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歌
雷文锋
广东韶关练溪托养中心雷文锋死亡案的曝光，让人们看到，当地政府对弱势人群的人道“救助”，在效果上如何变成了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收容”迫害。
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从深圳走失，在东莞被送到了救助站，随后又被送到韶关新丰县的练溪托养中心。45天后，他因伤寒死在了这里。
而这个托养中心，49天内就死了20人。广东某地一救助站知情人透露，该站6年内向练溪托养中心输送了200多人，至今已死亡近百人。
看到如此惊悚的数据，谁会相信这是政府救助站定点的托养机构？这个练溪托养中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死亡集中营。
而这个练溪托养中心是由私人经营的，每年盈利一两百万元。靠什么盈利呢？政府给的人头费“每人每月660元”。托养中心收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却对托养人员在待遇上处处克扣，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雷文锋离家时是个墩实的少年，死时皮包骨头，面目全非，他父亲已经认不出来。
那当地民政部门没有监管吗？正常应该有。但是，民政官员也在这个利益链中。从官方角度，“每人每月660元”人头费中，新丰县民政局要提留50元。从个人角度，新丰县民政局一主要领导的侄子被安排进练溪托养中心掌管财务。2016年，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的老婆又进来接手了财务工作。
这个托养中心就此变成了某些官员的“自肥中心”。官员们保证练溪托养中心不断地从各地救助站中标，成为政府指定的托养机构，同时不断地往这儿送人。练溪托养中心从一开始只有几十人，到后来收了730多人，一本万利的生意。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时，万恶的收容制度还在盛行。
2000年8月3日，也是在广东韶关，坪石收容遣送中转站16名被收容人员集体逃跑，被管教人员鸣枪追赶（收容人员不是罪犯，管教人员均不应持枪），他们跳进湍急的武江，酿成了5死2失踪的恶性事件。
媒体的报道揭露出“收容”系统背后的利益链：各地收容所把收容人员送到坪石收容遣送中心，按人头收取100到200元的“工作经费”。坪石中心除了让收容人员每天劳动之外，通知家属来领人时，家属要交很多费用，除了已经付给收容站的“人头费”，还要支付“车船费、伙食费、管理费”等等。2000年，一个从广州送来的韩姓捡破烂的，收容不到10天，家属交了650元。在2003年的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姓张的湖南人在怀化一收容中转站呆了17天，家属交了1500元。
韶关市负责调查该恶性死亡事件的领导后来承认，这个收容遣送中心是在用收容人员搞创收。由于利益驱动，各地往这儿送人的收容站非常积极，因为可以收“人头费”，警察公安就把许多不该收容的人都收了进来，变成了一个“创收”渠道。
《中国青年报》当年6月19日曾报道一起恶性收容事件。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未买车票也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起来要送收容所（本来补票即可），女青年跳车死亡。乘警为何不让她补票而要送收容所呢？因为该乘警与一收容所有约定，每送一人，乘警可得200元“人头费”。
在这样的模式下，说白了，收容制度变成了倒卖人口，公安、收容站、转送站，多少人趴在这利益链上自肥，并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案。
我当时所在的媒体紧随《中国青年报》追踪了坪石恶性死亡事件，但没两天就被当地政府封杀了。事情不了了之。
孙志刚
直到2003年3月，一个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晚上在广州逛街没带身份证被警察收容，因跟警察顶了几句嘴而被活活打死。《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发了全国震动，最终让这万恶的收容制度寿终正寝。
我本以为这种悲剧2003年起就在中国结束了。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在广东韶关，还是在民政救助系统，会有一个堪比“死亡集中营”的救助托养中心，继续吞噬着本该享受政府救助的弱势人群的生命。
应该说，自2003年中国废除收容制度以来，“收容遣送”变成了“救助”，这不仅是社会管理理念上的重大进步，也是弱势群体人权状况的真实改善。
但是，在基层，尤其是在靠收容挣钱曾经猖獗无比的广东，一些人依然延续着把“救助”当“收容”挣钱的思路，利用政府监管的缺位，继续着他们罪恶的勾当。
耳边回响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心中升起的“社会为什么这样黑”的疑问。
政府监管，为什么那么容易缺位？一两个官员搭上了利益链，政府救助体系就会像“收容”一样可怕地吃人，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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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锋
广东韶关练溪托养中心雷文锋死亡案的曝光，让人们看到，当地政府对弱势人群的人道“救助”，在效果上如何变成了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收容”迫害。
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从深圳走失，在东莞被送到了救助站，随后又被送到韶关新丰县的练溪托养中心。45天后，他因伤寒死在了这里。
而这个托养中心，49天内就死了20人。广东某地一救助站知情人透露，该站6年内向练溪托养中心输送了200多人，至今已死亡近百人。
看到如此惊悚的数据，谁会相信这是政府救助站定点的托养机构？这个练溪托养中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死亡集中营。
而这个练溪托养中心是由私人经营的，每年盈利一两百万元。靠什么盈利呢？政府给的人头费“每人每月660元”。托养中心收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却对托养人员在待遇上处处克扣，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雷文锋离家时是个墩实的少年，死时皮包骨头，面目全非，他父亲已经认不出来。
那当地民政部门没有监管吗？正常应该有。但是，民政官员也在这个利益链中。从官方角度，“每人每月660元”人头费中，新丰县民政局要提留50元。从个人角度，新丰县民政局一主要领导的侄子被安排进练溪托养中心掌管财务。2016年，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的老婆又进来接手了财务工作。
这个托养中心就此变成了某些官员的“自肥中心”。官员们保证练溪托养中心不断地从各地救助站中标，成为政府指定的托养机构，同时不断地往这儿送人。练溪托养中心从一开始只有几十人，到后来收了730多人，一本万利的生意。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时，万恶的收容制度还在盛行。
2000年8月3日，也是在广东韶关，坪石收容遣送中转站16名被收容人员集体逃跑，被管教人员鸣枪追赶（收容人员不是罪犯，管教人员均不应持枪），他们跳进湍急的武江，酿成了5死2失踪的恶性事件。
媒体的报道揭露出“收容”系统背后的利益链：各地收容所把收容人员送到坪石收容遣送中心，按人头收取100到200元的“工作经费”。坪石中心除了让收容人员每天劳动之外，通知家属来领人时，家属要交很多费用，除了已经付给收容站的“人头费”，还要支付“车船费、伙食费、管理费”等等。2000年，一个从广州送来的韩姓捡破烂的，收容不到10天，家属交了650元。在2003年的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姓张的湖南人在怀化一收容中转站呆了17天，家属交了1500元。
韶关市负责调查该恶性死亡事件的领导后来承认，这个收容遣送中心是在用收容人员搞创收。由于利益驱动，各地往这儿送人的收容站非常积极，因为可以收“人头费”，警察公安就把许多不该收容的人都收了进来，变成了一个“创收”渠道。
《中国青年报》当年6月19日曾报道一起恶性收容事件。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未买车票也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起来要送收容所（本来补票即可），女青年跳车死亡。乘警为何不让她补票而要送收容所呢？因为该乘警与一收容所有约定，每送一人，乘警可得200元“人头费”。
在这样的模式下，说白了，收容制度变成了倒卖人口，公安、收容站、转送站，多少人趴在这利益链上自肥，并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案。
我当时所在的媒体紧随《中国青年报》追踪了坪石恶性死亡事件，但没两天就被当地政府封杀了。事情不了了之。
孙志刚
直到2003年3月，一个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晚上在广州逛街没带身份证被警察收容，因跟警察顶了几句嘴而被活活打死。《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发了全国震动，最终让这万恶的收容制度寿终正寝。
我本以为这种悲剧2003年起就在中国结束了。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在广东韶关，还是在民政救助系统，会有一个堪比“死亡集中营”的救助托养中心，继续吞噬着本该享受政府救助的弱势人群的生命。
应该说，自2003年中国废除收容制度以来，“收容遣送”变成了“救助”，这不仅是社会管理理念上的重大进步，也是弱势群体人权状况的真实改善。
但是，在基层，尤其是在靠收容挣钱曾经猖獗无比的广东，一些人依然延续着把“救助”当“收容”挣钱的思路，利用政府监管的缺位，继续着他们罪恶的勾当。
耳边回响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心中升起的“社会为什么这样黑”的疑问。
政府监管，为什么那么容易缺位？一两个官员搭上了利益链，政府救助体系就会像“收容”一样可怕地吃人，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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