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都是喜歡被包容（愛）而害怕被排斥（恨），而一個國家愈民主就必然愈包容（愛）全體被治者，比如民主國家都給予治者和被治者：一人一票同等政治權利的選舉和被選舉權。相反，一個國家愈專制就必然愈排斥（恨）全體被治者，比如專制國家都剝奪了被治者在民主國家應得的那一種與治者平起平坐的：一人一票同等政治權利的選舉和被選舉權。實質就是把被治者排斥于國家政治生活之外。
因此，專制國家的被治者是生活在被排斥（恨）的恐懼中，而民主國家的被治者是生活在被包容（愛）的無畏中。
同樣是被治者，一個活在恐懼中，一個活在無畏中，這就是專制與民主給予被治者最大的不同精神待遇及特征。
我們在出境旅遊的直接觀察中，或從電影、電視和網絡等傳媒顯現圖象的間接觀察中，都能通過對兩種制度下人們的神態對比，而看見專制與民主的這種最大不同特征。
一個人活在讓自己感到恐懼的國家中，要麽就逃跑，要麽就反抗。但一個人如果反抗統治者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反抗就等于找死，所以其就只有逃跑一條生路了。
一群人活在讓自己感到恐懼的國家中，要麽就逃跑，要麽就反抗。但由于一群人如果組織起來反抗統治者就必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一群人活在恐懼國家中，如果可以自由結社或組黨，他們就有逃跑或反抗的兩條生路。
但在中國事實上並非可以自由組黨，中國共産黨違憲而禁止自由結社或組黨，因此就算是一群人活在這個恐懼國家中，也無法組織起來反抗，故此活在中國的被治者，不管有多少人處于恐懼中，他們也只有逃跑一條生路。
所以，自1954年中國憲法確定中共領導一切即一黨專制後，我們只能看見中國人有偷渡、留學或投資移民等等向外逃跑的行爲，卻看不見有組織的那些大規模反抗統治者的行爲。因爲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被治者，在禁止自由結社或組黨下都只能是一盤散沙，雖然人多勢衆但卻無法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社團或政黨，無法形成由一群人組成的、可反抗專制統治者的強大力量。
就算是團結性較強的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自治區，由于同樣不准自由結社或組黨，因此他們活在恐懼中也不敢反抗，至多只能用爭取獨立的訴求，來脅逼統治者給予多些政策傾斜或經濟援助，從而使本民族的權利高出于漢族。
如今在中國，真正可走逃跑或反抗這兩條生路的人，就只有原本是殖民地的法治基礎較強的可以自由結社或組黨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的公民。
香港公民反抗中共統治者早已開始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比如最近幾年發生的大規模反抗行爲就有：
（一）“占中”運動（也叫“雨傘革命”）。一批香港高校文人學者，為爭取真普選而於2013年初倡議的7部曲群眾運動，當中最後部曲為真正佔領中環行動的公民抗命。最後部曲於2014年9月28日正式展開，後因9•28催淚彈驅散行動而激發起大規模民憤，導致佔領擴散至更多地區，包括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最終演變成“雨傘革命”，並持續79日。
（二）“魚蛋革命”。2016年2月8日（猴年正月初一）晚上，香港旺角街頭夜市爆發警民衝突，造成90名警員和記者、以及大量沒有公佈人數的市民受傷，截至2月12日，共有64人被捕。這是自2014年“占中”運動以來，香港發生的最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有報導稱香港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是這次警民對峙的主要組織者。香港特首說這是暴亂。北京黨媒說，這是暴徒在毀掉香港。但有海內外民主自由派認為，這是香港官逼民反。
事件起因是香港旺角街頭夜市的無牌照商販不滿被香港食品環境署驅趕，雙方發生爭吵，甚至有商販被捕。於是“本土民主前線”等香港本土派通過社交媒體號召民眾於大年初一晚赴旺角聲援商販。隨著警民衝突的升級，翌日淩晨，“本土民主前線”在臉書上宣佈運用候選人梁天琦的競選權利，立即在旺角夜市地區進行選舉遊行。他們稱遊行人數少於30人，無需向政府申請，又再次呼籲民眾赴旺角支援。據媒體粗略估計，現場抗議者達千人。梁天琦是原“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今年1月代表“本土民主前線”參選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於2月9日淩晨2時被捕。（後來梁天琦參選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雖落敗但得票率排第三名，被認爲是冒起最快的一股政治力量。）
“本土民主前線”是在“雨傘運動”後成立的組織，成員中90%都是“90後”。該組織召集人黃台仰曾表示採用溫和手段的“雨傘革命”是“完完全全的失敗”，他此後開始轉向“以武制暴”。他認為，假若示威人士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爭取訴求，會有助感召更多人出來抗爭。
爲何香港“90後”會成爲“以武制暴”的一股鷹派政治反抗力量，而且有越來越強烈的要求香港獨立的訴求？比如一部分年輕人主張香港“民族自決”，就被親共陣營視爲是“港獨”人物；比如一部分年輕人在今年3月幹脆成立了首個以獨立爲目標的政黨——香港民族黨，而且其召集人陳浩天更公開宣布要報名參選今年九月舉行的香港立法院選舉。但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在7月30日認定陳浩天支持及推動港獨的立場違反基本法，其參選資格無效。而陳浩天當日傍晚召開記者會批評選管會認定他的提名無效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審查，可能會殃及其他政治主張的人士。陳浩天表示，政府阻止他出選是意料之中，指政府自我引爆憲制危機，他未來會考慮采取選舉呈請、司法覆核，甚至去信聯合國等行動。
香港鄭宇碩教授認爲“港獨思潮是一部分年輕人對北京和港府不滿的結果……。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和梁振英政府對待民主運動的強硬態度，使得這些年輕人的組織越來越激進，也讓相當一部分市民對他們的訴求産生同情。”而我認爲，除了以上鄭教授所列舉的原因之外，還可能與“90後”從七歲稍爲懂事開始，就生活在一年比一年強烈的被中國排斥（恨）的社會環境有關。
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香港人經曆過被中國人排斥（恨）和被包容（愛）的兩個極端。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香港人被當作腐朽的必然走向滅亡的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或潛在敵人，而受到全中國人民的排斥（恨）。至極時，港澳台海外僑胞都被懷疑是美蔣特務，他們非但不敢回大陸探親，就連與大陸親友通信也不敢，可見當年對他們的排斥（恨）去到什麽程度。
但在毛澤東後時代的改革開放初期（1977年開始），由于香港人的富有（平均工資最高時是大陸的二三十倍），卻被中國大陸人包容（愛）到至極。那時候中國經濟接近崩潰，外彙儲備幾乎爲負數，城市人僅得溫飽，而占總人口70%以上的農村人溫飽不保。中國城裏那些高消費的食肆酒樓只有港澳台海外僑胞才上得起，而慘淡經營的食肆酒樓爲了吸引豪客賺取外彙券，專門開辟了服務和裝修高人一等的外彙券消費區，而那些服務員也對服裝光鮮花樣百變的港澳台同胞另眼相看，笑臉相迎服務周到，而對統一服飾的國內同胞卻狗眼看人低。在中國土地上，幾乎翻版了過去外國租界常見的那種“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歧視性行爲，稍为不同只在于，把“華人”改成“大陸人”而已。
從1977年一直去到1997年香港回歸，這20年來，香港同胞都是越來越被中國人包容（愛），他們擁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許多人預期回歸後會更上一層樓，完全沒有獨立的訴求。
不過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即到“90後”這一代出生、成長的過程中，香港同胞的“同胞”兩字消失了，取而代之改爲叫香港人，更爲貶低一點的叫“港燦”。（ “港燦”名詞解釋：80年代TVB電視劇《阿燦正傳》中，由廖偉雄飾演一名初到港人士，叫阿燦。從此，香港人就將大陸人都叫做“阿燦”。90年代後，漸漸地香港人被稱爲“港燦”。）而且回歸之後香港人的確是越來越受到中國大陸人的排斥（恨），個中原因可能是中港兩地的平均工資，在回歸後各種中央政策的傾斜下，已經變得越來越接近（由相差二三十倍變成只相差二三倍），再加上中國2003年7月28日開始開放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之後，香港人享受的社會福利大陸人也能粘點邊，因此香港人在經濟上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一步一步消失了。
而香港的“90後”是從未感受過自己父輩曾感受過的那一種曾經被中國人包容（愛）到極至的一代人，所以“90後”沒有父輩的那一種愛國心、感恩心或優越感，他們從未被中國大陸人包容（愛）過，反而從懂事起就親身體會了自己越來越被大陸人排斥（恨）的感受。現在大家同樣是“港燦”，父輩叫過別人“阿燦”，而“90後”從未叫過別人“阿燦”，這種巨大的反差或心理不平衡，使“90後”産生了只有恨而沒有愛的、仿佛被大陸人排斥（恨）到走投無路的感覺。
而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在求取《香港基本法》承諾給予香港民主真普選的過程中，偏偏中國人大常委會設置了法律解釋障礙，而導致香港民主政改的胎死腹中。于是乎，從七歲懂事起就承受著越來越嚴重的被大陸人排斥（恨）的“90後”，就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街頭抗爭運動，並提出香港獨立的強硬反抗訴求。
如果中共能給予香港民主真普選，香港人還會搞“占中”運動嗎？在“占中”運動失敗後還會搞“魚蛋革命”嗎？在“魚蛋革命”失敗後還會搞“民族自決”即“港獨”嗎？相信都不會搞了吧！
由此可見，愈專制只會愈恐懼，愈恐懼只會愈分裂。
而分裂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逃跑型的移民運動（個體分裂運動）；另一種形式是反抗型的獨立運動（國體分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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