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丁
編者按：清末革命志士中多有基督徒，這是廣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值得重視的是，他們的革命活動沒有外國教會的介入，也沒有教派鬥爭的色彩或傳教的目的。清末基督徒民主革命家們對政教分離原則的堅持，以當代的眼光來衡實屬可貴。
興中會重要領袖——陳少白
陳少白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興中會”重要領袖。中國民主革命派第一份報紙《中國日報》創辦人、社長和總編輯；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廣東軍政府外交司司長。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時，擔任總統府顧問。
陳少白，原名聞詔，號夔石，於1869年出生於廣東江門市郊外海鎮南華里的一個書香之家。後因參加革命為避清廷耳目，遂改名為白，字少白。其父陳子橋是位思想開明人士，尤好西學，與基督教會人士，如區鳳墀牧師（孫中山的良師益友）等人來往甚密。至晚年時方受洗成為基督徒。陳少白六歲入私塾讀書，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少年時已“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1884年，在華傳教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兩位牧師（Rev. Benjamin C. Henry）欲在中國籌建一所基督教高等學校，在討論校址選在何處時，他們最後議決：哪里能夠得到當地多數士紳贊成，就在哪里設立學校。當時廣州長老會教會余錫九牧師和陳子橋等人聞知，就鼓勵當地士紳支持，敦請設校於廣州。終於在1888年由哈巴安德牧師在廣州賃屋，開辦了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陳子橋在格致書院成立後立刻督促正在學科舉文的陳少白棄舊學入讀格致書院，陳少白遂成為報讀該校的第一個學生。
陳少白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對西學的嚮往，及其革命思想之形成，多受其父陳子橋和叔父陳夢南的影響。父子叔侄三人原為舊學學子，卻對基督教和西學情有獨鍾，實屬罕見。陳子橋因此而被鄉人引以為怪，尚未信教之前就被譏為“進教佬子橋”。
叔父陳夢南對陳少白的影響尤深。陳夢南是中國早期傳道人，中國教會早期自立運動的先驅之一。陳夢南原是一傳統儒生，年輕時有志於科舉仕途，30歲那年赴廣州會考時，偶然進入惠愛八約浸信會教會聽道及讀聖經，心靈頓覺豁然，遂決志受洗成為基督徒。但他不願意從西人牧師接受洗禮：“堂堂中國儒生，怎好在外國人手裏受浸？”稍後聞知肇慶有一中國傳道人冼槐堂，於是特地趕往肇慶請冼槐堂為他施浸。正是這種民族意識促使他後來發起了浸信會教會自立運動。他和區鳳墀亦是好友。
陳夢南每次由廣州返鄉，都會帶些西書給侄兒陳少白閱讀，並向家人傳講福音。他的基督教信仰，民族意識，以及西學書籍對陳少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陳少白日後常對人說：“革命思想多得自季父。……叔父之恩實不可忘”。陳夢南於1883年去世。民國後，陳少白在家鄉開辦“念夢學舍”來紀念他。
陳少白在格致書院接受基督教和西學教育，進而認識到二者之可貴，入學次年便“承夢南公之遺訓”，受洗加入教會。不久，在廣州倫敦會做傳道人的區鳳墀見陳少白與眾不同，交往中又得知他抱有救國之志，就很賞識他。一次陳少白要去香港，區鳳墀為他寫了一封信，推薦他去見孫中山。陳少白持信到香港後，直奔道濟會堂王煜初牧師那裏，由王帶他到醫院去見孫中山。據陳少白憶述：“兩個人坐下，談談時局，覺得很入港，談到革命的事，也很投機”，二人頗有相見恨晚之感。自此，孫中山又得一基督徒革命同志。日後，他和鄭士良一文一武，成了孫中山的左右手，興中會的重要領袖。
不久，陳少白到香港去讀書，為了可以常有機會談論革命，孫中山介紹他入讀香港西醫書院。陳少白
1891年3月，孫中山在香港和青年基督徒一起創辦了“培道會”，這是一個青年基督徒互相勉勵，以求在信仰和行為上保持純正的團契，陳少白亦成為該會會員。他們在熱衷於救國革命的同時，也注重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在這一時期內，他們不但招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同時也吸引一些非基督徒志士加入他們的團體，如時任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書記的尤列，楊耀記商店的楊鶴齡。他們在革命救國的理念上非常投契，常在一起談論革命，立誓要“驅除滿人，實行大同、四人一心、復國是從、至死不渝、務求成功”。孫中山說他們四人“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因此被人稱為“四大寇”。但與孫中山關係最為密切的還是基督徒，主要有陸皓東、陳少白和鄭士良等人，逐漸形成基督徒革命同志群體。
陳少白雖在西醫書院學醫，但因其性情不適於醫學事業，又熱衷於和孫中山搞革命，故當孫中山畢業離校時，他也就自行輟學，“隨中山奔走”。他常和孫中山來往於香港、澳門、廣州之間，並幫助孫經營藥局的業務。
1894年，孫中山在其故鄉翠亨村撰寫出八千餘字的“上李鴻章書”，由陳少白修改後定稿。書中提議當政者仿效西方，改革中國教育，採用先進科技以發展工農商業等主張。
1895年，孫中山決定以香港作為集結人員和策動起義的基地，並在這裏成立了“興中會”，召集舊日同志，作為起義的主要力量。當時陳少白已回廣東，孫中山到廣州與他會面後，一同回港，租用香港中環士丹唐街13號為革命基地，籌組革命組織。陳少白奔走各處，一面尋找舊日同志，一面物色新的同志，準備於是年的“九九重陽節”舉行起義。當時的領導人包括孫中山、楊衢雲、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鄧蔭南、黃詠商和謝纘泰等，全是基督徒。
廣州起義不幸因洩密而失敗，陳少白等革命志士均遭通緝，遂與孫中山和鄭士良一道逃亡日本。雖然起義失敗了，但他們的革命意志並未稍減，不久他們又重組革命力量，籌備再次起義。重整後的力量大致分為兩路：一路以孫中山、陳少白和鄭士良為首；另一路以鄧蔭南和宋居仁為首。兩路都在孫中山興中會的指揮下活動，並於1900年發動了惠州之役和謀炸廣州督撫之役。
陳少白在日本橫濱、東京等地聯絡華僑，招攬同志，並在日本人中間宣傳革命，很快在橫濱成立了“興中會”組織。1897年8月16日，孫中山先生倫敦脫險後，經加拿大抵達日本。陳少白征得孫先生同意，自神戶乘船赴臺灣，成立了興中會臺灣分會。
1899年，陳少白返回香港聯絡會黨，改革了具有革命性質的“中和堂”，使其成為聯絡革命同志之地，為孫中山預備、輸送有生力量；並加入了“三合會”組織，成為其軍師，有策劃指揮之權。“哥老會”也推舉他作為“群龍之首”。這些都是基督徒與地方會黨合作的組織，他們在“推翻滿人政權，重建漢人統治”的共同目標下進行合作。各派系在香港開會議決興中會、三合會和哥老會三會聯合成立一個新的組織“興漢會”，選舉孫中山為總會長。由於當時孫中山遠在日本，故由陳少白和日本革命同志宮崎寅藏把總會長的印章帶往日本給孫中山。
1900年10月，孫中山委派陳少白到香港創辦了中國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中國日報》，宣傳革命，陳親自擔任社長和總編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陳少白出任香港分會會長。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廣東宣佈獨立，陳少白受任為軍政府外交司司長。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外交權歸中央。陳少白隨即辭去外交司長職務，致力於發展交通事業，成立了粵航公司，任職總經理，並收回了外商租賃的部分廣州碼頭。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陳少白被聘為總統府顧問和大本營參議，參與國是。次年1月擔任國立中華國民銀行監督。陳炯明叛變後辭職回歸故里，致力於家鄉建設。他帶頭捐資建設校舍，修築公路，為家鄉教育和經濟的發展居功至偉。
1934年，陳少白因病住院治療，不久病情加重，轉入北京一家德國醫院救治。同年12月23日，因醫治無效而逝世，終年65歲。他的靈柩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派代表親自護送到廣東外海，葬於故鄉茶庵寺山腰。陳少白的遺著有《興中會革命史要》和《興中會革命史要別錄》等重要文獻。
“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史堅如
史堅如是孫中山之追隨者，在謀炸廣州督撫德壽之役中被捕犧牲，被孫中山稱為“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
史堅如，原名文緯，字經如。其先祖居住於江浙地區，後遷居廣東番禹，是明末抗滿殉國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後裔。自其遠祖及至父親都是功名中人，祖父是道光年間的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但不久辭官回歸故里，此後數代先人皆不慕仕途。
史堅如於1879年（光緒五年）出生於廣東番禹，兄弟姊妹共七人，在兒子中他排行最小。6歲時，父親病逝。其母“端嚴靜默，賢而知書”，經常勉勵其子女好好讀書。史堅如自幼體弱多病，不茍言笑，稍長入私塾讀書。他雖然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對中國典籍並無好感，對八股文更為厭惡。但他對兵法、地輿、和歷史之類的書卻情有獨鍾。他從史書中領略朝代興替、政治得失與治亂之理，書中所記權奸、俠義、賢良和奸邪等，對其影響甚大，使他自幼崇拜英雄豪傑，憂國憂民，嫉惡如仇。這些塑造了他不惜捨身取義的性格。從少年時期始，他就和二哥史古愚、妹妹史憬然一起，像他們的遠祖史可法一樣，投身於反滿抗清運動。
發生於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遭到慘敗，國恥激起了史堅如反抗滿清政府的決心。當時，年僅16歲的他，就指斥清廷：“今日中國，正如千年破屋，敗壞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後，史堅如對滿清統治者更為痛恨。他當時選擇的是去推翻，而不是改良現存的滿清皇朝；不是要擁有一個賢明的君主，而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之政府，以代替專制的君主政治。他堅稱：“民主為天下公理，君主專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訓也”。可見，他當時對民主的認識與嚮往，已突破他從中國傳統史籍中得來的“政治得失治亂系於君臣的賢劣”之觀念局限，比今天某些仍然旨在“保共改良”、三十年來一心指望“共產黨裏出賢人”的所謂民運人士們要強得太多。這種突破來自其閱讀基督教機構如廣學會出版的書報，來自基督教學校的教育，以及他對基督教信仰的體會。這成為其革命思想的另一來源。
1898年，史堅如進入教會學校格致書院讀書，正式接受西式教育。格致書院為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Rev. Benjamin C. Henry）兩位牧師所創辦，於1893年以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名義在紐約註冊，畢業生可以領取學位。1894年，香便文出任格致書院的監督，他曾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幫助革命志士脫險。1897年美國董事會特派尹士嘉（O. F. Wisner）來華擔任該院的監督，校務得以進一步發展。該書院中文科教習崔通約（崔成達）原是康有為的弟子，在戊戌變法中因親見基督徒熱心營救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而深受感動，遂於1899年歸信基督教，自此由改良主義轉向革命，主張以革命和基督教救國。格致書院吸引了不少中國基督徒革命者，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陳少白就是其中的一個。
史堅如進入格致書院讀書期間，校園內彌漫著一種以基督教救國的氣息。他在這裏進一步接觸西方的科學文明，深入瞭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並認識到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質和精神乃源自於基督教。在崔通約等中西基督徒老師的薰陶下，他更明白了基督徒的救國責任。由此他逐漸成為一個帶有救國使命的基督徒，雖然他當時尚未受洗。此點從他在香港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的談話中可見一斑：“我是耶穌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兒女，所以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極表厭惡，想要闡明自由平等的大義”。基督教“唯一主宰是上帝”的觀念和人道主義觀念告訴他，革命行動本身是神聖的，是體現上帝心意的行動，是天經地義的世界潮流，絕不是所謂的草寇叛亂造反。他的這些觀念形成於大光觀書樓，在格致書院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當他更多結交基督徒革命志士後，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同時他堅稱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從其成長歷程及言論來看，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育確實是形成其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
當革命黨人在香港、廣州策劃第二次起義之時，史堅如決定將革命理想付諸於行動。為實現其理想，他曾有過投身廣東綠林會黨之念，但因為覺得“此輩不足謀”而打消念頭，因他深知革命不是草莽英雄式的造反。後來他通過日本志士在廣州所設的東亞同文會，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繫。此時史堅如對孫中山已經十分景仰，希望能有機會跟隨他。因當時孫中山正在日本，所以他請求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介紹他前往謁見孫中山。高橋謙先寫信介紹他去香港見陳少白，加入興中會，然後才去日本面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甚相契合。隨後史堅如接受孫中山委派，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興中會經過多年努力，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準備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1900年，興中會計畫分兵兩路起事，一路由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一路由鄧蔭南領導，在廣州謀炸巡撫兼署理總督德壽，牽制廣州清軍兵力，以作策應，史稱“謀炸德壽之役”。參加此役者除鄧蔭南和史堅如外，還有李植生、蘇焯南、練達成、宋少東和宋居仁等基督徒革命志士。這是興中會第一次進行暗殺行動，雖然基督徒必須要面對“十誡”中“不可殺人”之信仰，但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是正義的，是要在中華民族中實現神的心意，而暗殺是實現這一理想的不得已的手段，況且他們暗殺的對象是虐殺上帝兒女的兇手，死有餘辜。
史堅如、蘇焯南、宋少東夫婦、史古愚等多人擔負起謀炸督撫和督撫衙門的重任。他們挖地道，埋炸藥，苦幹多日，終於在1900年10月27日點燃導火線，然後逃離廣州，搭船去香港。因炸藥未炸，史堅如堅持讓其他人先走，自己則折回廣州，潛返撫署，重新點燃藥引，然後躲入寶華大街長老會教會等待。未幾，聽聞轟然巨響。後據消息稱，此爆只炸毀撫署部分圍牆，督撫德壽也只是從床上被震落在地，有驚無險。史堅如在長老會培英書院躲藏兩日後，心有不甘，外出四處打探，伺機行動。29日，當他欲搭船去香港時不幸被捕。
史堅如被捕後，被解往南海縣署，南海知縣因史堅如有教會背景，恐怕牽涉洋人教案，故拒不受理。史堅如遂被轉解至番禺縣署審理。在番禺縣衙審訊中，史堅如遭受殘酷刑訊，但他“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史堅如被捕的消息很快便傳到格致書院院長尹士嘉、老師崔通約和鍾榮光耳中。因事態嚴重，尹士嘉急赴廣州，前往官署要求保釋史堅如，但那時史已承認自己的身份及所為。尹士嘉無奈之下，聯同博濟醫院的嘉約翰醫生（Dr. John G. Kerr），到沙面美國領事館請求領事出面營救。新任領事默為德（Robert Malachi McWade）雖前往官署營救，結果也告失敗。
史堅如最終被判斬首極刑，於1900年11月7日英勇就義于珠江天字碼頭，年僅21歲。同志們聞訊皆痛哭不已，深感痛惜。孫中山後來稱其“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為共和國殉難之第二健將”（第一健將為陸皓東）。史堅如生前曾對宮崎寅藏說，要改變中國現狀，就“只有用鮮血來洗滌人心”這個辦法，最後他不惜犧牲自己性命來改變人心。他和當時許多基督徒革命者那種為救國而自我犧牲的做法，實乃效法耶穌基督為救世人而殉難的十字架精神。
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親自募款為史堅如修墓立碑，並追封他為上將軍。其墓祠於1913年落成于先烈路青菜崗；1978年因建設需要，遷至先烈路黃花崗內。墓園的大門上有胡漢民題字的“史堅如先生祠”石額，墓園內還有原墓遺留下來的一座史堅如烈士立像，由白雲石雕成。基座的正面刻有烈士的生平簡介，末署“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孫文等公建”字樣。
武昌起義先驅——劉靜庵
劉靜庵是“日知會”創始人之一並擔任總幹事。畢生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從事民主革命，最後為推翻君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捐軀。
劉靜庵（1875—1911），明敬安，又名大雄，字貞一，號靜庵，湖北潛江人。其父名淇，是科舉貢生，靜庵幼承父教，少年時接觸過佛教。1903年，劉靜庵赴武漢加入湖北新軍，曾擔任護軍馬隊第一營管帶黎元洪的秘書。他熱心追求真理，在武昌參加過基督教宣道會的聚會，後來在聖公會救主堂找到了信仰歸宿。當時武漢聖公會已出現幾位頗有影響的華人基督教領袖，西方宣教士亦多同情革命，認同其會友的愛國精神。劉靜庵因此受洗加入教會，成為救主堂的會友，並取教名為保羅。他信主後即熱心宣傳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張，並在聖公會文華書院神學院兼任漢文教習。
1904年6月，劉靜庵與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該所以研究和推廣西方科學為掩護，暗中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不久他們與黃興領導的華興會取得聯繫，參與謀劃華興會在湘鄂兩省發動起義之事。1904年11月，黃興計畫乘慈禧太后慶賀大壽，湖南全省大吏參加慶典之際，在會場引爆預埋炸藥，以引起混亂，並乘機在湖南起事。不幸起義計畫洩漏，官府衙門隨即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黃興得知事泄後立刻密電武昌科學補習所，劉靜庵和張難先一起迅速將所有檔案銷毀，然後分頭逃遁。劉是聖公會教友，故藏身於聖公會救主堂，躲過搜捕。科學補習所遂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派軍警查封。
1905年冬，劉靜庵與逃亡日本歸來，時已成為孫中山同盟會會員的曹亞伯共同籌組革命組織“日知會”。他們認為：要喚起革命，首先應“灌輸知識”，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日知會是唯一一個以教會機構名義而從事革命活動的組織。他們在救國的大前提下與非基督徒合作，進行反清救國活動。他們在學界和軍界中宣傳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風氣，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若沒有日知會，辛亥革命的歷史恐怕會改寫。
武昌日知會成立後，由武昌基督教聖公會會長胡蘭亭擔任會長，聘請劉靜庵為司理。因感國勢日危，胡、劉、曹等人將日知會改組為革命機關，並和一些基督徒組織了以學生為主的“救世軍”，抨擊和揭露清廷的腐敗，宣傳革命。改組後的日知會於1906年舉行成立大會，劉靜庵在會中發表演說，闡明日知會“以後一切責任，為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自此，日知會成為一個在教會掩護下，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劉靜庵出任日知會總幹事，以救主堂為基地，廣招會員，在教會閱覽室公開陳列大量革命書報，每星期日都有公開演講，一面傳福音，一面宣傳革命，吸引無數軍人和學生前來聽講與閱讀，許多人因此成為基督徒或革命者。劉靜庵本人常常在聖公會的文華書院發表有關革命思想的演說。很快，日知會在漢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設立了分會。一段時間後，湘鄂兩省的新軍多受日知會影響而傾向革命，不少軍人加入日知會，甚至在軍營中設立分會。不久，東京同盟會總部派遣余誠到武昌，出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發展劉靜庵等人加入同盟會，武昌司衙巷日知會會址即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支機關。
劉靜庵是一位以基督教信仰救國的基督徒革命者。他雖然從小就有救國之志，但直到歸信基督教後才明白真正的救國之法。成為基督徒後，他整個人都變了。福音和新學知識打開了他的心竅，開闊了他的思想，使他成為一個基督教救國論者，一個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對他來說，“拯救中國，惟基督道理為要”，耶穌基督的愛是救國的良藥，革命救國就是這種愛的實踐，而只有具基督愛人如己的愛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說：“我們要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責當時某些“假革命黨”出賣黨人和借革命詐騙錢財的醜行時說：“……那樣的行為，是沒有得著基督愛人如己的教訓”。他堅定地本著基督無私的愛來拯救中國，認為社會拯救要以個人拯救作為基礎，堅信：“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功夫”。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無洲界，無國界，無種族界，無富貴，無貧賤，無勝弱，無尊亦無卑，人人各盡天職。劉靜庵甘心為救國、為真理獻身。他曾經與聖公會一女教師訂婚，但當他想到自己婚後或會因革命而犧牲性命，遺下妻兒時，就立志終身不娶。
1906年10月，日知會密謀策動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聯合會黨舉行起義。12月，孫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龍和梁鍾漢等人赴武昌，與劉靜庵等人一起，準備依靠日知會的力量，策應起義。不幸因叛徒郭堯階告密，起義行動再告流產。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即大肆捕殺革命黨人，由於劉靜庵被誣告為長江會黨首領劉家運，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緝。當時武昌聖公會會長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會成員，他在衙門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緝捕劉靜庵的消息後，迅速通知了劉靜庵。在胡蘭亭師母安排下，劉藏匿於胡蘭亭大姐家中，但終因叛徒出賣，劉靜庵等九人相繼被捕，解往武昌下獄，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不久，張之洞下令要把劉靜庵和胡瑛等人處決。
在被捕的日知會九君子中，劉靜庵最為受人敬仰，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均稱他為“革命完人”。他在獄中處處表現出一個基督徒革命者的優秀品格。為逼使劉靜庵招認自己是匪首劉家運，清衙惡吏對他動用酷刑，以致背部被鞭笞至血肉橫飛，白骨外露，“自首至踵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戟手罵不絕，當時號爲鐵漢”。在嚴刑拷打之下，他經歷了很深的宗教經驗，這些經驗成為他的力量，基督教信仰給了他非凡的勇氣。在患難中，他不僅沒有失去信仰，反而信心越加堅定，認為是上帝要借此把他鍛煉成精金。在一次刑訊後，同監難友殷子衡用白布巾為他拭去背部的血，後來劉靜庵在血巾上題字曰：“汝（指血巾）實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體也。吾安忍棄之，吾焉得不留之！”他因受刑流血而體會到耶穌基督為他受死流血的恩典，足見他對基督教信仰之深切。這種超越苦難的宗
教經驗成為他在獄中傳福音和繼續從事革命的力量。
劉靜庵在獄中仍十分熱衷於佈道工作，一有機會就向囚犯和獄吏傳福音，致使多人悔改，歸信基督，並樂意跟他學道。眾人對他敬仰有加，皆以師長及父親之禮待他。例如，因“萍醴案”入獄的湖南人歐陽澤垠本來性情剛烈，聽信福音後性情大變，遂視劉靜庵為師長，熱心跟他學道。獄中守衛軍目潘孝貞，在聽了劉靜庵所傳的福音後亦相信了耶穌。一次劉靜庵病重，他殷勤服侍，並利用獄官之身份，冒險偷運藥物給劉靜庵服用，使之早日痊癒。
劉靜庵同監難友，“九君子”之一殷子衡受其影響最大。殷是湖北黃岡人，被捕後亦曾身受酷刑。他過去曾讀過聖經，也曾到福音堂聽過道，雖然對於耶穌捨身救世之舉非常欽佩，但因其認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見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沒有真正接受耶穌基督。有一夜，殷子衡在獄中聽到劉靜庵祈禱之聲，次日詢問所為何事，劉回答說：“我求耶穌基督救中國的苦難。你沒有讀過新舊二約嗎？你當速急通道，力求解脫患難中的業障”。接著便向他傳福音，解答他心中對基督教的種種疑惑，並送聖經、主禱文和使徒信經等書冊給他。殷子衡對基督教反復思想及研究三個月之後，便決志歸信耶穌，做一個基督徒，同時還請劉靜庵給他起了另外一個名字“勤道”。
殷子衡信主後，以劉靜庵為牧者，二人每天都在一起讀經，早晚跪在地上禱告。在劉靜庵的引導下，殷子衡信心日增，在“極苦中求至樂”。後來他被調往另一監獄，不想與劉靜庵竟成永訣，但此後他在獄中自處時已能夠堅持信仰，在痛苦憂傷時“唯有默禱上帝，解我苦痛”。獄中的人因他是基督徒而稱他為信仰耶穌的革命黨人，對他頗為尊敬。為使家人與他同得信仰基督的好處，殷子衡在獄中托人把他的兒女送到漢口聖彼得堂的教會學校讀書，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兒殷紹素後來終身不嫁，成為武漢聖公會的傳道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獄中革命黨人獲釋。殷子衡出獄後，日間參與新政府的工作，夜間繼續效法劉靜庵，“跪在地下禱告，求上帝幫助剷除專制，建設共和，謀人類的幸福”。他在革命成功後不求權位，光復一年後即辭去政府職務，全心服務教會。1912年由胡蘭亭牧師施洗；1919年奉獻傳道受牧職，翌年出任武漢聖公會會長之職。
劉靜庵在獄中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不斷為祖國祈禱。他聯絡獄中同志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與獄外日知會會員互通聲氣，推動革命發展進程。1911年6月，即武昌起義之前數月，劉靜庵傷病復發，死於獄中，年僅36歲。他死時骨瘦如柴，鬚髮盡白，可知他為國所受苦難之深重。噩耗傳至聖公會，中西教牧同仁極其哀痛，立即向當局領屍，移柩至聖馬可堂舉行安息禮拜，將其遺體葬於聖公會的墓地。1928年，湖北省務會議議決，將劉靜庵公葬於武昌伏虎山麓，由其親密同志張難先作墓誌銘；1938年又立石於日知會舊址以紀其事。
事實上，辛亥革命的成功，與日知會之影響與活動有直接的聯繫。張難先日後憶述日知會時說：“武昌光復，黨人多頌胡蘭亭、劉靜庵兩先生功”。另一同志範騰霄亦說：“辛亥武昌光復之役，其始源實為日知會，盡人皆知。而日知會創造者為潛江劉靜庵先生”。足見劉靜庵在辛亥革命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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