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张敏鹏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3日
受访人简介：
张敏鹏：出生于1955年，湖北武汉人，持不同政见者。1981年因创办民间刊物被劳教三年，1984年被释放。1992年7月，因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的名义被判五年监禁，1997年刑满出狱。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第二次被逮捕的原因。
张敏鹏（以下简称－张）：在１９８９的学潮之前，我在工作之余，曾与一个张老先生合办湖北中山自修大学，我任副校长，后来，武汉自修大学聘请我任汉阳分校教务主任。八九年“学潮”之后，当局镇压了学生的和平集会，并施行恐怖的统治。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我原来《野草》及《文学酒家》的新朋老友几乎都参加了。因此，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受到警察的跟踪监视，而我也的确同情那些被镇压的学生市民，开始萌生建立多党竞选制度的政治诉求，而在过去，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我和一些朋友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默哀五分钟，到１９９１年下半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极大的动摇了苏联共产体制的统治基础，整个社会心理都开始预感到会发生变化。1991年10月，我和一些朋友就开始组建中国共和党，当时，有朋友提出来要向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我不同意，因为这意味着无法获得通过，并且立刻会招致秘密警察的破坏，因此，我们就在一种地下的秘密状态下组建了中国共和党，并且以共和党的名义组织了很多纪念活动。
1992年4月前后，我和一些朋友在武汉东湖公园门口草坪上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政治集会，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份子之命运》的政治演讲，后来，警察暗中调查了这次集会，5月份的某一天，有朋友还劝我逃跑，说警察在暗中调查我的情况。到了1992年7月初，警察就亲自找我了，我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的警察出面向我了解情况，到了7月中旬，几名警察再次来到我家中，请我去派出所走一趟，说是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夏天，武汉的天气很热，我穿着拖鞋，我其实做了一去不回的心理准备，想换双鞋，警察还故意劝我说用不着换鞋，说很快会送我回家。
上了警车之后，车一路开到辖区派出所门口，但我们没下车，又上来一位老警察，车接着又启动，一路开到武汉监狱，把我直接送进了监室，而在这一过程中，警察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
进武汉监狱的大门处有一个小卖部，我就被羁押在小卖部隔壁的一个监室里，进去时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对我进行搜身，当时这个监室关押了四五个人，时间大概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半小时后，又把我喊出去，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我在武汉监狱一呆就是一年多，到１９９３年７、８月份宣判，我被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的名义判处五年监禁。
进去以后，在押人依然需要劳动，当年是做火柴盒，现在改做香烟盒，把硬纸模型用浆糊粘贴成烟盒，我们做过“红金龙”、“长江”的烟盒，由监室的号长统一安排劳动，不过，此时的武汉监狱对犯人的控制相对宽松，对于在押人的劳动要求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严酷，我们甚至还可以在监室里面抽烟，而我和一些同案的朋友“打电话”，相互之间传递消息狱警也不管，当年这被视为“闹监”，会被当作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受到惩罚，这种变化可能与八九学潮以及“苏东”变化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有关。
在羁押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我在武汉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１９９３年春天，我们被转到了汉阳看守所，这是一座新盖成的看守所，在我的隔壁监室，关押了一个在“八九”学运期间送进来的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于灼，他是武汉高校游行集会的一位主要组织者，父亲是作家，而他的研究生导师是武汉大学著名历史系教授萧捷父。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于灼想偷越国境，逃往印度，结果在麦克马洪线附近被逮捕，送回武汉关押。我和他的关系不错，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患难日子，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他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从武汉监狱一直到汉阳看守所，他始终不认罪，也没有受到审判，他的这种不合作态度，让狱警很恼火。有一个深夜，他被同监的其他在押人包了饺子，所谓的“包饺子”就是其他在押人群起而攻之，围攻某个事先确定的挨整对象。于灼被打得很惨，当时的惨叫声连我在隔壁的监室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凄厉揪心，夜不能寐，而于灼因为羁押时间长，在那个监室还是号长。第二天，我借故看病，路过他所在的监室，但他已不见踪影，我向狱警询问这件事情，狱警狠狠地打断我，说：你管这些闲事干嘛！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等到我出狱之后，听说他出来之后去了广东，后来死于车祸。
我再回过头来说说监室的号长，通俗地讲，号长就是每个监室的“牢头”，他每天都要向值班狱警汇报监室内部在押人的情况，而狱警有些事情也会向号长授意，比如，某个在押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审讯，不认罪，狱警就会暗中唆使号长整这些人。
在汉阳看守所，新的人被送进来都要“过关”，所谓的“过关”，就是背靠墙壁，由打手照胸打三拳，这叫做“当心拳”。不过，我进去之后没有挨过打，可能在我被送进号之前，狱警提前跟监室里的号长打了招呼。
有一次，一个死刑犯被送到我所在的监室，照看守所的规矩，同样也要过关，他不从，这些打手想霸王硬上弓，结果被这个死刑犯一一打倒，于是，牢头招呼所有人上去包他的饺子，谁知道，他跳上通铺，直接去揍那个牢头，把这个牢头打趴下了。后来，这个死刑犯就直接当上了牢头，先前那个牢头被安排去搞便池的卫生，在看守所，就叫“换码头”。不久，先前那个牢头从我所在的监室被转走了。
但没过几天，监室又送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块头很大，长得文文静静，一脸的精明相，带着一股杀气。这个已经当上牢头的死刑犯就问他：几进宫？这个人回答：三进宫。在监狱，犯人其实也是讲资历的，凡是有过牢狱经验的人都知道，像这种三进宫的人也都是不好惹的，说明他非常了解监狱内部的游戏规则，算是一个老江湖，牢头一般不会过份地虐待这种人。因此，这个死刑犯对他也算客气，不过告诉他，新人进来，关照样还是要过的。这个人也没有提什么意见，牢头就安排下面的打手象征性地打了他三拳“当心拳”，他的身体很结实，能承受。
结果到了第二天，狱警进到监室里来，指着这个新送进来的人对所有在押人说：这位是你们的新号长，你们谁有意见？狱警指派的号长，谁能有意见？于是，这个人就成为了监室的新号长，他重新调整了监室内在押人睡觉的位置，那个死刑犯被降到第四号的角色，睡通铺的第四个位置，不过，也相当于监室里的上层人物，先前打他的打手依然是打手，而我本来睡在第八的位置，当他知道我是因政治原因被送进来的，于是把我调整到第三个铺位，睡在打手和那个死刑犯中间。这个人很精明，善于审时度势，所以直到我被移监，他一直都是号长。
后来，又送进来一个当兵的死刑犯，是从农村来的，听说是因为杀人，狱警对这个人不怎么样，而且送进来之后，也拒绝“过关”的规矩，因此，号长和先前那个死刑犯就在风场里合谋要整这个当兵的死刑犯。结果，当他们准备动手打这个人时，他摆出一个格斗的架势，他在部队里学过专业的擒拿术，他们根本近不了这个人的身，就这样，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号长一看情况不对，本来是想唆使那个死刑犯整他的，结果发现有可能被他挑翻的危险，于是出面做和事佬，把双方都拉开了。并且给这个当兵的死刑犯以礼遇，把他调整到第三个铺位，也就是占用了我的铺位，我顺延至第四的铺位，这样，我就夹在两个死刑犯中间，这让我心理感到有些压抑，于是，我和他打了招呼，干脆睡到距离便池最近的那个末位铺位。
在武汉监狱时，我还见证过一件事情，有一位来自黄冈的农村青年，他是一位做生意的小商贩，有人故意欺负他，这个年轻人性子急，顺手拿起一把水果刀，把人家捅了一刀，结果失手把欺负他的那个人给捅死了，就这样被抓进来。
这个农村青年其实很老实本分，进来之后非常恐惧，牢头就借故整他，逼他向家里要钱，买东西孝敬牢头，这个牢头是因为诈骗进来的，其他在押人从外面送进来的东西，都要孝敬牢头一份，这也是看守所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的家里其实很穷，并且还在想办法四处借钱，想通过赔偿的方式保住他一条命，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哭。
后来，这个牢头想保外就医，就吞了颗钉子，吞下去之后，抱着肚子痛苦不已，狱警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病。我听说他在医院借上厕所的机会跑掉了，狱警还在我们中间盘问他的钉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不知道，而那个来自黄冈的农村青年说看到他吞了颗钉子。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的生活经历。
张：１９９３年７、８月份，我的案件正式宣判，我没有提出上诉，很快被送到武昌的一个犯人中转站，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
在犯人中转站，犯人每天就开始要坐板，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板上，读报刊，学习，政治洗脑，然后就是军训，而在汉阳看守所，因为有劳动，在押人不需要坐板。因此，在这里，生活很枯燥，压抑、沉闷、单调，每天都是在无意义中度过。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我才被转到宜昌监狱，正式服刑。其中发生了一段对调的小插曲，本来犯人在中转站一般都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移送到相应的监狱，结果我在这里呆了一个多月。原来，当时宜昌监狱关有一个“六四”期间的政治犯，狱方为了不让我们在同一监狱服刑，就让我在中转站呆着，直到那个政治犯被转到了武汉市一个地方劳改所，才把我从中转站移到汉阳看守所原来我所在的那个监室，第二天才送往宜昌监狱。
到达宜昌监狱之后，先是在入监队呆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分配到下面的劳动监区，我所在的中队专门制造军用船舶上的零部件，而我被安排搞质检，在劳动车间，这算是一个好的劳动岗位，因此也招致了许多犯人的妒嫉。在我搞质检的这段时间，我知道犯人们的劳动很辛苦，所以对材料的质检要求相对宽松，而我所在的那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结果当这些材料到达第三道工序时，出现了很多需要返工的现象，这样就引起了其他犯人的举报，加之我平时爱写诗，爱看书，这在监狱里是一种与其他犯人格格不入的生活态度，也引起了监狱的不满，两个月之后，我被调换了劳动岗位，下放到车间劳动。
后来，我又换了一个较为轻松的劳动岗位，在车间值班。劳动车间和犯人的生活区之间有一道铁栅门，犯人早上列队出工走出监舍到车间和晚上回去都要排队经过这道门，而这道门同时又通往监狱的医务室、狱警办公室、干部宿舍楼和监狱出口，大门外就是宜昌市一条繁华大街。我就在这坡子上值班，地势很高，据说此地以前名叫桃花岭。因为这样的劳动岗位不需要劳动，也算是一个好的劳动岗位，像这种岗位在犯人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大家都睁大眼睛盯着，因此实际上也并不轻松。
在监狱，有些犯人是不能得罪的，在车间工作的犯人未经允许是不能出监舍区大门的，他们一般也不会闯关，但有些人，比如食堂的犯人，看病者（需要班头带），班头可以出入，这些犯人都是监狱信得过的人，但是，只能限制在监狱大门内。我所在的值班地方，只要通过，既可以回监舍，也可以到监狱大门，易混出去。如果在车间劳动的犯人堂而皇之的从铁栅门走掉了，这又是值班人员的责任，这个尺度很难掌握。有一次，一个犯人班长想出值班室，我拦住他，问他出去干什么。他冲我怒目一瞪，说关你什么事，你问什么？！边说着，就照我拦腰一抱，我当时完全没有提防，结果我重重地摔倒在门坎上，当时就把额头给划破了，送到监狱的医务室缝了几针。后来，这个肇事的班长还专门向我道歉，不过，最终这位班长没有受到处罚，而我很快被调离了值班室。
在监狱，犯人之间相互整是一种常态，有时是为了自我保护，有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监狱纵容和鼓励犯人之间相互告密，一来可以离间犯人之间的团结，二来更有利于监狱对犯人的控制，而那些告密者也可以因此获得监狱的信任和奖励，比如，安排更好的劳动岗位，再比如，减刑，我听说监狱汽修厂有个仓库管理员，专门发放汽油，他在劳动时间内经常偷着吸烟，这是违反监规的，结果被一个领汽油的犯人告了密，后来，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了这件事情。于是，有一天，当这位告密者再次来领汽油的时候，他点燃了汽油，发生爆炸，最终，他和这位告密者同归于尽。
犯人在监狱服刑是不能违反监规的，有一位和我同监室的狱友，有一天犯了病，起不了床，但犯人每天早上都是要出早操的，因此，他被狱警反铐着双手铐在床铺的铁栏杆上，直到出操结束犯人回到牢房才解开他的手铐，作为对他不出早操的惩罚。
在我临近出狱的两三个月，我还与隔床的一个犯人打了一架，这个人外号叫“钉锤”，打架很厉害，他在一次打架斗殴中一拳头把人给打死了，被判了死缓送进来。后来他被安排到我旁边睡。平时我们的关系处得相对还算不错，但我对这个人总是有一种异样的不祥感觉，本来上铺是连着的统铺，与他仅三寸之隔，他却硬是要紧挨着我一块睡，我生怕他想“鸡奸”我，为了避开他的骚扰，不得不从上铺搬到了下铺。
因为我马上就面临出狱，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被褥送给了另一位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但家贫无助的犯人，但“钉锤”想占有我的被褥，要求我出面从那个犯人手上把被褥追讨回来，被我拒绝了，结果他就对我施暴，那一次，我被打得很惨，鼻青脸肿，牙齿也被打掉了两颗，到现在我都是镶的假牙。后来，他被罚关禁闭，直到我出狱，都没有再见到过这个人。
还有，在之前狱警曾经对我专门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我后来判断也可能和“钉锤”的告密有关系。在监狱，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清监行动，但那一次却是监狱对我个人的财物进行突击检查。此前，曾有一次探监行为，探监者是当年抓捕我的派出所警察，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副所长，他以个人名义来探望我。因为是警察，所以我们见面时没有隔着探视的玻璃窗，而是直接安排在办公室见面，他送了我２００元钱，还有一条烟，临走时还给我拍了照，照片上甚至把监视我们的狱警拍摄在里面，而按监狱的规定，犯人探视时是不允许拍照的，监狱不希望自己内部的真实情况向外界公开。后来，这位警察把照片洗出来，给了我爱人一张，我爱人就在寄信的时候顺便把照片寄给了我。
我把这张照片和我爱人写给我的信件一并保存在我的箱子里，而这件事情只有“钉锤”知道，不久，狱警就星夜专门单独对我的财物进行搜查，没收了爱人写给我的信件，并且询问这张相片的来历，但当时并没有对此事作什么处理。等到出狱之后，我才知道，当年探视我的警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在有提拔为正所长的机会时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否决了，而且他被提前退休。我们在见面之后，他还和我开玩笑说，他现在和我一样，也是自由战士了。
马：您如何看待当局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政治迫害和被监禁的生活体验。
张：在一党制下，对于每一个追求自由和个人尊严的人来说，受到逼迫和监禁是很难避免的，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必须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同时，我也希望不要因为这种政治迫害而心生怨恨，不要因怨恨而产生报复的心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希望有过此残酷经历的人们能够更坦然地面对和承受这一切。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走过的道路，有些往事确实有些不堪回首，甚至回忆起来痛彻心肠，当我第二次受审宣判的时候，我的儿子才五岁，当我被押上囚车的时候，我的爱人含着眼泪，牵着儿子的小手，一路目送押送我的囚车离开，当我看到儿子露出天真而又迷茫的眼神时，我的内心非常沉重，但我强装笑颜，不希望让爱人看到我落泪的样子，不想让稚子童心难过，直到她们母子二人从我的视线里远远消逝，我才转过身去，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
而我的儿子长大后上大学，都因为我的原因受到牵连，遭到校方的政治歧视，受到不公正地对待。坦率地说，我不愿意儿子过和我同样的生活，我不希望他步我的后尘，这可能也是我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一个潜在心理因素，我希望所有的专制荼毒能够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希望我们的后人不要再蒙受专制的迫害。
记得在第一次劳教时，有学员还嘲笑我：“你吃没吃到，喝没喝到，还满罐（即三年劳教是最高的惩法）。将来出去也是共产党不要，国民党不收的人，真不值得。像我们吃香喝辣玩女人，一二年，值啊。”我知道和他们说不清楚，一笑了之。我从事政治三四十年，并不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我的个人经历已经说明了我的出发点和心理动机，我的寄父为人善良，却受到逼迫而自杀，我的生父，只因替一些被划为“右派”的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解职并被劳教，这些对家庭和对我个人成长过程造成的伤害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平反”二字所能弥补得了的。在这样一个专政体系下，上至呼风唤雨的高层官僚，下至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都有可能毫无征兆的受到迫害，甚至命丧黄泉，因此，我才致力于推动多党竞选的政治生态，只有拥有反对党，人们拥有选择的权利，才能结束这种政治上的恐惧和种种因政治独裁而造成的人间悲剧。
我不希望共产党的领袖们步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们的后尘，也不愿意看到民众像八九年那样继续发生流血牺牲的惨剧，希望这片土地上能多一些政治上的宽容和相互理解，但这首先取决于掌握权柄的当权者的态度，比如，能不能释放政治犯，逐步终结这种政治压迫制度，但目前看不到政治上有趋缓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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