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和道德



行 易



除时代精神、现实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传统的道义精神激励着当时的志士仁人,为辛亥革命预备了强大的动力,使这一次革命必然地指向了民主政治。实际上,辛亥革命的根据,恰恰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道义要求,以有道伐无道,从而实现民权、民生及民族复兴的主张,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因而,在当年面临严峻挑战的传统中国社会,动员了广泛的人群。

道义的力量
 其实,上溯至汤武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朝代更替,何尝不是革命。虽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却也是活生生反对暴政、要求道义的革命,有时是比较和平的,更多的时候则不得不诉诸武力。而道义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道义也是不得不起而革命的理由,拥有道义的一方,力量又是巨大的。《孟子》一书生动地讲述道义,字里行间充满着道义精神。孟子云:“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又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还说:“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即使看上去只是一个蕞尔小国,只要以天下苍生为念,奉行仁义,就能拥有道义的力量,击溃实行暴政的不义庞然大物,成为百姓争相欢迎的王者。
 又如殷商末年,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王的军队人数众多,似乎不可一世。但是,两军一接触,纣军就土崩瓦解:“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王的军兵盼望武王快快进入殷商国都,不仅“倒兵以战”,甚至倒戈相向,纷纷“畔(叛)纣”。殷商百姓跟天下四方的百姓一样,热切欢迎王者之师,“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以上引文见《史记·周本纪》)这就是道义的力量。在一百多年前,还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建立了中华民国。
 从古到今,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以道义作基础和动力的。中华民国靠道义而建立,也依道义而立足,而在极端困境中的艰苦奋斗,仍然少不了道义力量的支持。蒋介石先生即喜读《孟子》,去世前不久的病卧之际,还让儿子经国为其背诵这本书。一九七五年初,蒋介石卧病在床:“经国曾要他的弟弟纬国别进父亲房间,因为人太多,会使空气不新鲜。有一天,蒋介石的医生熊丸发现卧房的门半掩半开,经国站在床旁边,背对着父亲,面朝窗子在讲话。熊丸觉得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为,就示意护士进去瞧瞧蒋经国在说些什么。护士退出来报告说,他在背诵《孟子》。”(见陶涵着《蒋经国传》第三四九页,新华出版社)此时道义的“浩然之气”仍然振振而不可夺。蒋先生于这年四月五日清明节逝世。

民主和道义、道德
 共和、君主、专制等政体各有其原则。而孟德斯鸠认为,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品德”:“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第二十三页)《论法的精神》中译本(张译,商务印书馆)所用的“品德”一词,在文义上大体与道义、道德二词相互涵括。可将道义和道德看作为“品德”的两个有重迭的方面,其中,道义偏重于公德;道德则偏重于个人品德(私德),却也与公德息息相关。一般来说,道义和道德二者是共存的,有此即有彼,无此即无彼。在一个道德沦丧的地方,必然会缺乏道义和公正;在一个不讲道义、强盗当权的地方,往往是一派道德沦丧的情形。例如,如今中共专政下的大陆,就普遍地缺少道德,也没有道义和公正。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在民主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心忧天下的君子,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这意思并不是说,共和国的人都有品德;而是说,他们应该如此。”(张译《论法的精神》第三十四页)
 公德与私德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孟德斯鸠尤其强调公德:“我们可以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不断地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是一切私人的品德的根源。私人的品德不过是以公共利益为重而已。”(张译《论法的精神》第四十一页)华夏古老礼制具有习惯法作用,古人则常以好礼为乐;而天下则是士君子的祖国,从而以心忧之,典型的例子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随手摘引一首陆游诗,也可窥见古人爱祖国的情怀:“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中“轮台”,泛指祖国的边域。可见,此二者(法律与祖国)正是传统中国人所热爱的对象。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既不乏私德,也不乏公德。何况又多受节制及礼让精神的熏陶。孟子所说的道义、仁政,其实也是公德的体现。
 在各种“品德”之中,孟德斯鸠又特别地提到俭朴和平等,加以论述。孟说,“爱民主政体也就是爱俭朴”。又说:“如果爱俭朴,就应当以俭朴为乐。那些被逸乐所腐化的人们是不会喜爱俭朴生活的。如果以俭朴为乐是自然的或是平常的事情,那么,阿尔基比阿地斯就不会为全世界所称羡了。”(张译《论法的精神》第五十、五十一页)文中的阿尔基比阿地斯,是雅典政治家(公元前四五零年至前四零四年),以生活奢华著称。而华夏的诸多传统美德之中,节俭一德是相当突出的。至于平等,传统中国当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这可从选拔官员大体上不看出身和门第略见一斑,那时世上各国,任用官员时却是普遍看重出身、门第。当然,孟德斯鸠也认为,那种绝对的平等,对于民主政治具有极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在孟德斯鸠看来,珍惜传统是维系“品德”、进而维护民主的一个方法:“关于风俗,保存旧习惯是很有好处的。腐化的人民是不易做出伟大的事业的;他们几乎未曾建立过会社、建造过城池、制定过法律。反之,多数建设是由风俗朴素、谨严的人民做出来的。所以应当使人们记起古时的箴规训则,这通常就是把他们重新引回到品德的道路上。”(见张译《论法的精神》第五十七页)孟作出这一段论述,就像是一位中国理学家在发言。的确,中国的传统理学、心学,深能发挥古代的仁义精神,以传统道义和道德作生命的根基,注重公德、私德的修养,同时又敏锐地察觉到私欲膨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必须予以克制。中外贤哲对传统道德有一个共识。
 传统中国社会既强调道义、讲求道德,这就为以后民主政治的建立预备了条件。难怪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有辛亥革命的兴起,虽说存在重重障碍,终于还是一呼百应、一气呵成,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此前的戊戌变法,则试图建构君主立宪制度,要求限制君权、张扬民权,走的虽然也是一条民主政治之路,却因旧体制及腐败利益集团的扼制而归于失败。

梭山的宏论
 严松(陆氏兄弟的弟子)与陆九渊有过一段对话,读起来令人感叹不已。严松记载:“松常问梭山云:‘有问松“孟子说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抑是行王道以得天位?”当如何对。’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如何解后世疑孟子教诸侯篡夺之罪?’梭山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生(陆九渊)再三称叹曰:‘家兄平日无此议论。’良久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松曰‘伯夷不见此理’,先生亦云。松又曰:‘武王见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来,皆见此理。’”(见《十力语要卷二·与友人》所引)梭山是陆九渊的四兄陆九韶,九渊的学问多有得益于其兄梭山之处。
 由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到,除暴政、行仁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中的义理不言自明,而道义则存乎其间。陆九渊认为,古往今来人存此心。或许只是受专制势力的钳制,难以表露出来罢了。而受传统思想、道德的熏陶,中国古代士君子往往追求良知,看重道义,少不了爱民之心。由此,当又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或显或隐的古代民主意识,实际上,为接受民主思想预备好了肥沃土壤。因此,当民主思想传扬到中国以后,必然会迅速地传播,并得到广泛的接受。从当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经看到这样一幕。因而,中国会发生戊戌变法,会有辛亥革命的酝酿和成功,当年民主要求一浪高过一浪,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人并不是难于接受民主,反而是易于接受民主。
 孟子描述的华夏古老国家,即是以仁义作基石,以民意、民生为在上掌权者行事的方向,施行仁政。到了今天,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体现和实现这种古代爱民思想,从而在现代社会中施行仁政。当代民主国家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就是以道义和公正为基础,施行为民、利民的仁政。民主选举制度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一切专制制度都是践踏仁义的暴政。

大风暴欲来
 孟子描述了中国古代有道伐无道的情景。数千年后,中东地区迎来了“阿拉伯之春”,人们又看到了相似的情景,人民起而革命,军队倒戈,那里的专制政权纷纷土崩瓦解。对道义的认同,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建立民主政治的条件。当今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革命,就是要推翻暴政,从而张扬道义、恢复社会公正,为建立民主政治铺路。
 在历史上,得道、失道的结局判若天壤。那些从不把道义当一回事,靠欺诈及暴力建立的所谓政府,基础一直就是空虚的。没有道义及合法性,只能算是不法的盗匪。大概可将中共目为无道的典型例子。中共的出现和得势,与当年险恶的全球性反人类滔滔逆流相关联。而中共的得逞,一刻也离不开外来恶势力:建立时由苏共一手操办,后又靠其扶持;当日寇大举入侵的时候,中共又以假抗战繁殖势力,酝酿日后的大规模叛乱战争。而且,其专政六十多年,哪里看得到一点道义和公正。既然以极端欺诈及暴力进行颠覆道义的叛乱活动,就与杀人越货的汪洋大盗没有什么分别,虽然能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存之于长久。
 道义与道德相互依存,当道德沦丧的时候,就意味着道义也必然地丧失殆尽。中国人有道义的传统,又有革命的传统,当道义受到破坏时,革命的传统就要发生作用。而今中国大陆道德伦理进一步日落西山,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道德沦丧使社会趋向分解和崩溃,更看不到道义的存在,又到了迎接王者的历史时刻。那么,谁是今日的王者呢?起义的人民就是王者,中华民国就是王者。中华民国意味着民主政治。美国麦凯恩参议员告诉一名中共官员,“阿拉伯之春即将在中国出现”。此官员竟当场作出否定的断言,其论断可谓固陋之至。当然,这可能不过是在做一篇官样文章,就像演戏一般,掩饰不了中共当局内心的恐慌。虽然表现形式或会有所不同,“阿拉伯之春”必然会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出现,从而在大陆实现中华民国的复兴,这又是道义的要求。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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