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宣传清官的时代多值政治腐败
[摘要]中国的百姓最好管，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
明清县衙：简约的专制机器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内乡县，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县衙，是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今天我们了解明清时期县级衙门的最为直观的实物。据记，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距今已有整整710年历史。不过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县衙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县章炳焘在原县衙基础上重建而成的。
我们随便翻开一部明清的地方志，就可以看到关于县衙的记载，在县志上一般称为公署，规模有大小，规制基本相同。一般来说，明清的县级政府的官吏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县里的官员全部设置，也不过这样几人而已。县丞、主簿是知县的佐贰官，有品级，不设县丞或主簿的地方，则设典史，典史与县丞、主簿的职掌相同，同样是掌管县里的巡捕、粮马诸事，但典史一般没有品级，不入流，人们习惯称之为县尉。
中国历史上自从秦设郡县以后，县就成了国家行政基层的一级单位。到了明清时代，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和行政设置，都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下所管理的更基层的组织，在明代为里甲，清代逐渐变化为乡保。里甲长与乡保长都不算是国家正式的官吏，不入职官制度，也不享受国家的俸禄。
为什么明清时代地方行政管理能够如此简约？明清时代的县，与我们今天的县级行政区设的管辖区域十分接近，有的甚至还要大许多。如明清内乡县，就远大于今天的内乡县。因此我们今天许多人都不大理解，为什么明清时代地方行政管理能够如此简约呢？
首先，明清的县所辖人口远远少于今天，北方一般小些的县不过千余户，一两万人口，江南大县也不过数千户，数万人而已；其次，明清县内所辖的人户构成也远比今天简单，绝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农户，即使有士农工商之别，也不如今日就业之复杂。此外，那时候县政府集行政、财税、司法、公安于一身，是个集权化的政府。尽管如此，若是认真管理好一个县，也绝非易事。明清的县官大多为科举出身，十年寒窗，经史文章大约马虎能过得去，但县官的主责还是审断讼案、教化治安、鼓励农耕、保证税收。这与其读书写文章全然不同，因此县官治理地方，还少不了依靠幕僚和吏员。
明清的官员都是流官，任满自去，吏员却往往不动，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内乡县衙中可以看到六房，六房指的就是县衙下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这是对应中央政府六部而设的。所掌的职责也是对应于六部的要求，管理一县的相应工作。在六房中办事的人员，一般都是县官聘请的师爷。例如审案一事，本应是县里正官的主业，但是每逢审案之时，县官只是问案，专有当值的刑房书吏记录口供，然后再将口供送到刑名师爷处，由师爷确定问案和拘传人犯的程序，最后的案情结论，也出自师爷之手，县官不过签字画押而已。遇上县官庸懦无能者，幕僚吏员就能大逞其威了。这就是百姓们所说的污吏，其为祸百姓的程度，有时候比起贪官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清的县衙是一部专制机器。总的来说，明清时代地方官员的名额与今天相比，还当算是十分的简政了。至于县里的师爷，则是县官自己出钱聘请来的，自然不大可能人员冗滥。皂隶差役，本属民户的徭役，也不能随意佥派。明清的律法中也规定滥设官吏是要重罚的，所以明清州县中，冗官的现象并不严重。
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君主政体有着较大的关系。君主制在国家固然是帝制，到地方上就是长官制，到家庭中就是家长制，总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明朝以前，还有皇权与相权的制约。待到明太祖废丞相，这一点点的制约也没有了。从朝廷到基层，层层机构都是为皇帝的统治服务。作为最基层的县级统治，则是国家统治的集中体现。我们有时候会出于种种的原因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民主精华。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革命家们的思想学说中，往往确实具有可贵的民主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则绝无一丝一毫的民主精神可言，而只有专制二字而已。明清的县衙，就是这样的一部专制机器。
就明清两朝县级行政管理的情况看，其发展总趋势是对基层管理的日益强化。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地方官员作为皇权的代表，有着相当大的权力，所谓一县之父母官，又有“破家县令”之称。因此县衙堂上常题“思牧”“牧爱”之类的匾额，虽说是要表现县官们牧民为政的心情，但也反映出了当时官与民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家长制政治的表现。这种颇显沉重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还影响着一些人：老百姓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位清官，即使是清官好官，也只是想着如何与民做主，所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云云。直到今天，我们的一些干部还以地方百姓的父母官自居，其实还是这种家长制观念的影响在作怪。这即使是出于十分善良的愿望，也绝非现代社会所应有的概念。况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大凡是宣扬清官的时代，一般也都恰恰是政治腐败的时代，历朝相对清明的初政时期，则无清官而有循吏。县官是朝廷点派的，不是百姓选的，他当然只能代表皇帝和朝廷，即所谓“为天子牧民”。在没有民主与法治的时代，百姓有事也只能求助于官，那时候官府的职能是管理百姓；而民主的社会，政府的职能将不再是管理百姓，而是代表百姓，为百姓服务。
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今天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明清两代，地方管理受到权势大户、退休乡官以及宗族、家族势力的影响还是较大的，这是传统等级社会和宗法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长期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天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河南内乡的县衙中，有一座琴治堂。“琴堂”出于《吕氏春秋·察贤》，是说宓子贱治单父，于堂中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世遂以为县令公署之名。这也令人想起明太祖《大诰》中不准州县官下乡的规定，目的是恐官吏下乡扰民。那时候官员们能够弹鸣琴于堂，也算是一方之福了。望着雕梁画栋的大堂，颇令人有民脂民膏之感。不过既然官员们能有求治之心，即使多用些民脂民膏，百姓们还是能够容忍的。中国的百姓最好管，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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