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假共和终于催生“民国热”


作者: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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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的终归要来,要去的终归要去。
 
题目一出,即联想到自己所作的两则长短句。一则作于前不久,题目叫《抗议,我抗议!》,要结尾处是这么几个短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也没有永远的权力/这是铁律/即使你有一万个‘自信’/也休想抗拒
 
另一则是苏共垮台二十周年时所作《苏联解体二十年祭》,在结尾处说的是:世间万物/从无中来/回到无中去/就连地球太阳/都逃脱不了/更别说有什么党派/还会例外
 
假共和半个多世纪,终于催生民国热,乃至民国颂。
 
最初引起本人关注的是知名画家陈丹青,其六年多前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谈的就是纠纠民国,其中说道: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1949年后,大陆直到拍《上甘岭》时,其中脍炙人口传唱至今的一条大河,里面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到了今年,民国热在大陆民间特别是在网民中悄然兴起,许多手机网民不再庆十一,而是在手机上过起了双十节从海外媒体看到报道,今年10月10日,在大陆武汉,数十位访民聚集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宣示理想。一位参加活动的访民当晚告诉媒体,当天有近五十位访民参加了聚餐和纪念活动。10月11日,有访民继续到首义广场举行纪念活动,当地公安未曾干预。一位武汉居民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民主义到大陆。另一位聚会者对记者表示,他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能延续民主体制的历史感到遗憾。
 
而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双十节这天下午:纽约侨界更是在华埠隆重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5周年大游行。屈打成招报道,本次活动吸引了约两千人参加,人员既有1949年以前就到美国的老侨也有1949年后台湾来的老中也还有1979年以降赴美的大陆新侨这些青年都是旅居纽约的大陆民国派人士,他们以此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热忱支持,以及对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重光的无限向往和美好期待。游行队伍中甚至还有数名大陆青年组成的队列。只见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手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自由民主,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代表的标语,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引得许多围观游行的民众和游客拍照合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比异国他乡,在曾经存在过民国的这块土地上,却反而别说搞什么大游行上街庆祝了,就是在网站上公开发几句感慨,都会犯忌。双十节这天,本人仅仅将五年前在一家网站上就已发表过的一篇诗作《辛亥革命百年有感》(也叫《辛亥革命颂》)重发一遍,结果挂出不久,即被屏蔽,也不知是网站编辑所为还是监管网站的什么人越俎代庖。后来想想,给那篇文字惹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就是诗句前面放的那首《中华民国颂》,而最让有些人心里不能过的大概就是歌词中这么几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其实这首歌儿在台湾一直在传唱,从歌唱家邓丽君一直唱到著名主持人、歌唱家费玉清。我们有些人总在报纸电视上或者讲话中强调这个政权如何如何自信,可连一首歌儿,连几句歌词都忌讳得要命,害怕得要死,你那自信又从何体现呢?
 
说起来,本人在近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就说过这么几句:一个人认为民国时代比他生活的时代要好,这个人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后会怎么样。别人当然有批评讽刺嘲笑的自由,但我想绝没有不允许别人说出来的权力。而人们对已经过去的某个时代是否会留恋,往往取决于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确实好得不得了,非常值得人们留恋;另一种是对比的结果,即过去的那个时代并不怎样好,人们之所以留恋,是因为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不好,也还是值得留恋。
 
可是有人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害怕早已是新中国的国民喜旧厌新,怀念民国——说是怀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已经不多了,仍存世者,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怀不怀念,这个政权已经不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受到影响,也都向往起民国来。那样,岂不等于要了有些人的命!
 
可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更重要的是,正如陈丹青所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就像李慎之先生,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
 
类似情形甚多。近日读蔡楚先生《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文中贺婆婆有个细节同样很能说明这一点:由于贺婆婆当年一直在自贡市从事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会得到尊重,而那些员工也会被教育释放,贺婆婆本人也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婆婆还是旧思想,没能与时俱进当真认为共产党会更民主更自由,因此,仍习惯性地为被新政权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人向当局陈情。但这回没有了效果。贺婆婆不死心,还以为可以像民国一样,继而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然而,这次无情的事实告诉他:中国已不同民国,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贺婆婆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后悲惨离世。也不知道经此一劫,贺婆婆是否彻底觉悟了。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政权是不许说民国好的,更不可能还允许搞什么民国热民国颂。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只要某人家中被搜出民国的东西,不死也要褪层皮。有很多就因为是民国人物,遭至羞辱,乃至殴打。
 
而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民国的东西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尽管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并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
 
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几年前,当《新周刊》采访陈丹青时问道: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陈丹青是这么回答的: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此言一出,令人耳目一新。
 
201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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