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非民选、非正义的政权没有合法性


作者: 闵良臣
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在这两个合法性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一个政体、一个政权,其核心价值是否符合天道,是否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有了这个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与政绩的合法性才有意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合法性的授予者与合法性的获得者不能同源,就像法官不能审判自己的案件一样。自我加冕的合法性与自我的判决一样都是无效的。一个政权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甚至连“定期进行民意测验”都不敢做,或者是做了但不敢公布,怎么能证明你是“人心向背”或者是“人民的选择”? 
 

先请各位来看这样两段话:“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的、天道之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人定法’。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合法性的授予者与合法性的获得者不能同源,就像法官不能审判自己的案件一样。自我加冕的合法性与自我的判决一样都是无效的。”

“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在这两个合法性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一个政体、一个政权,其核心价值是否符合天道,是否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有了这个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与政绩的合法性才有意义。”

这两段话出自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先生“天堂茶话”第五十六章《谁来执政?》,作者虽然是借中国古人之口说出的,但谁都看得出,这是“借古讽今”。

现言归正传。

99日,中共中央政治常委王岐山会见了一批外国客人,他们是60多位国(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学者,有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这些重量级人物刚刚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名称很有点新意——“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这个对话会是98日在北京开幕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面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王岐山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若事实果真如王岐山所言,那么中共的“合法性”也就真的毋庸置疑了。问题是,王岐山说的,“是真的吗”?

在王岐山这简短的一句话中就有三个很重要的“点”,他似乎正是要借用这三个“点”来堵国内外所有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进行置疑的嘴:一是“源自于历史”;二是“人心向背”;三是“人民的选择”。本人认为,对如此事关中华民族现代史真伪,尤其是事关中国百姓民心真相的一句话,应该允许所有的大陆人自由讨论。如果连自由讨论都不允许,且不说还能否说中共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就是那所谓的“人心向背”、“人民的选择”也就更加说不通了。既如此,就容本人就王岐山提到的这三个“点”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虽不敢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也还是努力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至于是否会因言获罪,那就不是本人能决定得了的。

先说“源自于历史”。

从公认的历史事实来看,有资格说“源自于历史”的,恰恰应该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而言,清王朝统治要算“异族”统治,而推翻异族统治,在这个星球上,直至今日,都要算天经地义——所谓天经地义,即合乎“天道”。这一点,即如明朝替代元朝。既如此,谁都知道,在彻底推翻清王朝后,1912年第一天即成立了民国政府,后几经周折,不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胜利的1945年直至1949年,代表这个政府的,借用今天中共的习惯用语,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是天经地义的,符合天道。在尚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天经地义或符合天道,即是“合法性”。正因为是这样,不论是蒋介石还是今天的国民党主席或有国民党身份的台湾领导人马英久都最有资格说国民政府“源自于历史”,而别的不管什么人来说,都是“伪身份”,没有令世人信服的 “合法性”。

除了是因为推翻异族统治而建立的政权符合天道之外,还能证明蒋介石国民政府“源自于历史”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在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领导下,指挥几百万国军乃至全民族英勇抗战(证据就是卢沟桥事变十天后,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拼杀,有二十多场大会战,并借助盟军特别是美国的的支持,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也就是说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国民政府再一次抵御外侵,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有上面这种既是天经地义符合天道而又无可争辩的抗战历史作证,如果还不能说国民政府“源自于历史”,那么请问:还有哪个组织哪个党派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说自己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更有资格“源自于历史”?

可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中华民族,同时也领导中华民族,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最有资格说自己代表中华民族的政府,抗战胜利后不几年时间,居然被一个在野党即中共领导的军队推翻了。其间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好,纠葛也罢,即使承认抗战时期中共也出了力,可要知道,无论如何,当时都是在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战。所谓“八路军”,即使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抗战非常时期,也只能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八路军(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如果说一个政府在领导军民打败了外族入侵,将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这个政府的“合法性”还得不到承认,还有何天理可讲!而正是在这种历史事实面前,当年的中共不承认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并在之后所做的一切都以推翻这个显然是合法的政府为目的。这在今天,一定会遭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即使蒋介石政府当年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做得不好,也还是可以帮助改进。否则,如何向世人解释今天在中共领导下的大陆现状?有谁敢说今天中国大陆比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更民主更自由?有谁敢说今天中国大陆政界军界不是比当年国民政府包括军界更腐败?如果说就因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就可以成为推翻一个合法政府的理由,那么,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利用这个理由主张暴力革命。试问,今天的中共允许吗?

到今天,在遭到海内外置疑后,中共想到了“源自于历史”,并想用这个“源自于历史”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可王岐山所说的“源自于历史”,不论如何诠释“辩解”,其证据还能超过当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吗?天下人都知道,中共正是利用抗战期间壮大了自己力量,然后又依靠种种手段,如强大的舆论宣传(特别是借助国民政府当年允许民间办报的新闻自由)以及对“解放区”的种种承诺包括执政后实行民主自由的承诺,最终推翻了抗战中领导中华民族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蒋介石国民政府。

现在七十多年过去,回想当年,尤其是想想中共攻打孟良崮,还有那后来的所谓几大战役,很多在抗击穷凶极恶的日寇时都侥幸活了下来的国军竟死在了共军的枪炮下,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情何以堪”的感受吗!

至于说“人心向背”和“人民的选择”,是任何一朝统治者都会祭起的“法宝”。然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在专制独裁者眼里,国民只有两种,一种是敌人,另一种是工具。”特别是对中华民族而言,两千多年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民”,遍地奴隶,而奴隶,是称不上人民的。在现代社会,人民,往往是“公民”的代名词,而奴隶不可能有公民意识,自然也就算不上人民。似这种国情下的历史,无论说“人心向背”还是“人民的选择”,都是自欺欺人,毫无意义。

特别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也不知编了多少故事,向人民许了多少承诺,最终如何,就连人民文学主编韦君宜这样的老共产党人,甚至说前半生对中共最信仰者,在晚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了“上当”的感觉。而后来被康生称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尽管最终也入中共“彀中”,可毕竟在中共尚未在实质上获取政权前就已发出“警告”:“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结果,是不是被他一语中的?本人有理由相信,一九五七年打他右派,文革中实际上置他于死地,除了他储安平不该沿袭另一“不予改正”的“大右派”罗隆基的“党天下”之说,估计就是认为中共不可能实行民主并对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最令中共恼恨。也就是说,即使单从储安平当年在《观察》上所发表的那些文章来看,即使真的可以说中共是“人心向背”和所谓“人民的选择”,那也只能证明,那些“向背”和“选择”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只能是奴隶是“工具”,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或“工具”。

在现代社会,所谓“人民的选择”,只能体现在国民投票选举。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国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这种政府绝不会被承认是“人民的选择”。最近,就连新加坡这种几乎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也都忙着搞投票选举,且结果也已揭晓,而一个有着所谓悠久文化传统且有多少个“自信”的大国,却始终在“封建王国”里打转转。即使面对这样一种谁都骗不过去的历史和“国情”,居然还敢于说自己是“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是“人民的选择”,想一想,这得需要怎样说谎的“勇气”,才能做得到啊!

难怪有网友在王岐山讲话后即在互联网上发表帖子,其中说道:“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继续祸国殃民,人民能不能选出自己的皇帝?再说轻松一点容易做到的,主政者能不能定期进行民意测验,把对执政党的满意度公布出来啊?”也就是说,如果连“定期进行民意测验”都不敢做,或是做了不敢公布,又怎么证明你是“人心向背”甚至是“人民的选择”?

胡少江先生在《王岐山对合法性的解释不及格》一文中写道:“王岐山实际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承认了这个话题本身的‘合法性’。但是他对于合法性的解释是不及格的。他的解释所展现的内在矛盾也恰恰是中国执政党当前的尴尬。他将合法性归结为历史,但是历史上存在的东西并不都具有合法性。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凡此种种证明,曾经是统治者这个历史事实无法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个是法律层面的意义,即一个组织、或者这个组织的行为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另一个则是政治层面的意义,即执政者的权力的产生和执政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认同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在野蛮时代,盛行的是丛林法则,成王败寇,权力的取得和维护都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人民的认同 

“王岐山在谈话中虽然也谈到了人民的认同,但是他却将人民的认同这样一个合法性标准说成是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的现象,这是违反真实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允许中国的民众通过公正的程序来选举执政者;更不允许有竞争对手对现有的执政党进行挑战;也不允许民众自由地表达对执政者的批评,并且采取合法的手段更换执政者。王岐山所谈到的人民的认同只不过是一自欺欺人的天方夜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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