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沦陷区的民国行动

作者: 陈永苗

共党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没出路，越远离的希望越大。我们不能担保我们找到的远离办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统一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处沦陷区，有着专制原罪的人而言，在党国体制内或者边缘磁场中政治反对，同样是一种深陷，远不如在旷野与被共党所黑暗的地方筑城，扶持或加入共党的对立力量。至于我们与这一些的关系如何，这需要依靠行动来回答，也就是行动出来的共识。如果不基于“怎么办”和行动本身，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等等，都还是共党磁场里面的，也无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的质疑。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俗语道，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民国当归能否彻底或者当下就很大力解决大陆沦陷区的总体危机，我是不敢“担保或中保”的，它提出可能性，具体发生解决效应，不在于方案本身，而在于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对方案的担保与中保来回避具体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这是极权主义敌基督的权柄，把行动以及行动者遮蔽在信仰这种方案的立场中。         我基于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经验和在沦陷区的生命体验，确认这么一个公理:共党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没出路，越远离的希望越大。我们不能担保我们找到的远离办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统一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处沦陷区，有着专制原罪的人而言，在党国体制内或者边缘磁场中政治反对，同样是一种深陷，远不如在旷野与被共党所黑暗的地方筑城，扶持或加入共党的对立力量。至于我们与这一些的关系如何，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还就是自己，这需要依靠行动来回答，也就是行动出来的共识。如果不基于“怎么办”和行动本身，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等等，都还是共党磁场里面的，也无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的质疑。一旦遭遇这个，就暴露出专制的面目。   国旗运动   我们不可能活到民国史中去，渴望活在民国的当下，能生活在民国的未来。周鸿凌说，对我们重要的是回到民国，而不是过去民国如何。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民国认同的政治符号出现在大陆街头，是赤裸裸得要求民国在大陆当下和未来实现宪政，有着当下性，并不是把我们大陆沦陷区的政治渴望投射在民国历史和对岸的台湾。民国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人活在当下，历史只有在当下活着才影响当下，远不如民国在台湾的当下性对大陆影响大，后者构成直接鲜活的引诱和引导，甚至帮助。以民国认同而非国民党认同，国旗认同而非三民主义孙蒋认同出现，意味着民国当归并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现实中的街头群众运动，至少要实现在台湾之民国宪政水准。        大陆民间政治之最前沿，是街头表达政治立场，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民国国旗街拍运动，又同有政治权利之街头运动的高度，又有社交文化审美之外延，精英与民众皆宜，政治敏感性弱，安全，风险小，门槛低，简易，就像佛教简易为禅宗顿悟。若从49秩序内政治诉求出发谈反体制，则落入49秩序之生活世界之内，很熟悉，日日操练程序化，属于日常生活，容易被赞成与反对，则受中共统治之恐惧与利益分赃之原则影响。民国降临的叙述，超越日常性，处于先验，自高空而下，大陆人只能接受，无从逃避，剩下的就是时间和机缘问题。   国旗街拍运动，在现实地缘政治格局之内，有着城市游击队和带路党的作用。晚清以来尤其是49后，地缘政治决定了中国大陆政体之方向，如前三十年亲苏采苏联体制，后三十年亲美靠近美国体制，我认为民主化后格局也是如此，大陆民主化命运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产物，民国当归也在美国二战后两个中国此消彼长的长远计划内。美国对华研究学者如沈大伟已经发表了中国奔溃论，意味着美国必须扶持民国重新治理大陆，以作为后手。   而近期以来以双橡园升国旗为开端，美国政要如克里表态等等，已经证实美国已经重新扶持民国是唯一中国，中共逐渐要失去美国的欢心。对于沦陷区城外之大军而言，沦陷区之城内有否有游击队或者带路党很重要，虽然弱小但可以鼓舞城外大军士气，可以说民国街拍运动有着一定程度上反馈改变现实地缘政治格局之能量。   沦陷区的主体性   谁支持我们，至少是我们敌人的敌人，我们才考虑支持它。我们沦陷区人民不要把情感投射到蓝绿上， 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假装为台湾人，来维护国民党或民进党。至于有人基于历史，维护国民党，这是非政治的。 管蓝绿他们是美女丑女，那是台湾人的。民国是我们的国家，政党却不见得是我们的。要有沦陷区主体性。     民间独立学者邢正杰论说，我一直是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基于路径的尝试、论争、站队、言说，在大数据时代，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情势下，基本都会被湮没遗忘，除非土共丧失自我纠错功能而坍塌，所以我更倾向于基于人权、维权之类的目标性，大叙事上我认同民国当归也是基于这点，无论颠覆的革命还是暧昧的改良，只要能确保这种目标性和回归性，都有收割他们的机会。      先知是在民众中间的，具有民间主体性的，以以色列历史来看，先知是从知识分子阵营叛变出来，身体在民众中间的。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所显示的那样。而哲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是高高在上，革命的公知也是。没有民间主体性的，可以说巫师，不是先知，巫师是刺激各种欲望激情的，如“光暴”“口炮”。      是否有民间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勇于承认自己的无力感，在于对自己和小圈子所占有真理感的摆脱，和”代表权在我们”的摆脱。不对自己的立场和认识有着道义优越感，而是从自己献身的目标如民国处，以及自己的行动处获得道义优越感。也就是不自我为义，而是因凭民国称义。这是模仿基督教的政治经验。     民国当归的当下性和在当下努力，在大陆现体制之外的旷野上筑城，正好吻合了《圣经》中那句话“有声音在旷野呼喊:预备主的路，修直主的路”。促成民国历史宪政化，促成当下民国进一步宪政化，算修直主的路。   很多德国大哲回到原始基督教中为德国奠基找回政治精神原则。我意愿中的”民国当归”也是如此，把民国和美国恢复为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因为民国一成立，美国就发现了民国是世界上最像美国的国家，是晚出世的孪生国家。民国以来对美国的关系，很严重影响美国的自我认知。正是靠着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关系，才好在民国奠基时刻看到奠基的基督教精神，当下再恢复之。原始基督教会并不在教徒与社会民众之间划开鸿沟，民国当归也拆除自己作为政治派别的标签，以最低门槛出现，只要民国认同就行，甚至反对民国的，也算为民国认同做工。当遭遇来自大陆思潮中自以为是政治派别的批评时，就会被标签化，好像是大陆政体转型中的一个派别，这时候就会自动拆除被标签化，如果要被计入大陆思潮，那么民国当归就是无关于大陆政体转型的，因为它预设于“改革已死”之上，根本不可能转型。   简单的说，就是做民国人，从民国出发思考问题，不从大陆政体转型出发。如此，民国在大陆只剩下国体，那么民国当归“只问国体，不问政体”。这里的“改革已死”也否定奔溃革命转型路径，因为大陆社会要遭遇政体奔溃导致社会陪葬的风险，奔溃革命也没有导致转型的可能，奔溃了就是一直奔溃下去。也就是坚守“我们的国不在大陆此地”。我认为原始基督教之信徒聚会（耶稣说的）所以变为保罗的基督教会，就在于必须入魔与其他宗教，与罗马和犹太的政治社会同在。换成民国当归，就是自动调整为大陆政体转型思潮的一个派别。当被其他思潮批评，总会被当做他们同类，不胜其烦。     民间抗争能干的事情都差不多，启蒙与弱行动。各种政治立场所争议的是，这一些事情的意义生产，指向哪一个地方:改良，革命还是民国，及其效果。民国当归对于大陆人而言，是一种出世之法来入世。大陆政体已经接近终结瓦解，而民国在大陆只有国体，没有政体，所以民国当归与梁启超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相反，“只问国体不问政体”，为人民之革命权进行捍卫辩护，革命权是“问国体”的法权形式，有办法革命时自然支持革命，而革命权与革命正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加以排除的。既然能干的事情都差不多，那么追求效果最大化。如果不沉迷于自我欺骗，就会发现，干这一些的效果，当下就只能在于逃离极权，即使是想改良也是想逃离过去或当下还在的极权，维权也是保护住自己不被极权捕获，那么逃离的更快一些更彻底就是急迫的要求，由不得慢悠悠的来，慢悠悠就被后面赶来的极权给抓住了。      逃离者没有迦南地作为目标，且有不断胜利不断靠近来维持士气，就会出现出埃及之回望埃及之回归者。索多玛是罪恶之城，罗得夫妇在逃离过程中，妻子回头一望就变为盐柱，罗得还是必须在旷野筑自己的城。罪恶之城注定要毁灭，没法有变好的希望，摧毁了就不在了，并不是会变成新城。上帝曾许诺城里有义人就不毁灭，看来世间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得妻子回头，罗得回头的欲望有没有，肯定有，但不敢。回头的欲望在于罗得敢不敢自以为义。如果还想倒逼政改，或者通过奔溃而转型，也就是想回头回到索多玛城里或者城门前，那么彻底的逃离就会给尚未毁灭的城中人带来最大的压力。这是最后的一丝奢望。   如果自甘沦陷，当做大陆政体转型的一种思潮，民国当归为最激进的保守，最保守的激进。改革已死后，要么选择革命，要么选择民国。也就是如果要比较的话，就只能比较革命与民国当归哪样更可行一些，获取胜利的概率更大一些。在这方面的比较，都有利于澄清，并且为行动扩大影响做努力。这种比较，是民间主体性的自我批判，而不是对共党的批判，打个比喻，你有多少本钱，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你怎么投资，会收益多少。   对共党的批判，往往让自己陷入迷失，要么一味用舆论意识形态征战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役，要么不断暗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从而意图将共党道统正统合一的政治领导权转移给自己们，反对党的身份幻觉与在野政治常委的幻觉合二为一，在微博上指点江山如同“皇帝批阅”。批判就意味着自己极有可能陷入巫术，看得清对手，却看不清自己，批判会灯下黑。而且身体还站在中共之城的城门前叫骂，久而久之就成为附属物。   用巫术打赢一场战争，历史上是有的，但时间很长，没有在此基础上的自觉和自我批判，没有民间主体性，就没有加速度，没有急迫感，或者急迫感没法找到合适的理论表达或者行动表达，一部分人不再焦虑与现实和解，另外一部分人焦虑得要么遁出空门，要么进了精神病院，要么话语暴力。当革命与民国可以互相替换时，就会徘徊往返，也因此可以为民国立场观察改革时期提供可能，改革初期，是革命的，立即实现宪政的革命渴望被改革替代物所转移所缓和，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革命是第一性的，改革仅仅是特定时期的替代物，来吸纳转化。   八九后改革已死同样出现革命渴望，又被邓小平放开市场经济转移所缓和。如我所说改革是民国国体危机之最深重，这一些改革背后的革命性从未穿上民国的法衣，作为民国的还魂。但是从今往后，革命与民国的交错，会逐渐替改革背后的革命性穿上:就是没有民国立场，改革才被专制利用成延续专制的手段。   下一步与未来性   地位越往上面的人，越重视自己选择以外的其他可能，就是你胡说八道，他也能从中得到其他可能的启示，而且他不巴求你言说给他带来希望。地位越往下面的，一旦选择了就会标签化死死捍卫，排斥其他可能性，而且把言论当做巫术。例如组建新国民党的路径，或者计较将来蓝绿在大陆的政党认同，这明显是未来中共奔溃之后的事。左右派以前争论，有人就以大雁打下来再说怎么吃来劝他们。毫无疑问，任何当下大规模政治行动已无可能，也就是未来性已经被阻却。 对将来有把握渴望的，只能诉诸于启蒙说服和弱行动手段之立场联合，在“合众为一”中把握未来性，民国当归也是如此。在当下就想把未来实现，这就是当下的下一步。当下的下一步，是当下能做的事，有主体性的行动，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盼。下一步是政治现实性的可能，与未来性相比，是保守主义的，现实能做的，为未来性预备的，其制度表达形式为反对党。       那么当下的下一步，急于抵达未来性，就会产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诱惑，利用大多数人的道德暴政强迫别人，不择手段或者建立政教合一的教主崇拜以及极权主义组织，要么屈服于强者从而“利用”强者。民国是目标，而政党认同是手段，此时手段就成为目的，为了“合一”而产生的种种危害就出现了。当下的下一步，是知识权力政治的，还是反对党的，决定了其成败。     “下一步”有着反对党精神。“民国当归”有着永不停止的做大推广下一条“支流”的渴望。就像长江水域，每一条支流注入后，都认为自己是主干道，以前的主干道和支流都是自己的支流，这样的权力意志当然是驱动力所在。民国当归从49年开始，一直存在而且很强大，即使没浮出地表上奔腾东去，后面的努力都是注入的支流，没有人可以肯定自己是主干道，因为入海口回归那天不知何夕。每条支流其水流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更多的支流，更大的支流，永远需要下一条更大的支流，并且能拓宽主干道。      下一条支流是上一条的“反对党”，可以从旁支而出但必须反对上一条的种种限制条件，从而开拓新河道。对于民国当归思潮而言，下一条支流就是民进党，台独与民国之融合。依托于民进党在台湾与民国之融合，大陆民国当归思潮从泛蓝跳到泛绿，天会再蓝从政党认同变为国家认同，泛绿基于反对党精神和政党轮替而支援民进党，也就是让民国认同摆脱政党认同的专制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