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宪诤:对共产党裸奔政权缺乏真实认识所造成的危害

作者: 向宪诤
中共裸奔政权是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也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那么,靠什么能击破中共裸奔政权的谎言和欺骗呢?只有靠法治保障下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再配之以反对党。一旦中国有了真正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反对党,一贯权力裸奔的中共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尽管中国如今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但我们不要放弃抗争,要勇敢地去行动,去争取,去突破,争取在网络空间、在各种现实活动空间和公共场合说出真相,揭穿谎言和假象,时时曝光裸奔的中共政权,努力呼吁并争取实现真正的法治,突破中共政权对新闻自由的封锁,一旦条件允许就成立反对党和社会团体,聚集民间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冲垮一党专政。只有这样,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权才能早日终结。

作者:姜野飞    (来源:博讯)

有一天,我碰到一名女访民,她在北京上访,被关进专门关押外地访民的马家楼,在里面挨过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还被多次遣送和拘留过,甚至在“两会”期间,她无论走到哪儿,身后都有维稳人员如影随形,但这些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她的内心真正的看法,她因为自己碰到的现实而更加相信这些坏事都是“下面人干的”,上面还是有“包青天”的,甚至还说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包大人”,所以她一直在等待着来自北京“包青天”的回复。

她这么苦苦等待,甚至是没有指望之下的等待,并非无原因的,而是缘于一次高铁上的“偶遇”,那次她从北京回来,在高铁上碰到一位很像微服私访的领导或接近高层领导的人,这人似乎“很懂的”,也很低调,没有问她到北京干什么,她也没有把自己的“状纸”交给他,让其转给“包青天”,而是觉得这个人真“懂”,这个人还悄悄对着她高铁固定的座位拍照,因为座位、车次和乘坐人的身份证信息相对应,一查“系统”就可以知道她是多年的上访户,乡镇街道、区县信访局、省里都有备案,只要上面来人去认真查就一定能够了解她的冤情,就能看到被下面掩盖的真相。当我告诉她,上面和下面都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相信上面是好的,经是好的,菩萨也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可能有人会问,这名女访民没有多少文化水平,对这个裸奔的政权缺乏真正的认识,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些非常有文化、有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也是一样的,都照样受共产党裸奔政权的骗,以及欺凌。

我下面举的例子是前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兼校党委常委、中控企业创办人、公司董事长褚健亲身经历的。褚健教授是博士学历,留过洋,受过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的接见,独立研发了专门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如电网、石油化工生产甚至核武器研制领域的自动控制系统技术,是中国该领域的高端企业。这些技术对于外国而言是属于绝密级的核心自动化控制技术,按褚健的话说事关国家安全、稳定和国家战略。但即使这样的稀缺人才,这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照样被抓捕,罪名是涉嫌贪污和转移国有资产,涉案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甚至还涉向国外转移国有资产和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已被关进看守所长达430多天。2015年春节前,褚健的辩护律师周泽到湖州看守所会见他,褚健告诉律师自己的名字和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只少了一个字,却有着同样的牢狱经历,他让律师给自己的家人转话,要家人有机会去当面拜访褚时健,褚健不会不知道,褚时健获刑恰恰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而不是法治的必然,当前的问题是反省制度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他自己被捕仅仅因被某些人“陷害”。褚健还知道自己的案子检察院已经两次“退侦”,期待春节前回家过年。周泽律师对于褚健案有自己的清楚认识,虽然他一直坚持无罪辩护,但他又明确地告诉褚健,对于能否“回家过年”心里没底。

褚健不知道,自己1993年起创办、如今年产值30亿元的中控企业,无论是多么“一流的控制”(中控的英文名称SUPCON,即Super control的缩写),也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的背后是看不透的多个政治势力和各种权贵的交集和交易,无论是褚健如何高举胡锦涛、习近平对于中控企业的视察、批示和接见,都保护不了他,连法律都不能保护公民个人,还指望拿胡锦涛、习近平的一纸批示来保护自己?按照中共政法机关办案的套路,褚健当然可以回家过春节,条件就是“认罪”,这点褚健不会同意,褚健的先后四位律师也都认为褚健案所涉及的事实不构成犯罪,但有关专政机关已经把褚健这名科学家关进去一年多了,不认罪怎么可能回家过春节?“认罪”之后,当然是专政机关求之不得,判刑可以有弹性,比如轻判,比如取保候审,比如保外就医等等手段,但褚健案必须被他们“坐实”,褚健必须要有一个罪犯的身份,而且是“铁案”,不得翻案。可怜的褚健,一边是认罪轻判、服刑早日出狱,一边是不认罪,无罪辩护,必被重判。这两个,他无论选择哪一个都要坐牢,都免不了罪犯的身份。如今,他却还在幻想着出现“包青天”,实在是不认识权力裸奔的中共极权真面目,如果真有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话,为什么褚健向外界包括中共高层呼吁要求把自己的案子移送到浙大所在地浙江省之外的异省审理,甚至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至今没有动静?难道中央不知道吗?不是中央不知道,中央和构陷、抓捕褚健的地方机构都是利益共同体,若习近平制止地方机构的行为,无异于自掴自脸,这点褚健至今都不明白。再说,褚健曾任浙大党委常委,在同一个大染缸里,自己能保持独善其身吗?不可能,所以就难免留下很多经济上的把柄,共产党向来没有法治,他被整同样难免。

赵紫阳是堂堂中共总书记,一直被权力裸奔的“中共老人帮”操纵,因不服从被迫去职后,同样面临着“认错”的威逼。认清中共本质的人都知道,一旦“认错”,下一步就是“认罪”,不认也得认,但赵紫阳顶住了,换来了十六年的“监视居住”。赵紫阳已经是“包青天”的顶层了,哪里还有什么“包青天”?
   
再看看当局对一些网络名人、微博大V的运动式整治,如王功权、薛蛮子、向南夫等,先是抓捕,然后罗织罪名,当然也有部分事实上的所谓作案罪证,也不排除构陷,接着就是让其认罪,然后撤销罪名、取保候审,让其听话、配合,即使其有真正的涉案罪证也可以“放其一马”。而不配合的结果,只有坐监牢这惟一的出路。多数人愿意认罪,认罪了就坐实了“罪犯”身份,即使他出狱了,一旦不老实,比如再参与当局所不容的政治敏感活动,还可以随时再抓进去,这就是当局经常玩的套路,对于分化、打击异议人士群体更是如此。
   
再回到前文所提及的女访民高铁偶遇所谓便衣官员“微服私访”之事,访民认为地方政权干的坏事,上面不知情,或被骗了,这多半是假想,首先是高层的官员都是基层官员一级一级晋升上来的,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得以晋升是靠欺骗骗上去的,他们欺骗下面,下面欺骗上面,相互欺骗,仿佛理所当然。他们若想欺骗不知情的民众,实在太容易了,设个信访局就有了无限的欺骗性。信访局能解决多少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基本的国策是确立并保障司法独立,一旦实现法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信访局吗?换句话说,连法律都如同废纸,信访局不就更是废纸吗?所以,我相信那访民是无知而一厢情愿,她遇到的所谓“贵人”不过是无关人员,不可能为她向所谓的中央转信、转批示,或者这人不过是一个骗子,比如网络频频曝光的假组织部长、假军官、假记者、假警察、假国安、假银行行长一样,有利可图就骗,骗不了这个人再骗那个人,拿着假冒的中共领导人批示骗人,成功率还比较高,然后被骗者就傻傻地等,等到最后也没有下文,问题也得不得解决。
   
比起民间危害不大的小骗子,我更加认定中共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裸奔的极权政权更具有欺骗性,危害更大,特别是各级信访局,几乎都是摆设,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甘愿上当受骗。再如法院,明明不具有独立性,却偏偏对外说自己独立行使审判权。当我看到法官、审判长身着法袍,坐在庄严的审判庭时,我就笑了,笑他们审理案件不敢站在法律这边,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当庭宣判,不敢对面记者的镜头,不敢接受民众的质问,笑他们不得不作秀,不得不充当政府裸奔者的打手。还有,报纸、电视、网络整天散布谎言,鼓吹中共执政的成功,整天干着专门骗人的勾当。如果中共真实履行执政为民的承诺,那么,请先开放司法独立和开放新闻办报自由,先把互联网上的疲敝防火墙推倒,如果能够先实现这三点,那么,我便可以改变自己对中共的看法,不再认定中共政权是上下裸奔,不再认定中共是向来靠谎言和欺骗起家的。

可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根本问题上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上台时又有什么两样?毛泽东有陈伯达、田家英这样的吹鼓手,结果毛泽东祸害天下人,陈伯达、田家英也先后被判刑,被自杀;如今习近平模仿毛泽东举行文艺宣传会议并发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是文人出身的李书磊、谢有顺充当“起草班子”,还请来养鸡农民花千芳、网络投机分子周小平为其表演,道貌岸然欺骗世人;接着,还有宁波市委宣传部吹鼓手徐岚,主动在“求是网”上发文配合,替党操心,推波助澜,痛批贺卫方、陈丹青等法学家、画家一贯反党,这些人不但自己被骗,或甘愿被骗,还四处骗人,网上网下落了个千夫所指的下场,自取其辱。想想看,一个没有反对党的政权,若不是靠谎言欺骗,它可能一天也存活不了,所以它们必须要养一大批吹鼓手。

什么能击破谎言和欺骗?只有法治保障下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再配以反对党。一旦中国有了真正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反对党,一贯权力裸奔的中共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尽管中国如今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但我们不要放弃抗争,要勇敢地去行动,去争取,去突破,争取在网络空间、在各种现实活动空间和公共场合说出真相,揭穿谎言和假象,时时曝光裸奔的中共政权,努力呼吁并争取实现真正的法治,突破中共政权对新闻自由的封锁,一旦条件允许就成立反对党和社会团体聚集民间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冲垮一党专政。只有这样,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权才能早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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