陆不同，台湾在国民党控制之外尚能给予党外人士参加地方选举提供机会。这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不久就开始了。
1950年12月台湾省举行了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在台中市，参选人有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及其候选人。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先是请人打电话劝退，后来感到杨基先态度良好，也并不危险，就不再干预。1951年1月7日，首届4个县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基隆和澎湖取胜，而在台中和台南两市则失利。这样就在台湾开始了地方选举和有限的地方自治的实践。
虽然国民党政府允许党外人士当选县市长，但台湾地方选举和自治权都非常有限，财政、立法、政策、组织人事等权限均由中央控制，地方政府主要执行中央委托办理的事项，其实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自治事务。有人批评台湾地方自治“监护型”地方自治。在选举期间，国民党政府包办选举事务，对选举施加绝对控制，对蒋氏父子有威胁的地方领导人是不可能当选的。从1950年地方选举开始每届选举的工作人员均由政府指定，包括投开票场所的设置、投开票场所管理员的遴选，候选人资格审查，选举结果核定，选举重要案件的处理等也由国民党政府控制。
到了1970年代，为了与独大的国民党竞争，又限于不能成立正式的政党组织，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开始以“党外人士”的名义参与地方选举。
1977年是台湾地方选举的特别重要的一年，这年11月份，台湾同时举行“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是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其中，竞选桃园县长的许信良尤为引人注目。在桃园县长的选举过程中，许信良的支持者认为国民党舞弊，而政府初期处理的不当进一步引起了民愤，酿成警民冲突。最终，台湾当局不得不屈服民意，将舞弊人员“移送法办”，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桃园县长。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坜事件”。“中坜事件”使得国民党当局认识到操纵选举的可怕后果，有助于此后选举的公正举行。党外势力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对国民党党外政治力量的集结和参与政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地方选举，台湾民意代表的增额选举也为后来的民主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根据1947年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都需要在全国选举产生。这三个机构均产生于1948年5月。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这三个民意机关的代表有三分之一左右也都随之迁到了台湾，继续履行着中华民国中央民意机关的职责。但此时中华民国管辖的范围仅限于台湾省和福建省的两个县，其他省份都被共产党占领。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存在，中央民意机关就无法进行全国范围的换届选举。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事实上不能依法办理换届选举”为由，通过法律形式，冻结这些代表委员的选举，这导致代表委员成为终身制的“资深委员”，造就了中华民国独特的所谓“万年国会”。到1988年，这些终身制“资深委员”都已经高达八十岁上下，几乎完全丧失了议政监督的能力，仅仅为国民党政权的“全国性”民意提供点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上述三个顶层民意机构增补选了少数代表。1972年12月首次举办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共选出“国大代表”53名，“立法委员”51名，“监察委员”15名。至1991年“万年国会”废除前，共举办了三次增额“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选举、六次“立法委员”选举。与上述地方选举类似，党外运动也利用增额选举的机会开始在台湾集结力量，参与政治。
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的独大地位，党外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必须合作以便有能力与国民党竞争。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结合选举制度中单选区制度的实行，为后来台湾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实力接近的两党制提供了条件。
（四）开明独裁者蒋经国对家族政权的了断和对民主转型的启动
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已经被海峡两岸所公认，那么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严家淦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继任总统。但此前蒋经国已经在台湾军政两界和国民党内部牢固地确立了其权力中心的地位。1949年，蒋介石鉴于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军队政工制度，1950年3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后来蒋经国又先后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这样，他对军队就逐步确立了绝对领导的地位。1972年，蒋经国开始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在政府领域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严家淦继任总统后严守自己过渡总统的本分，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1978年1月7日，严家淦在国民党中常会十一届二中全会举行临时会议，继续推举、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这样，严家淦与蒋经国之间就没有发生权力冲突和通常会发生的猜忌。在蒋经国担任总统后，严家淦也继续在台湾政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蒋经国藉着对严家淦的感谢，顺势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
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发放至终身；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这样，蒋经国实际上也为他自己将来卸任总统安排好了退路，从而解决了几千年来独裁者难以安全下台的困境。
理解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必须认识到他首先是一个独裁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1979年，也就是蒋经国担任总统的第二年，他的政权重判了美丽岛事件的40余人，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判处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美丽岛事件在民主国家不过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游行示威活动。
此外，要认识到蒋经国的确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蒋经国对台湾经济腾飞并成为发达经济体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在此不提。政治上，早在1954年第一次台北市长选举，当党外人士高玉树战胜国民党候选人的时候，是蒋经国说服了蒋介石批准这次选举结果，而没有宣布选举无效。也是蒋经国，在1969年批准了“基层自治”选举中，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由此使台湾的民主选举有了积累经验的可能。
当然，蒋经国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晚年为台湾民主过渡作出的决定性贡献。
2. 在1980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
3. 蒋经国请资深社会贤达沟通党外人士
国民党甚至主动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1982年4月28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声明：“执政党应该要诚心诚意地域党外人士沟通，以便促进全民的福祉与和平”。5月10日蒋经国邀请国民党内，党外都信任的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四人进行餐叙，打消了党外人士对执政党要取缔两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疑惧。后来，又由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四人出面，邀请国民党和党外双方代表进行沟通。这次，执政党方面派出的代表有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党外则派出了康宁祥、尤清、谢长廷、张俊雄、黄天福、费西平、江鹏坚、游锡堃参加。最后双方就有关议题达成了共识。[①]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与党外势力又有默契。但是国民党此时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1986年5月7日，蒋经国邀见陶百川，希望他出面与尤清、康宁祥、谢长廷等“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人士沟通。这是国民党承认“党外”势力组织化的开始。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的政策便转向以沟通为主，而不再是压制。
4. 蒋经国对家族政权进行了断
1985年，蒋经国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大会上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次年，被外界揣测得最厉害的所谓接班人蒋孝武被蒋经国外放新加坡，以示其不传子的决心。
5. 蒋经国决定政治革新的议题，并组建“革新小组”探寻民主改革方案
1986年3月，国民党举行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会中，蒋经国决定了六大革新议题：第一，解除戒严；第二，开放党禁；第三，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第四，地方自治法治化；第五，改善社会治安与风气；第六，党务革新。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将“军系中常委”缩减到四人，这是蒋氏父子统治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蒋经国希望通过这样的人事安排和名次调整来宣示未来的台湾绝没有出现军政府的可能性。
1986年的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86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久旱甘霖。
6. 蒋经国决定不再压制反对派，默许民进党成立
随着蒋经国改革愿望越来越真切，党外人士也加紧活动。1985年，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提名11人参选该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结果全数当选。
1986年7月起，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建党十人小组”开始进行私下研究组党事宜。
1986年9月28日上午九时，由135人与会的“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开会。大会开始后变更了原来的议程讨论组党事宜，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并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雷池。得到汇报并知道了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没有再采取镇压措施。他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蒋经国默许了民进党的成立。
10月15日，蒋经国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了“政治革新小组”的两项议案：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解除戒严令；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与“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承认新政党成立。
民进党成立以后，1986年10月28日，两党沟通代表杨国枢、陶百川、胡佛、李鸿喜促成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第三次沟通，会后发表了两项声明：1.对于党禁开放的问题，认为说为的政治团体应包含政党，且规范出来的法令，应该是原则性的规定，并且要适用于每个团体，不能对某个团体有特殊的待遇或基于较宽的限制；2.两党定于11月初举行协商会议。[②]
7. 解除戒严，解除报禁
蒋经国宣布于1987年7月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1988年元月解除报禁。
这样，蒋经国和国民党就在事实上默认了党外建设性反对党的发展。台湾民主转型的大门也难以逆转地打开了。
（五）民主派领袖操盘台湾的政治转型
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逝世后，李登辉依照宪法继任中华民国总统。谈到民主转型，人们大多将其归功于蒋经国，实际上，蒋经国仅仅开启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民主向何处去？如何才能顺利平稳地实现台湾民主？台湾民主又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蒋经国去世的时候都毫无概念。没有蒋经国，台湾的民主还不能起步；而没有李登辉，台湾民主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则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饱受争议的言论，以及他没能在其离任总统的时候帮助国民党赢得总统选举，他的作用被海峡两岸都大大低估了。众多国家在民主转型启动以后失败了，这些教训反过来提醒我们有必要认真地研究李登辉推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具体操作过程。
8. 排除老独裁者势力的干扰，根除独裁复活的企图
如果从1927年算起，蒋氏父子统治中华民国已经60余年了，其在台湾党政军内的势力可谓根深蒂固。蒋经国去世之后，蒋家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此外台湾政坛还有一个祖母级的人物——宋美龄。早些年，蒋经国曾经像蒋介石培养自己那样着意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因为策划台湾竹联帮刺杀《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而名声扫地，难担大任。而宋美龄则是一个整个台湾政界谁都不敢开罪的一个老祖母。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依据宪法李登辉继任总统。但台湾总统权力究竟有多大是有悬念的，严家淦时期总统的权力就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权，党首的权力至关重要。党首完全可以通过组织力量和人事力量控制政权。1月15日之后，李焕、宋楚瑜、马英九等人通过沟通国民党中常委委员已经达成重要共识：由行政院长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代理主席，准备在1月27日中常委会议期间正式推出。
但1月25日，宋美龄的一封信给议定的原案带来了变数。宋美龄建议：根据党章规定，建议等到7月7日，也就是五个月以后的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做决定，在此之前则依照蒋经国在世后期的做法，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即可。夜长梦多，宋美龄企图在五个月之内发挥自己的纵横捭阖的能力继续操控台湾的政治，延续台湾的独裁体制。此时的俞国华也莫名其妙地表现出骑墙和模棱两可。台湾政坛充满了不确定。
在宋楚瑜、赵少康、余纪忠等人坚决抵制下，宋美龄的企图没有得逞。新一代台湾政治家鼎力支持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在这场抵制独裁复活的斗争中，台湾已经开放了的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经得知宋美龄的信件内容，台湾媒体群起表示抵制，以“新版宫廷政变”作出相关报道。
1988年7月7日，李登辉顺利登上国民党主席大位。在新生代台湾政治家和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宋美龄虽然出席了会议，但却发表了自己对台湾政坛的告别宣言。
至于另外一个蒋家有影响力的蒋纬国。由于媒体大肆炒作“蒋家王朝要复辟”的新闻，始终也难如其愿。
只要有新闻自由，就不会有专制独裁。
9. 强化自己在党政军中的权力和地位，压制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蒋经国在世的时候，李登辉虽然是副总统，但这个职务仅具象征意义。1988年7月7日以后，虽然李登辉当上了总统和国民党主席，但权力根基很脆弱。李登辉没有操之过急，继续保持低姿态，在担任总统的头两年，他频频拜访党内大佬，备极尊崇。
同时，李登辉通过人事调整，巩固自己的权力，摆脱了改革羁绊。在国民党内，李焕长期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把持党务多年，在国民党组织内根基很深。1989年6月李登辉任命李焕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架空了李焕在党内的地位，同时也联合了李焕逼退了原来的行政院长俞国华。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到期。国民党内有林洋港和蒋纬国意图竞选总统。李登辉私下承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支持林洋港竞选下一届总统，将其劝退。对蒋纬国，李登辉借用媒体反对蒋家复辟的舆论优势，并取得蒋孝武的支持，公开反对蒋纬国夺权。
这样，通过国民大会的选举，李登辉、李元簇于1990年3月21日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
郝柏村是国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人脉极广，是李登辉推进军队国家化的一个巨大障碍。1990年5月2日李登辉出奇招，宣布由“参谋总长”郝柏村取代李焕，组成新的“内阁”。为了消除台湾社会对军人干政的嫌疑，李登辉赞美郝柏村“民主素养浓厚”、“具有高度爱国心”，还夸郝是“有魄力的人”，“做事干脆利落”，并且还不时竖起大姆指说：“郝同志就是好同志。”由于有李登辉的全力游说，最后在“立法院”投票时郝伯村获得了81%以上的选票，顺利通过。李登辉这一举措犹如“一石二鸟”，用郝柏村把李焕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挤了下去，又对郝伯村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调虎离山”。由于郝伯村对行政事务并不在行，李登辉等于把行政院给架空了，自己则进一步掌握了行政权。同时，李登辉将自己放心的人安排进入军队，加强总统对军队的控制。这让郝伯村十分不满，府院矛盾加剧。1993年1月李登辉通过下属希望郝伯村2月1日前以“个人理由”提出辞职，避免难堪。迫于形势，郝柏村于1月31日提出“内阁”总辞。2月3日，李登辉提名由连战组阁，担任行政院长。这样，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李登辉及其支持者在党政军都建立了可靠的权威体系。
10. 初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后，推进自由公平的立法院、省议会及县市长的选举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和党禁报禁之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政党地位。这次选举，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国民党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民进党则获得了明显进步。国民党在自由选举的机制下出现了分裂趋势，新党建立起来了，老大政党的垄断地位已然松动。此次选举显示，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逐步得到确立。
11. 借助学生运动推进民主改革，逼退原体制的特权享有者，但给予其优厚待遇
任何独裁体制都会有特权利益，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些必然会反对改革。合理地终结这些特权利益事关民主过程的成败。
在台湾，集中代表旧体制特权的就是迁台以后从未改选的国大代表。到1990年，这些国大代表都已七八十岁，被民间称为“老贼”。1990年3月16日，几个台湾大学的学生跑到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拉起一个白布条幅，上面写着“我们怎能再忍受七百个皇帝的压榨”，表达他们的政治异议。这就开启了台湾历史上著名的“野百合学运”。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有将近6000名来自全台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今自由广场）。在广场的台湾学生表现出了超过其年龄的成熟和理性。他们根据自治原则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要求与社会进行对话。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
时任总统李登辉顺应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3月21日，刚当选的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学生们合理的诉求以及适可而止的尺度把握，使他们在台湾民主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虽然有台湾社会各界要求解散“万年国代”的强大舆论压力，但过分鲁莽的行动也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弹。为了说服这些资深代表的退出，李登辉亲自拜访国大六百多名代表，请求每一位代表接受优厚的退休金退职。资深的代表们响应了李登辉的请求。尽管台湾社会为每位代表提供五百万退职金与优惠存款是不小的代价，但与民主顺利过渡这一宏伟的事业相比，实在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
今天（2015年11月9日），当我们看到埃及在民主转型上的反复，以及叙利亚、也门因此陷入残酷内战，国家被炸得残垣遍地，我们更觉得再大的金钱代价都是值得的。假如，自由民主可以用赎买的方法获得，难道这不是一个比革命更为合理的选择吗？
12. 民进党的建立，及党内温和的、主张合作的派系取得支配地位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实施戒严长达三十余年，人民的参政权是受到限制的。但由于有地方自治选举的存在，也有中央民意机构（国民大会、立法院、检察院）增额选举的存在，仍然给了部分非国民党人士一定的参政空间。党外运动逐渐发展壮大，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成为党外运动的高潮，但也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林义雄、姚嘉文、陈菊等多人并因此而入狱服刑。1980年代，党外势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中央选举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不能一味维持高压统治，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建设性的反对派。因此，对党外势力的发展，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民党采取了默许、引导甚至培植的态度。
1986年9月28日上午九时，由135人与会的“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二楼敦睦厅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成立后的民进党经历了一个自我调适，去极端化的过程，这是很多文章没有充分论及的。
最早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是伴随着外省籍人士和本土人士之间的族际矛盾发展起来的。当时，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人数很少的精英却垄断着台湾的政治经济权力。台湾的本土人士要求得到更公平的政治经济权利。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成立正是因应了台湾社会的这一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争取台湾本地人权利甚至要求台湾独立在台湾都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但主张台湾独立必然会遭到中国大陆的坚决反对，甚至面临战争威胁。蒋介石、蒋经国，乃至国民党主流对台独主张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要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参加台湾的选举，就必须调适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便能够被垄断政党接受为在同台竞争的建设性反对派。
1988年以后，民进党内部派系之争主要体现为泛新潮流系与泛美丽岛系之间的争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是：
泛美丽岛系认为应该参与国是会议，联合国民党内的改革派，达到改革的目的；而泛新潮流系坚决不参加国是会议，以增加与国民党谈判的筹码。针对台独主张，泛美丽岛系认为不应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中，如果强行列入台湾共和国，将会导致内部派系冲突的加剧；而泛新潮流系希望民进党应公开将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中。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新潮流系将未来定位于敌对关系上，而且也毫无兴趣与执政党进行任何沟通。[③]
由于泛新潮流系注意深入工农和学生之中进行宣传以扩大力量，他们在台湾群众中有非常大的影响。但随着李登辉和国民党切实有效地推动台湾民主改革，慢慢地，更加极端的新潮流系被逐步边缘化，而比较温和与合作的泛美丽岛系稳步地确立了其在民进党中的主导地位。这为台湾此后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
13. 释放政治反对派，赔偿受害者，废除恶法，展现改革诚意
李登辉表示：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他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
对于国民党迁台以后所犯下的人权罪恶，如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李登辉也很快地着手平反、赔偿工作。
从1989到2002年为止，全台总共建立了20座纪念碑。在受害者的补偿方面，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确立的赔偿标准是：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万元，监禁补偿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但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
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征的警备总司令部。同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1992年5月15日，推动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阴谋内乱罪名。
14. 谦恭三请反对派，通过多党协商的“国是会议”达成民主改革共识
完全可以理解：已经垄断政权六十余年的国民党在台湾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它完全有理由蔑视一切反对派。但李登辉却对反对党——民进党表现了格外的谦恭和尊敬。对民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理解：没有反对党的参与，民主改革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1990年，李登辉会见三月学运学生代表，同意召开国是会议，以解决重大宪政争议。1990年3月20日，国是会议拉开序幕。为了使国是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顺利产生，并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李登辉仿效三顾茅庐的精神，指派代表或亲自会面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黄信介。第一次是3月20日国民党秘书长与黄信介见面晤谈；第二次是3月29日国是会议召集人蒋彦士与黄信介会面；最后，李登辉与4月2日邀请黄信介到总统府会面协商。注意：此时的黄信介仍然是一个罪犯身份，直到1990年5月才被李登辉特赦。（黄1980年4月，因“叛乱罪首犯”身份被判刑14年。1987年5月假释出狱）
黄信介提出了四点诉求：第一，制定宪政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第二，为当年梦圆的政治案件平反；第三，政党政治应当落实，第四，应当加强对治安的维护。李登辉当面就向黄信介表达了在不违反国家认同的条件下推动宪政改革的决心。[④]
6月26日，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支持下，于台北市圆山饭店正式召开国是会议。这次会议，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通过既有法律体制逐一落实。
根据会议达成的共识，台湾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国会代表由人民直选，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
15. 依托既有法律，推动宪法修改，建立未来民主的制度架构
《中华民国宪法》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制定的，是针对一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但三年内战，国民政府被打败，退到了只有3.6万平公里的台澎金马地区。《中华民国宪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学说制定的，到1990年代，这个宪法的很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不能为台湾民主提供适当的法律基础。
“国是会议”结束以后，台湾“宪政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91年4月，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宪法修改”：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并通过了10条“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主要内容是确定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产生的法源、名额、选举方式、选出时间及任期；扩大总统权力，赋予“总统”发布紧急命令的职权；明定两岸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法律为特别的规定等。这次“宪法修改”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标志着台湾要“回归以宪法引导的宪政”。宪法修改“终结第一届资深民代，并为中央民代全面改选建立法源，确立中央民代只限于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人民选举产生，大陆地区人民在统一前，无选举权，使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能在自由地区有效实施”。
1992年5月，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二次“宪法修改”，即第二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至第18条。这次宪法修改的特别意义是第一次由台湾地区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代表”进行“宪法修改”活动。修改的具体内容有：扩大“国民大会”的职权，可以对“总统”提名的“考试院”、“司法院”、“监察院”有关人员行使同意权；“总统”、“副总统”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任期改为4年；将“监察委员”产生方式由选举改为总统提名；规定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的解散事项；提升了地方自治权的层次，赋予省、县自治法宪法法源，开放省、市长民选。这次“宪法修改”虽然规定“总统”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但是对于“总统”选举的具体方式并未予以明确。
1994年5月，台湾进行了第三次“宪法修改”。第二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对前两次“宪法修改”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调整，最后形成了增修条文第一条至第十条，主要内容为：“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总统”和“副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罢免“总统”和“副总统”的方式；缩小“行政院长”副署的范围，“总统”依“宪法”提名经“国民大会”或“立法院”同意的任免命令无须“行政院长”的副署。这次“宪法修改”实现了“国大常设化”，同时将“总统”选举方式规定为直接选举。此项修改增强了总统的民意基础，巩固了总统权力的正当性，使台湾“宪政体制”转向了“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⑤]
就这样，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总统这关键的一条把台湾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了。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保守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着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骂，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着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而维持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可以一直把持权力，直到老死。
我们必须承认，李登辉是难能可贵的民主创建者。
16. 举行自由的，全民直接的总统大选
（1996） 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于1996年3月23日举行，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总统、副总统的公民直选，也是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后的第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为继1993年新加坡总统选举之后，华人地区第二个、两岸四地第一个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元首职务。
当时李登辉自继任蒋经国余下的两年任期，加上在1990年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前后已执政八年。中国国民党十四全二次大会于1995年8月23日召开，继续支持李登辉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连战一同搭配竞选。民主进步党则提名台独大老彭明敏与立法院立法委员谢长廷参选。
原来的国民党领导人林洋港，由于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与郝柏村（前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参谋总长）脱离国民党参选，成为无党籍候选人，由新党支持参选。陈履安则与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的律师王清峰双双辞去监察院职务，搭配参选总统。
选举期间，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演习，试图影响中华民国选举，导致美国出动独立号与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湾海峡邻近水域的事件。这个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被称为台湾海峡导弹危机。
由于导弹演习针对时任总统李登辉，反而促使不少选民转向支持李登辉。让李登辉及连战赢得5，813，699张选票，以54.0%的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第9任总统、副总统。民主进步党候选人彭明敏、谢长廷获得2，274，586张，21.1%的选票。
李登辉、连战于1996年5月20日于台北市总统府就任中华民国第九任正、副总统。
17. 继续推动宪法修改
1997年7月，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增修条文”，其核心内容包括：“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无须经“立法院”同意；“总统”于“立法院”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10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长”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冻结省级自治选举，“省主席“和“省府委员”、“省谘议员”改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司法院”设“大法官”15人，增加司法预算独立条款等。这次“宪法修改”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结果。台湾的“宪政体制”抛弃了“总统制”的模式而开始走向“双首长制”或“超级总统制”。由于台湾省与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范围高度一致，所以冻结省级行政区划，使得中华民国宪法更为适合台湾政治的实际情况。
1999年9月，第三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 第1条、第4条、第9条及第10条，即著名的“国大代表延任案”。这次修改出现了“国民大会代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延任的政治丑剧，台湾岛内一片哗然。2000年3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在其“释字第499号解释”中指出这次“宪法修改”有违“全国国民之合理期待与信赖”原则和“利益回避原则”，存有“明显重大瑕疵”，且违背正当程序，故宣告其无效。
2000年4月，由于第五次“修宪”被“司法院”大法官叫停。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只好又通过了第五次“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文本，其主要内容为：改变了“国民大会”存在的形态和职权，即“国民大会代表”仅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才可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以复决或议决上述议案，期限为一个月，任务完成即宣告解散；“国民大会”的一些职权转移到“立法院”；调整司法院大法官终身职待遇的规定等。这次“宪法修改”实现了“国民大会”虚化的目标，“国民大会代表”由“常设型”变成了“任务型”，“国民大会”名存实亡。
18. 老大政党向在野党和平移交权力，并进一步实现两次权力轮替，民主转型成功
到2000年，李登辉担任台湾总统已经12年了，台湾民主在他的操盘下已经基本完成。此时，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李登辉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而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李登辉说：“权力不是我的，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⑥]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副总统选举。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二次总统、副总统全民直选。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1，200万，投票率达82.69%。最后由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当选，实现了中华民国行宪以来、也是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结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五十五年的执政。
这次选举共有5组候选人参选；无党籍的宋楚瑜和张昭雄获得4，664932张，36.84%的选票；中国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获得2，925，513张，23.1%的选票；陈水扁、吕秀莲获得4，977，737张，39.3%的选票。李敖、冯沪祥；许信良、朱惠良获得的选票均未超过1%。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方面没有制度性的党内提名规则。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提名连战作为国民党候选人，而当时颇有人望的宋楚瑜不满意这个提名，遂脱离国民党参选总统。这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而选票分散让民进党的陈水扁尽享渔翁之利。
李登辉的这个独断的决定使得国民党丧失了总统权力，第一次成为台湾在野党。李登辉因此成为国民党指责的对象。总统任期届满不久，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的党籍。
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在野是有利于最终完成民主改革的。由于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国民党在政府、军队、公务员队伍，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有难以分割的联系。没有国民党下野的过程，台湾就难以实现党政分离、军队国家化、公务员中立、司法独立等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民主化改造。
2004年，陈水扁、吕秀莲连任了总统副总统。2008年，马英九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战胜了民进党的蔡英文，重新获得执政权，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从民主转型的标准考察，台湾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
（六）小结
梳理台湾民主转型的历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台湾转型历程可以成为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推动自身民主化的典范。蒋经国去世之前解除党禁报禁，为民主转型打开了大门；李登辉在其十二年总统任内在党内民主派新生政治家和社会民主力量的支持下成功压制党内保守势力，强力推进政治改革；民进党内部也有建设性的派系遏制不合作的极端派并主导了民进党的发展；执政党的真诚态度以及寻找两党都接受的社会贤达作为两党沟通桥梁的具体操作；两党及社会各界召开国是会议寻求社会共识；政府对原有体制的特权拥有者给予优厚的退职待遇；依托既有法律稳步修改宪法法律，保持政治稳定，等等。亮点很多，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借鉴。
本文参考资料：
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
张博树：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
腾讯网2012年台湾大选回顾系列
李小兵：台湾宪法演进的再思考
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
[①]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79页。
[②]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93页。
[③] 《台湾民主转型（1980——2000年）之研究》第109页。
[④] 96页。
[⑤]李晓兵：“从“宪法修改”到“宪政改造”——台湾“宪法演进”的再思考”引自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5039
[⑥] 参见：“中国人不知道的李登辉”来自杨颐博客（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364809_p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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