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的西南联大?

来源:南都周刊2010年第33期 作者:钟岩苑



  《联大八年》重新出版并且红火起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本出版于1946年的资料集,内容偏颇,编辑粗陋,史料价值实在需要辨析和斟酌。但它不仅重版,而且登上中国各种媒体的书评版面,登上“新浪好书榜”,这除了说明中国媒体书评版编辑只会跟风而不读书之外,还说明当下时代的“怀古”病。







《联大八年》 新星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主编是谁?



  新版《联大八年》是一本“没头脑”的书。除了一页简略的“出版说明”,对于这本书的编辑背景、编辑人员、出版过程,书里没有给出任何交代。除非是研究联大或者大学教育史、学生运动史的相关专业人员,普通读者乃至一部分自称“有文化”的时评家,拿到这本书,读到“以偏概全”的激昂文字,除了热血沸腾、谷精上脑之外,恐怕很难有其他选择。即或一二有心读者,想查寻其他书籍以对《联大八年》有一个全面了解,由于内地出版的相关研究书籍简单粗陋、几无学术性可言,也不会获得太多全面的印象。



  没有背景介绍,说明出版方懒惰。他稍微勤快一下,写了一页“出版说明”,第一句话就错了。



  “出版说明”第一句话说:“本书初版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即一九四六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后不久。”1946年7月与“西南联大解散后”是两个矛盾的词汇,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联大结束于1946年7月31日。联大学生、学运领袖程法伋在回忆文章《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中说,《联大八年》“书未编成,联大已结束……书在昆明出版,时间当在1946年下半年。”据《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书于1946年10月在昆明出版。



  接下来需要解决编者的问题。新版《联大八年》封面上印着“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这是旧版封面没有的。集体署名倒也合乎这本书的宗旨,一个政治宣传品,“突出集体,少谈个人”,很符合当时的社会氛围。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交代清楚《除夕副刊》是什么组织、具体编辑人员是谁,就说不过去了。毕竟,国民党败退台湾已经六十年有余。



  《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3月条下说:“学生自治会筹备编辑出版《联大八年》,由学生股理事严令武负责。”《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的记录与此相同。程法伋在回忆文章中说该书由严令武“负责主编”,书出版之后寄了一二百本到上海由他出售。程法伋在文章还说到了“除夕社”:在“一二·一运动”之后,“一部分同学,原先是宣传队骨干,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反对复课。他们组织除夕社。”“除夕社”成立于1945年12月31日除夕,出版“《除夕》壁报”,1946年5月4日的“《除夕》壁报”副刊版面刊出“联大生活特刊”,就是《联大八年》的雏形。《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透露,《联大八年》由严令武等人集资出版。在那个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的年代,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知道他的资金来源是哪里。



  严令武是“除夕社”主要领导人。“一二·一运动”期间,“除夕社”和联大“民主青年同盟”在斗争方向上有矛盾,吴晗和闻一多曾多次在两组织间调停。后者同样由地下党控制,名义上归民主同盟领导,陈布雷的著名女婿袁永熙就是“民青”领导人以及联大地下党负责人。目前所知,严令武是西南联大最后时期的学生自治会理事、清华大学抗战复员后第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在“沈崇事件”中担任过“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华北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同时充任进步学生与地下党的联络工作。据北京市党委研究室编辑的《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在这期间,他已经是地下党员。但不清楚他在联大的两年学习期间是否入党。



  查找严令武的资料比较困难,就我手头的资料,严令武的社会工作到此为止。搜索网络,在新浪博客上找到一篇“参苓白术”发表于今年7月22日的博文《唐山大地震,缅怀我的舅舅严令武》,文中写到严令武丧生于唐山大地震:“我的舅舅严令武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担任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学生会主席。后去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唐山市委秘书长一职。前北京市长刘仁同志是舅舅的入党介绍人。舅舅‘文革’期间下放开滦煤矿,直至地震发生。”这段话中有很多疑点,比如严令武并不是1946年毕业,按《国立西南联大校史》所附录“一年级学生名录”,他于1944年入读西南联大算学系,如果正常毕业应在1948年,那个时候去延安又干嘛呢?



  联大八年,只是联大左翼学生的八年



  严令武在西南联大时期是否是地下党员,笔者手头无资料证明,但这不能否定《联大八年》的政治宣传性质。《联大八年》的主题,一是回忆联大生活,二是展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书中充斥着对“国民党反动”的斥责,和对联大同学的“三青团学生”的辱骂。



  同室操戈、相煎太急,集中体现在这本书对“一二·一运动”的大肆宣扬和对“五四”纪念的歪曲上。1945年发生在昆明的“纪念五四”学潮是联大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纪念“五四”活动,将斗争矛头转向国民党,政治将联大撕扯成分裂的两个群体,天各一方。学潮结束后成立的“昆明学联”,地下党员齐亮当选为主席。从此,左翼学生运动在联大轰轰烈烈展开,它的高潮就是“一二·一运动”。《联大八年》记录了西南联大左翼学生的八年,但没有记录普通学生以及右翼学生的八年。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这本书中被攻击,被侮辱,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存在,并不能说明联大的天就是明朗的天。



  举个例子,书中《三十四年五四在联大》(署名“资料室”)一文,写到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国是宣言”时说:“虽然别有居心的人一再阻挠,他们说发宣言的方式不民主,自治会不能代表同学的政治意见,然而经过了辩论和同学本身的判断,最后由于绝大多数系会、级会的支持,宣言终于发出去了。”文中刻意忽略了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的第六条:“加强与各盟国合作,目前尤应从速敦睦中苏邦交”,刻意呼吁“敦睦中苏”,回避“敦睦中美”,引起了很多学生的不满。作者“资料室”直接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学诬蔑为“别有居心”,自己却不敢暴露真名。



  《联大八年》关于“一二·一运动”的讴歌连篇累牍,但对之后不久发生的另一起学生运动却只字不提(不仅联大八年,内地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等书也没有提及)。这就是1946年2月蔓延全国的“反苏大游行”,主题是反对苏军东北暴行,要求苏军撤出中国。联大于2月25日举行有四千人参加的大游行,但严令武主编的《联大八年》只字未提此事,尽管他当时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



  字里行间,血雨腥风



  国内最近一些年流行“联大热”,似乎联大的一切都是好的,新版《联大八年》就是这种怀旧的巅峰之作。然而,细看《联大八年》,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血雨腥风。比如书中提到的“联大四年级反总考委员会”总干事孙桂恩和另一个左姓女同学“被少数同学出卖,被少数人利用”而自杀一事,简简单单一句话。究竟被谁出卖和被谁利用?简略隐晦,语焉不详,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除了校园里明面的殴斗和暗地的厮杀,《联大八年》把斗争的触角甚至伸向了男女恋爱。在该书“代序”《我们的道路》里,这个不署名的作者将男女交往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不正当的恋爱”,发生在“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的时候,当时进步学生还没有夺取联大的控制权,“同学们的生活自然不会明朗,依然是踌躇,游移,彷徨和窒息”。另一种则是“一二·一运动”之后,“热烈活泼的气氛又重新渗进昆明每一个学校……男女之间的隔膜打开了,其他各种隔膜打开了”。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太阳一出乌云散,细细考究,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很滑稽——学生读书不健康,只有参加运动才健康,后人所赞叹的联大国难不忘读书的精神,在《联大八年》里实际上是“反动透顶”的标志。



  《联大八年》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异己”的攻击和对“同道”的赞美。对前者的攻击,从大的思想到小的恋爱,无所不及;对后者的赞美,具体体现在《联大的团体生活》一章。那些社团,无论唱歌跳舞的,还是写诗作画的,都被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控制,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运动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而另外一些没有被控制的社团和活动,在《联大八年》中,要么被隐藏,要么被污名化。



  普通读者读过该书,如果认为西南联大只有这些社团,只有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只有这样在革命中建立的男女关系,那就以偏概全了。读过《联大八年》,如果想稍微纠正一下印象—比如,想了解联大“不正当的恋爱”,可以看鹿桥《未央歌》,高山流水,青春男女(《未央歌》完稿于联大复员时期,和《联大八年》的出版同步);如果想对联大学运有一个全面了解,可参考廖风德的《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如果想尽量客观了解西南联大,目前来说有今年新出版的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可读。这本书资料丰富,虽然审择略宽,却是目前关于联大最客观全面的著作。这本书不能在内地出版是个遗憾。



  如今的媒体文化人和时评人,流行怀西南联大的旧。日常生活中,怀念一下历史风云,吊一下古人膀子,无伤大雅。把“怀旧”宣扬为神话,捧着“磨刀霍霍向同学”的《联大八年》抒发感情,可是一件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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