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另一面:被遺忘的罪惡製造者(圖)



劉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中共黨內的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而劉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殘忍的。因為劉少奇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並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里,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並強調他在六十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還進一步用經濟政策上的區別來模糊和掩蓋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對於他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卻大都從他這個單一身份的角度,有意無意地推演出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等等。而對於劉少奇對發動文革的態度和他領導的文革初期的運動中實際上做了一些什麼,卻語焉不詳,極少提及。
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為最後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後,他和他的家屬仍然認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前者可以從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殺者的遺書作證。它們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和“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後者則可以從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餘年後和他被正式平反後,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的表白中得到佐證。以至純樸真誠的新鳳霞都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事實上,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劇根本就不在於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什麼“分歧”和“抵制”。無論是他和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是事先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批准了的。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嚴重地威脅着自己的權位,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來源: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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