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顾准
顾准算是我的民主启蒙老师。-----大山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    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一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干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他实行恐怖,征发粮食,然而他的根本信念是保卫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然而罗伯斯比尔本人不能成为拿破仑,因为他的恐怖主义得罪了一切阶层,破坏了政治的上层机构得以维持下去的内部和平。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生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有过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Veblen)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相互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施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

FaceBook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