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在大陆民间发现行动

作者: 陈永苗

权利运动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主张，首先要的就是能跳出私域，走上公共舞台。如果没有爱和行动与责任，那么个体灵魂之孤独就会绝对起来，不爱人如己，就如此，人对人就是地狱。光有立场，没有行动，就会同立场与同立场的因为利益情感而拥抱成一团，与不同立场和差异的相杀，试图相爱而相杀，为了一致而加剧冲突。有了维权之行动，民间政治之内战局面会因之有所缓和，而且也有了安置部分身心的地方，不再受焦虑情绪的控制。维权运动也是这样，只有社会影响没有实际性推动的效果就是自我感动，不过维权有法定权利做外衣做载体，有实际利益的获得和捍卫为结果，就会让“自我感动”积攒在公民社会中，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

汉娜·阿伦特在评论本雅明的批评工作时指出，“采珠者潜入深海不是去开掘海底，让它见天日，而是在深处撬开丰富奇瑰的藏物，获得海底遗珠和珊瑚，将其带出水面。”我身在维权运动十多年，对维权行动有所思考，特写出来，也算一个深海采珠人。 发现行动之知识分子身份危机起点 民主常识启蒙多了，就像你老父母，啰啰嗦嗦的，又没法实现，会让你心里暴跳如雷烦死的，是会逆反的。不逆反的是，是那一些源源不断的新手加入和一大批坚持民主常识的教条化白色五毛。也就是新生和外在力量的加入，才使民主常识这个旗帜举得下去，而不用行动。 只有民主常识持续不断地启蒙教条化，很容易让有思想力的年轻人和新人，产生背叛，因为他们的上升空间被堵住了。八九一代背叛者之于四五一代就是这样。不满于民主常识，背叛和超越的渴望，是我自己当一个自由主义者经常要自我克服的，于是去想维权，行动，民国等等。我烦透了民主常识的启蒙和白色五毛，对八九一代背叛者的悲惨遭遇心有戚戚。当然我严防死守，避免因为反对四五一代，而站在共党那边去，我干脆用民国，比四五一代更绝对更彻底的汉贼不两立立场，杜绝了。 我经常被网络左派骂，就在网上骂共党有啥用。挺有意思的是，下一步他们就开始拥共。也就是说，他们是首先基于行动的渴望，然后用立场代替行动，在党内用拥护党的立场，作为行动，只要是看起来是行动就好，就超越了骂共党没用的日常性和困境。 八九一代背叛者是基于行动渴望而背叛的，它是一次私奔，是一次针对四五一代的娜拉出走，当然娜拉出走后成为体制胯下的性奴，可是这性奴会一边呻吟，一边恨着四五一代。这时候，体制就是他们的男的性工作服务者，这里有着精神上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主奴身份辩证转化。作为一个阴性的孩子，他们心理只有四五一代，而把体制当做机缘和利用的。就像一个囚犯在监狱里，不断调整心态，最后把入狱当做修炼和恩赐的自由。这种转化是很容易发生的，一种纯意志的胜利。 我对八九后行动之路被堵塞很理解，于是要么转入书斋里的革命，要么遁入家庭，要么遁入教会，要么遁入文化，要么自杀，要么遁入党的怀抱。 我倒认为，八九一代背叛者对四五一代的关系背叛，提升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体制和磁场内，产生了一个旁枝，是个封闭的小世界，它的起点是四五一代，而不是共党体制，虽然与体制纠缠不清，但不再以共党体制为起点。也就是说，从四五一代开始，对共党有着话语权争夺撕裂的可能，道统再次像幽灵一样复活，而八九一代背叛者画龙点睛，显现出来，通过儿子的背叛和弑父情结的发作，四五一代终于是父亲是起点，而爷爷已经虚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下要发动对四五一代的代际战争，是为了强化这一“没有党很重要”的小世界。 不要和八九一代的背叛者强世功、苏长和们点对点的驳斥，以为扛个旗帜往前冲杀，旗帜能保证民众一定跟上，一定支持，一定跟随，这是预设是不成立的，八九后的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民众不一定站在旗帜下面聚集，相反专政恐惧和和利益分赃往往让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东食西住。     我忧心的是，从四五一代到八九一代背叛者这个小世界的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是改革对中国和未来是如何一场可怕的，濒临灭国灭族的浩劫。德国改革让德国变为法西斯主义，中国改革让共党体制中本来就有的法西斯复兴起来，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去面对和阐述理解八九一代的背叛者，致力于与他们的精神搏斗，也许能出点拯救之力。    绝望是没有用的绝望。到了经济危机总爆发的时候，谁的绝望都很多。现在绝不绝望没啥用，都不敢站出来。共党的统治真不是寻常政治公理所显示的那样，别说什么人心向背决定命运，在这里停止运行或者冻结失效。 像强世功们这样的八九一代背叛者，其实根本不爱党，他们只爱自己。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者。就像一个美女说如何爱一个男人，其实她只爱自己，利用爱男人来爱自己。也就是有着身份认同危机的一群人。 我提出一个八九一代的背叛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又偏离的八九一代。强世功们的表现算八九一代的心魔发作，几乎大部分八九一代心理都有，就是暴露与否的问题。类似于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转向沙皇崇拜，把自己的成为人上人的身体渴望投射于移情于党妈身上，也就是八九一代背叛者借党妈拥护党妈来浇自己的磊快，对着老师四五一代和同学八九一代，其实与党妈关系不大。党妈需要的是，八九一代背叛者听话别闹，给点小饼在边上吃乖，是不喜欢他们说话的。除了党妈召唤，否则没什么事，别事儿妈。党妈装得努力倾听八九一代背叛者的声音，其实还是把他们代表了，把他们赶出政治，不让他们参与。估计八九一代背叛者一边心理骂党妈，一边在微博上说党妈的好话。     在体制内，由于四五一代压着还有科层体制对政治公共性的隔离，他们就是小官副教授，也找不到内心满足感。在体制外，民主大业乱糟糟的，没前途，没法参与。他们到底是谁呢，八九一代的背叛者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等法西斯主义话题，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像北京胡同里小市民，需要吹嘘来证明自己高外地人一等，要是高官在外地人那里反而愿意和光同尘。     八九一代背叛者的身份危机，需要转化为行动，或者获得超越性的民国身份。身份认同的危机靠行动打破，行动及其后果塑造新的身份，或者让旧秩序承认。不行动者，恒危机。 如何将在49秩序内中共体制内外的身份认同危机，从立场表达转化为行动呢。也就是说立场表达是行动在没法行动时的替代品，而行动的发现，需要从极为浩荡的立场表达处入手，转化为行动。当有立场表达，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是改良还是革命，是逃离还是加入，都是必然遭遇的政治问题发挥了作用，有了立场，就要表达立场和致力于实现的行动，表达立场过去被当做行动，形成启蒙运动，有了维权运动后，维权压倒启蒙，立场表达遭到嘲笑和否定，不得算作行动，但是现实中的行动，如街头示威还是立场表达，真正的行动就是示威的之上的暴力问题，非暴力之上的暴力问题。     暴力与非暴力之选择，除了与现实约束性条件约束没法干外，几乎全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有了或者幻想自己有体制内外的优越位置，就要温和姿态，并且指控别人激进要颠覆。要把立场表达之洪水以及下面内部背后对社会的带动，就像泥石流一样，利用起来，我认为能够把立场表达作为一种行动的，也就是光是喊个口号，穿个国旗衫就有鲜明的政治意义的，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划分敌我，联合与分裂，穿个国旗衫就足以震撼人心，你们是共党对立面的，就与大陆49后体制内外一切体制因素断裂开来。因此，就是一种审美，一种娱乐，一种时尚，他就是有最强度政治性的，就是行动。49秩序之内的立场表达，包括反对它的，都不够成行动，因为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里，恐惧焦虑支配的时代里，支持共党和反对共党的，都是微弱的，除了表达，注定不让你行动达到你的目的，绝大部分人和主流意见是不支持也不反对维持现状，也是害怕退回文革与前进到革命模式，与台湾人的维持现状一样。那么有着维持现状的伪装，不干涉不介入当下政治权力格局，而且作为高于头顶的星空，民国立场的表达，就是一种行动，填补了大部分人只能立场表达而没法行动的缺陷。这是满足行动渴望最低最小成本，消除在中共体制下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的方便法门:你做不了人上人，你就做民国人。 我自己所做的或者促成的行动，没有抵达暴力的高度，在杨佳的阴影之下。能有突破性的行动，就是拿自己生命去冒险，换取血酬的自由。拿着生命去冒险，科耶夫说这是人超越动物，基于身份承认的历史内涵。不敢赌命的，不把自己人头挂在裤腰带的，基于自我保存的行动，最后都被吸纳入立场表达之洪水中，为了自我保存，依附或者逃离于某种既定秩序。尼采说，行动有着它自己的思想。既然是行动，致力于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是撕裂还是联合，那么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受社会关系的制约还是突破，形成脱胎于旧社会关系中的新社会关系。既然我们没法有真正的行动，那么就去发现我们之外的好了，尤其带有群体性的（群体性就意味着群众暴力，人少就温和，人一多就自动靠近暴力，这也是个体维权好收割，而群体性维权不好收割的原因）和暴力抗争的，这两种抗争是如何缔造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把它发现出来。如把杨佳之刀之内在伟大思想给发现出来，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让他汇入河流，并且成为主干道。不是我们创造了行动，而是行动主动找我们，遭遇我们，行动之于我们就像天降玛哪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们需要干的是清晨走出帐篷去领取。教条化的，没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人，就不是凌晨中新生的干干净净的人，也就没法走出帐篷去领取。发现行动基于自我批判，带着有色眼镜即使在行动的海洋里面，你都找不到一滴水。光有批判没有自我批判，就像以色列人光痛恨埃及人的奴役，没有自我忏悔是没有玛哪吃的。 基于行动的左翼自由主义 袁世凯说过：清廷如千年老树，必须不断左右动摇，最后才能连根拔起。同理，只往右边推，不往左边推，不是拔树之道。过去往右边推得很过，如今再往左边推，也许就能连根拔起。 左翼自由主义的谱系是一直在的，而且比右翼自由主义更原始一些，两手抓，一手抓自由，一手抓平等。2005年我在网络上为抗日风潮鼓吹为宪政爱国主义，有人在凯迪猫眼看人论坛跟帖说我和徐友渔被王沪宁写入思潮报告了，后来我看到一份王沪宁写的报告，没我什么事，但是把徐友渔和秦晖列为新左派。自由右翼的新左派，大概就是左翼自由主义。已过世的陈子明也非常注重毛派，也有左右兼顾的意味，有一次在乌有之乡我们开完会，范亚峰请客，陈子明还说他自己在兼顾左右的努力和效果。左翼自由主义不过就是不够显赫，而被人无视。 像格瓦拉变为商业符号一样。结出来的果子是消费主义，不管是谁干的，什么动机。老百姓对习近平的崇拜，其实也是消费主义，没有政治崇拜的含义。所以过渡阐释的还是对其批判的公知和右派知识分子，过渡的批判才赋予其政治崇拜的假象，延续了其专制合法性，就像一块快裂开的铁片，蛮铁汉一锤打下去铁片缝隙更小了，他们应该另想办法，而不是路径依赖拎锤子敲下，傻逼却以为自己牛逼，很有良知。我对公知和右派知识分子招式过老造成的危害深恶痛绝。我们在沉没的船上想跑掉，这一些人却拉住我们强迫我们和他们一起骂，最后害得我们一起淹死。有个故事说，有个资深自由主义“马列主义老太太”对一个九零后中学生严肃的教育道，你们不要受共党教科书谎言的灌输，中学生说我们考完就全忘了。压根就没记住没进入生命记忆，可是这一些“马列主义老太太”是不干的，一定要在这些小孩身上刻上丑陋的假“装吐狼奶”痕迹，本来就是干净的，还要涂鸦一下。 对习近平的宣传，就像包子事件，结出来的果子是消费主义的，不管是谁干的，什么动机。习对此很失望，因此召开文艺座谈会，说文艺不要被市场俘虏。习近平至少希望对其是文化政治崇拜，硬度硬一些，但文化政治经不起消费主义捆绑软化，就成了几乎没有权威价值的商业符号。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结果的出轨，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也碰过。 我曾接受法国《世界报杂志》的采访，谈到中纪委披露官员通奸问题，我说中纪委这几年没法发动民众闹运动的文革，只能剑走偏锋，利用民众的性饥渴宅男的性妒忌，设置官员的性权力腐败议题，例如抓一个大贪官，不管有没有先说一大批女星被他睡了，例如二奶反腐，没法让民众搞政治，就搞色情，色情与政治是网站点击量最高挂顶的。色情文革的做法，也是消费主义的，最后中纪委的反腐败政治目的，被消费为各种日本A片，因此是双刃剑。     习近平与体制身子的左边有着分崩离析。改革时期我们对体制左翼异常痛恨，寄希望于右翼的发展造成体制内部瓦解奔溃，以及右翼延伸于社会，来做大社会基础，可是与狼共舞成了狼小妾二奶。左翼就像中共的大老婆，用家法控制我们，于是我们找知识分子和市场改变中共，结果成为小妾二奶，用软性的更加无形的政治经济手段控制我们，例如房奴。 中共把自己的床搬到小妾二奶房里，这时候大老婆很愤怒很生气，就要找麻烦，找麻烦就会出乱子，这就是我所说的从党内文革到民国革命的路径。 体制的右边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已经结束，改革已死多年，改革的受益者早就是党的人了，有的人期待成为受益者，迟早都是党的人，很多改革的受害者已经从右翼移到左翼，中左中右联合收缩，与极左极右断裂开来，官民矛盾成为主轴。当改革成为专制基础，体制的左边身子就分崩离析，文革或者与文革相仿的路数如法西斯主义就成为体制的自我拯救，就像当年改革是体制的自我拯救，左右分崩离析都是在自我拯救中出现。     习近平的登台正是如此背景，其试图挽救党，给左翼带来了粉红色希望，这希望加上这希望今后几年没实现变成的绝望，会加大震荡，体现为党内文革，给右翼带来灰黑色绝望。就像做大当年的改革希望以加大分崩离析，当下必须从右线撤离主力军，加入左翼，分析观察左边是如何变化的。而以民国立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以吸纳右翼的灰黑色绝望。 体制的左边分化，就像在阴影里，为自己沐浴在阳光下的人们看不到。而我看到的颇多。2003年后与官僚左派不同的底层毛主义的兴起；工人运动采取宪法权利框架；官僚左派采取宪法语言维权和捍卫共党如巩献田；在市场经济的改变下，整个左派开始在三十年后接着右翼的尾巴承认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宪政，开始远离专政的说法。右翼向左，左翼向右，位置互调。因为左翼思潮还是左翼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他自己没有行动与决断上，必须由党来，即使嘴巴上说为了民众，其实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与右翼一样远。因为左翼比右翼更忠诚于专制体制，当左翼有右翼的变化时，意味着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更具有标志性和临界点意味。习近平的上台，力图以毛主义冻结左翼的变化，会加大体制的变化，例如减小三公消费的措施会加大体制底层官员的怨气，我看他们上街的欲望都蠢蠢欲动了。 另外一个谈女权的“一路向左”。我把男权之当下自我主张当做对女权运动之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内部的，在不否定的前提下要求调整或者反对，批判本来的含义就是促成完善，而不是摧毁，自我批判更是完成这一目标，就像《天龙八部》之扫地僧用佛经划去少林武功之戾气。批判尤其是道德批判，本来致力于维护统一性，却对手段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不加以自我审查，还有因为批判把批判者自己带进场的影响因素，没有加以审查，总是棒打别人而自己灯下黑，因此批判者需要自我批判和别人的反对提醒。自我批判依托于女权运动之行动，其批判者不需要自己身体在场和行动。而批判则需要。当政治反对本来是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建构的自我批判，却“激进”搞成批判，这时候就会被要求政治反对要求别人所做的：行动（革命）。 一路向左，不断向底层靠拢，这是自我批判的一种简便方式。本来女权主义运动就是激进左翼运动，可是在中国只要打开市场有了较大影响力，就像固话在右翼。固定在右翼，不断扩张不断在场就会显示其与专制之间的暧昧性。以无政府主义激情为发动机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权利运动无不如此，例如经济自由，如言论自由。成为专制二奶与底层妇女，这是底层民间发展的宿命性空间，如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在中国混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时候强调市场经济的原教旨面目的知识解决，是没用的。正如强调女权运动的原教旨，无助于解决城里精英女性与乡村底层女性的女权之间差异。政治问题从来不是知识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不会因为强调原教旨而没了主导的官场经济。如果要捍卫市场经济，就要一路向左向底层靠拢，正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显示，底层更需要真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我相信底层乡村妇女更需要真正的女权运动。 权利运动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主张，首先要的就是能跳出私域，走上公共舞台。由于国内殖民和政治贱民的规定，以及中共体制的吸纳分赃机制，底层乡村妇女是走不上舞台的，没有话语权的，流氓燕找不到几个，所推动的得不到较大关注，相反正是依附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空间，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很有市场，并与国际社会接轨，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公共舞台。这种女权运动有着好大的嫌疑，是依附于体制和男权的女权，是固定在右翼的。这是维权运动发生在中国的通病，需要不断一路向左向底层靠拢，不断激进化左翼化，方能达到自我批判和超越。 朋友圈一交流女权话题，大家都是女权主义者，以捍卫女权和女性尊严为荣，可是酒一多，就开始控诉自己在现实中饱受“女权”之压迫，再喝下去就要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自由在英文中本为特许，在政治自由的政体中因政治自由，特许权获得普遍性变为自由，在专制中的自由，永远是特许。鸟瞰世界历史，男权之暴虐女权之弱本是事实，女权需解放，可是社会改造如果借籍政治手段，如毛的女权解放，其结果就是人工赝品，是花瓶。 可以说女权解放至少在东亚与宪政自由，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专制中的中国，女人的地位比民主的韩国日本台湾更高，甚至高过美国。在专制下的特权，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往往会比民主国家的自由程度更高。就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而言，女权的畸形解放，是一种整体的不幸，少数人的虚无，于女权整体之自由进程，未必是最前面的火车头，就像中国之经济自由未必牵引民主化进程。镶嵌于专制之内的当下女权运动，与任何一种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权利运动一样，缺乏这种彻底的自我反思，它基于自我保存之必需性和恐惧，就像弱者穷人攫取财富保障安全一样，而且无止境地攫取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因此就可以把无限攫取和扩张当做自我保存，为了自我保存当然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别人自由之边界，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势利成为其人生哲学。 当在暴力和恐惧支配的领域，女人是当然的弱者，这时候法律不管男人的个别正义，保护女人，如强奸罪，如果女人完全抵抗强奸是毫无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女人不同意的强奸，之所以违背女性意志是强行的推定，是因为在暴力与恐惧支配的领域，必须保护女人作为违背自然逻辑的规定。可是暴力与恐惧支配的领域，经过文明的驯化，已经缩小了很多，在中国城市里，已经有女性的“性交支配权”占了上风，这时候女权还那么弱吗。我倒是认为需要保护的是底层农村女性的女权，城市里白领精英的女权哼哼就算了吧。 在广州与师兄“重估一切价值”交流，他说他自己立场是个怀疑者，但是支持民国当归派的行动。我认识到立场与行动的分离，行动本身才是连接民间政治的共同纽带。我不同意你，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是这样的结构。 跳出自己的立场，以与他人的交织在一起的共通感来构建共识：行动。我一直是支持乌有之乡毛派的行动的，也支持国企工人的行动，如认为银行断友上街的行动，与我们才有共同纽带，他们的立场我是保持有“偏见”，对“女权”也是如此。立场总带着偏见，很难通约有共识。和而不同是建立在行动上，街头上广场上，而不是书斋里，微博上微信上。脱离立场挑到行动上，会有很大的共识。对当下女权运动而言，我不认为其针对的男权，是与专制还接轨的，因为已经从制度变为社会结构，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支撑，甚至有没有大多人的道德暴政作为支撑，就我生活的经验来看，女性掌握着性交支配权，而男人已经被压迫的好厉害，很大程度上性骚扰，是男人对女性的性交支配权的反抗，而且改革开放中的女人性交支配权，与权力与资本已经同构，反而需要的是男权的解放，女权已经解放得中国男人成了宅男成了苍井空老师的粉丝，如果说有大多数人的道德暴政，中国男人尤其城市里的，才是受害者。我不熟悉权贵阶层的男女关系，然而权贵以下的，还是有些观察的，而且这才是“中国”的。女权运动带有娜拉出走的面相，把男人父亲等本来是亲人作为抵抗的敌人。然而娜拉出走后的结果，不外乎成为专制或资本的性奴，不管事民国初的娜拉出走，还是改革时期的。简单的说，我以男人的偏见，不是太喜欢女权运动的立场和生活方式，但支持其公开行动。 女权运动的基于自我批判之行动指向，以行动派自我认同，这个是个好现象，也可能为维权运动之行动建立在自我批判而不是批判专制上，做出贡献。然而如女权运动自我反思的，她们的战场从对专制的战争退回到对男人的战争，从政治矛盾退回到社会冲突，从消极自由退回到积极自由，正如哈维尔说的生活的在真实中也会有政治性，女权主义者对男人的战争，去政治化地碰触社会事务一样会被专制政治化，行动者去政治化，专制结构追上来政治化之，确实影响力很大，比自己政治化要大很多，然而效果却如何呢，一个对社会本身是不是更大的撕裂，男女之间是不是更大的冲突，另外一个是不是反而遮蔽了专制才是女性解放之障碍的主要矛盾。这方面缺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相反活在社会影响的“自我感动”中。维权运动也是这样，只有社会影响没有实际性推动的效果就是自我感动，不过维权有法定权利做外衣做载体，有微薄利益的获得和捍卫为结果，就会让“自我感动”积攒在公民社会中。 立场有着准信仰的样子，尤其在行动或者被行动攫取身心时。我认为各种立场到了最后其实是不可通约的，也是没法改变的，除非被高于自己的重大情势变更所攫取或者抛掷。这有点像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状态，我就是耶稣所说的需要神迹才能信靠交付的人。 即使最为亲密无间的爱人之间，个体灵魂之孤独是绝对的，没法完全交付给对方的，只是爱与行动，责任会让绝对性缓和转化为相对性，不会时时都在统治整个人的心灵，而是隐藏成为暗中的王。如果没有爱与行动与责任，那么个体灵魂之孤独就会绝对起来，不爱人如己，就如此，人对人是地狱。光有立场，没有行动，就会同立场与同立场的因为利益情感而拥抱成一团，与不同立场和差异的相杀，试图相爱而相杀，为了一致而加剧冲突。有了维权之行动，民间政治之内战局面有所缓和，而也有了安置部分身心的地方，不再完全受焦虑的控制。 对不同立场的批判，如对当下女权运动的，我是从可能性结果和其所预设的前提条件是否与现实和解出发，可以交互于行动或互相行动，然而立场相同之强化要求，就会要求对方完全交付自己。这便有统治关系之产生，基于崇拜，利益或强力征服，造成没有群己分界。专制与立场一致这种要求，分离不开。在行动或共同上追求一致，这里有自由产生。极端一点说，城市里的女人的身体，性已经严重商品化，成为市场交易的要素，即使爱情的旗帜被他们高举，也是用来进一步掏空男人的，就像专制用美好的理想来掠夺征服压迫民众一样。精神审美的已经很少。怎么可能还不是权力与资本的同盟。 女权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是绝对自私自利，绝对自我中心的当有个强大无所不包的专制作为敌人，并且在其“庇护”下，才不容易出现越界越轨失衡，就像一个强大父亲庇护下胡作非为的小太妹。无政府主义与专制是命运之双生子，有着共同维系。当男权失去国家强制力，失去大多数人的暴政支撑，甚至失去财力资本的支撑，女权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很危险结果很不确定的东西，她有反抗专制的意图，结果却成了专制的延伸和组成部分，用来转嫁专制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也是社会为专制买单的体现。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抵抗立场娜拉出走就能理清的，女权之道德伦理并不能帮助无政府主义自我批判，把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化抗争，还是稀里糊涂的。 今天中国男女格局如下，高等男人征用高等女人，高等女人（包括想成为的）压迫低等男人，低等男人压迫低等女人。女权运动并不能好清晰地为低等女人代言，因为是女性小资产小市民的利益扩张，想成为高等女人，因此对低等男人有着追杀的压迫感，本来低等男人就是体制的抛弃物和受害者。 反审判力 这里需要基于一个判断，体制已经不长了，添一分力量不见得是增长寿命，也许是缩短，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打个强心剂，也许就死了，体制已经罪恶如同太平洋，多一条长江黄河注入又如何。只要计算我们民间政治的增长就行了，我们的增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对于体制罪恶没有实质性，多之一分不多少之一分不少。但对于我们来说，道高一尺就意味着质变。这里不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而是我们自己为城，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经济逻辑奔溃瓦解，前者建立好了，后者奔溃了，就剩下我们这座在荒野中呐喊的孤城。     宪政学者莫千里说，屠夫这个案子，不仅要为屠夫辩护声援，还要对构陷者个体进行审判。说的对，如果从未来审判角度进行当下建构，民国是最大的当下建构。其他的也有，如良知哦，只是暧昧不明或有或无。将来的报复可能性，要有当下看得见或者经过努力促手可及。 反审判，要有威胁力，不能诉诸于良知。即使诉诸于良知，也是唤起内心恐惧和对未来清算的恐惧。所以要有现实可以看见的不远的，没法回避的报复。否则普通人和对方把你当一个葱。     那么在行动设计的时候，就要给出一个邀请：预计有多大的政治化效果。来自体制的镇压就应该成为传播的途径和增长点。如何在去政治化增加被捕获难度时，又能彰显一种高度出来：我们是利用了你们政府。     与政治反对相比，去政治化的，倒是拉开了距离，反而有这种可能性。宋庄的行为艺术家，其行为艺术如果把政府的镇压也纳入行为艺术的一个部分，就代表着利用政府的成功，主体性的胜利。应该是这样：行动者自己去政治化，而专制体制会追着给行动政治化。抵抗性在于增加被消灭的难度，如正规军对付游击队的时候。游击队的逃跑，如教科书吹牛中红军长征，算不算对抗？只要敌人想消灭你，逃跑就是对抗，让对方意图落空，消耗。 首先遭遇政治是必然的，遭遇之后是去政治化，还是加大政治化。其实政治化还是被政治化，喊着极端口号体制不搭理你，压根就没法政治化，因为是被动的意义塑造客体。政治化没有主体性，倒是在去政治化运动有。逃跑隐匿都是有主体性的，在于自我保存的努力当中。     最近读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二卷说，革命被阻挡，才有暴力。看来我们要做的，是让暴力以何种方式出场，民众以何种方式出场，总之，是突破对革命效果的阻挡，突破马克马洪防线。    1815年亚当斯给杰弗逊写信说，当我们说到“美国革命”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是那场独立战争吗？不，战争不是“革命的一部分”，它只是革命的一种效应或者结果。“革命”发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在1760年到1775年这1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战争中的第一滴血染红来克星顿的土地之前，“革命”就已经完成了。    有了网络，也可以如亚当斯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其效果诞生出来。十月怀胎已经没问题，而且已经怀了三年如哪吒三太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生出来。 我2011辛亥百年写过《兴起一场新辛亥革命》，其中就把维权纳入革命范畴之内，提前完成革命，剩下的就是结果诞生问题，一场新辛亥或者广场来最后扫荡一下。辛亥革命前也很多维权运动，与今天一样，带动了革命。例如林森在九江把受英国领事欺负的官司打到了伦敦高等法院。然而当维权纳入革命范畴时，就要坚决抛弃来自共党提供合法性的保护色，也就是需要合法性依据上的蛇蜕重生。 我认为这就是我说的从维权运动到民国当归。维权运动作为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权利运动或者渴望成为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人的权利运动，它是从受迫害感出发的，就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对象，是明显地或者潜在地受大多数人暴政，以政治强迫的方式如立法和行政，迫害的人。那么维权运动就有个天生的弱者心态，需要被保护或者邀请青天大老爷庇护或者强者加进来保护的心态。作为少数人的自我认同埋在心底，并且对外扩张联系其他少数人，以共同受迫害感编制网络共识。但是他们同时又主张，个人争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民主，具有普遍性或者普遍性剩余价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就像今天的同性恋成为整个社会同情的对象和政治正确，但绝大部分人不会成为同性恋，同情和自己行动参与本来就是两码事，二者之间鸿沟巨大。所谓的权利，本来就是给少数不正确的人预留的，而不是给社会主流预留的。从异端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到其言论结社等政治自由，乃至反对党运动，都基于这一些人是少数人，闹一闹没事。至于要成为大多数，那是神意，没有几百上千年没法显现。也许那一天同性恋成为主流，哦，那也是几万年几十万年之后的事，用不着杞人忧天。 在公共领域展示受迫害激起同情的维权运动，在当下被排斥的少数人处境，和未来成为主流成为大多数人的政治正确，甚至隐约掌握政治暴力的虚无缥缈希望中矛盾，这是一种类似基督教信仰的政治体验。少数人受迫害处境是当下真实的，于是极多放大争取同情，就没法去想这种争取同情的手段，与后者要成为主流要掌握政治暴力就需要成为强者之间的矛盾，当下手段排斥了阻挡了拖延了未来的目的。 随着社会总矛盾的爆发，维权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让人忧心的是，维权运动总是低水平重复浪费原地踏步，没法完成革命交代给它的任务，而且拔苗助长也无济于事。如劳工运动如何往前走，如何与民运结合，几乎是无解的问题。 民运的消耗性     共党对民心中抵抗性的消除，比死亡更可怕，宁可自杀，也很少人与之偕亡。横竖一死，国人往往就自焚。不是处决死刑的境界，已经到达株连九族凌迟处死的境界。历代王朝帝王没做的，共党做到了。 最近大陆民运爆发对国民党洪秀柱的支撑潮。我认为这是对民国热的一次消费和耗散。国民党热的每一次发光，都让自己耗费掉能量，每一次都是回光返照，趋于消亡，国民党热越热，它就越接近灰烬。激起一次希望，然后开始大规模怨恨和绝望。例如马英九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恨死马英九了。 民国热与启蒙运动一样，被高度打压但在去政治化的几十年时间内逐渐升温反弹，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积累。国民党热与民国当归（当下可以简单说成民进党热）是在民国热之中的两股潮流。国民党热所接住的政治符号，政治神话，情感关系都是落后于民国宪政河流的进程的，也就是它是上游的旧东西被带入民国宪政河流攒起来的，因为政治运动总是依赖于旧秩序提供的身份认同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符号，他们是石块泥土或者木头，被裹挟进入民国宪政河流，也成为河流的一个部分，例如孙中山讲从尧舜以来的道统或者传统文化。 这一些东西的进入河流，对河水的流动，起阻碍还是促进作用，呈现偶然不确定性，例如国民党热对民国热也可能有促进作用，但也极大可能有害有毒。它容易形成堰塞湖，就像国民党在民国宪政历史中起的独裁专制结果一样，堰塞湖最后自己没有主动分流，就会决堤祸害千里。国民党热的政治构建是落后的，陈旧的，有毒气的，于当下只能临时住一个晚上赶紧跑。它是对长期积累的民国热的一次消费与耗散，至于它自己有没有制造出民国热，或许有或许没有，也许收入不如耗散。而民国当归热是立足于当下和未来的，以台湾现有的宪政为起点，而且是积累的，与民进党的民国热同步。 与启蒙运动的激进化从而是耗散消费的部分民运相比，维权运动是积累型的，民国当归是积累型的，因此有维权运动与民国当归的勾连。民运有着消费共党制造的民众苦难的本性，消费同情，有着高高在上等待摘桃子的本能。民运声势的膨胀，一定意味着中国人无边苦难的进一步增加和显现。在此成正比，也因此是耗散性。 国民党热也是因为国人在共党的淫威下，开始怀念国民党，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心理。它是非政治，文化的立场的，内心的，一旦进入政治，只能依附于幻觉中的国民党，历史中的国民党，而这都没法有在大陆的当下性。从立场进入政治运作，一定是耗费性的，因此争斗的，有毒的，依附于国共两党“二人转”。国民党在共党之下扮演花瓶虚拟的反对党，与大陆知识分子自己认为反对派一样的虚幻，都是对大陆人民苦难的消费，消费同情与民间政治能量的耗散。    六四纪念同样具有耗散性。香港的学生，通过不参加六四纪念来去中国化，说明六四还是可以中共的，对中共的抵抗还是被吸纳入中共的。对最可能贴近香港抗争的中国事物的断裂，来去中国化，也就是抛弃大陆的民主战友同盟来去中国化，是最彻底的。正如民国派对八九六四的断裂和抛弃。最靠近的敌人内部事物都能抛弃，那么整个敌人都被抛弃了。正如我说，我们通过批判中共体系中的还有点灰色的公知，把他抹杀成黑色的，那么整个中共体系都是黑色的。与香港大陆相反，台湾绿营通过纪念六四来强调对大陆的关注。然而会步香港大陆的后尘，没消费六四时，六四好像可以作为民间纽带，一消费就图穷桥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