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黨管思想消滅契約精神——無發達



中國自1911年推翻君主專制至今的105年曆史中,真正實行思想自由(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的時間,實質上只有民國時期的那38年(1911-1949年),其余那67年(1949-2016年)都是無思想自由(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

自從1949年中共利用外國暴力和使用內戰暴力奪取政權後,它在政治上不但實行壟斷式的一黨專制,而且在思想上同樣實行壟斷式的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這種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實行黨壟斷的雙壟斷,在中國曆史上是首創,在世界曆史中也極爲罕見。

爲何說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就會消滅契約精神呢?

因爲:

一,容易導致執政黨首先消滅了契約精神。比如,當黨出現違憲行爲時,正常情況下法律學者必定通過媒體及時指出黨已經違憲,讓不懂憲法的廣大公民知悉,然後才能施加更大壓力糾正黨的錯誤。但由于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黨往往會把自己違憲的行爲隱瞞而不准在媒體上公開報導,造成絕大多數公民根本不知黨已違憲。隨著執政黨違憲時間的不斷延長,糾正錯誤的難度就會因爲積重難返而不斷加大。當黨的違憲行爲成爲陋習而永遠無法回到正常的憲法軌道上時,黨就變成了帶頭消滅契約精神的罪人(違憲是第一大罪)。

二,當作爲治者的執政黨因違憲而帶頭消滅了契約精神,那麽當被治者有樣學樣也放棄契約精神時,比如不遵紀守法時,治者也不好意思、或不能理直氣壯地去糾正錯誤了。于是乎,全民的契約精神慢慢就全被消滅,只剩下個別好打不平的“傻瓜”才會講契約精神,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要求治者拿出一點契約精神去遵守憲法。

所以,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是會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消滅契約精神的。成長于民國的那一代人,常挂在他們嘴邊的那一句“牙齒當金使”的口頭禅,如今已無人說了。也就是說,信用已不值錢了。(注:“牙齒當金使”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輕易啓齒,而一旦啓齒說話,每句話都要像金子一樣貴重。意思同成語“一諾千金”。)

一個國家如果全民都把契約精神消滅了,那麽這個國家就很難實行法治。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實行法治,那麽也很難實行民主真普選。

點算一下當今民主真普選能夠成功實現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爲何會這樣?就是因爲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

爲何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因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最多約,而且訂立這些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比如,基督教不但以《聖經•舊約》(三千三百年前神與人訂立的約)爲經典,而且還以《聖經•新約》(二千年前耶稣代表人與神訂立的約)爲經典。

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的內容,就是上帝與人所立的聖約的內容。考究舊、新兩約所記的神與人立約的關系,前後計有八個重要的聖約,藉以顯示上帝與人之關系,並定下得救之恩許。其中前四約是記在創世記之內,即:1.伊甸園之約,2.亞當之約,3.挪亞之約,4.亞伯拉罕之約。此四約乃爲其余後四約之基礎,就是5.摩西之約,6.帕勒斯坦之約,7.大衛之約,8.新約(聖經)。全部聖經(舊約和新約)包括在此八個聖約之內,是以聖經有稱爲約書或聖約之名。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聖約曆經兩三千年的曆史,依舊被基督教徒遵守著。

正是由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訂立了最多神與人的約、以及訂立神與人的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所以他們具備了超凡的守信精神。

而在奴隸社會末期和封建社會初期伴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人類社會就步入了商品社會。而基督教徒在商品社會中很容易把這種不平等的神與人的約,轉化爲:1.平等的人與人的契約(商業合同等);2.民與官的或限制政府權力的契約(法律或憲法等);3.其余條約型的等等契約。從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契約精神,並發展爲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

目前人類社會所經曆的社會模式都無法脫離商品社會,也就是說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商品社會。在這三個同屬商品社會的社會模式中,如今最發達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當中更發達的是民主法治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且它們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這充分說明了契約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是民主法治尤其是發達的基本條件。

反觀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精神高壓下,恰好相反是要消滅契約精神——即消滅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這樣中國就根本不可能成爲法治、或更進一步地成爲民主法治的發達國家了。

因此,道理明擺著,中國要實現法治或民主法治,或更直白地說要發達,就必須首先立法禁止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就永遠停步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不能前進到發達國家行列,中國夢也只能是黃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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