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舟:习近平暴政保党战略的总特征是以攻为守


作者: 章小舟
上图:六四屠夫李鹏;下图:镇压公民社会的打手习近平。
 
 
 
时下,习近平暴政穷尽一切手段大造声势、集权保党、倒行逆施,有一些民主维权人士和觉醒民众甚叹局势不佳、维权更难、民运越艰。笔者以为,民主维权人士、觉醒民众大可不必被习近平暴政的虚张声势所惑,大可不必为习近平暴政的两招三式所阻。因为,习近平暴政保党战略的总特征是以攻为守,无论习近平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不得不局于“以攻为守”的战略框架之中,因为,这是由国际环境、国内状况和政治规律所决定的。不论习近平暴政如何不择手段、不知廉耻地保党集权、消冗祛臃、愚民惑众、与民为敌、貌似强势、志在进攻,也扭转不了民主愈昌、专制渐衰的全球大势,无法有效遏制源于制度、盛于体制的林立山头和空前贪腐,吓不倒、骗不了、压不垮智识渐长、抗争渐剧的觉醒民众,扭不动日益衰退、官富民穷的经济局势,改变不了困于守局、日暮途穷的实质处境。
 
一,面对民主愈昌、专制渐衰的全球大势,习近平暴政不得不以攻为守
 
民主与专制是根本对立、彼此不容的。由于民主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空前的适应性,成为独夫民贼和专制制度的强大克星,因此,愈是痴迷专制、热衷独裁的统治者,便愈对民主体制和民主国家既恨又惧。包括独夫民贼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历届最高权势头目皆是民主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坚定敌对者。
 
然而,民主愈昌、专制益衰,此乃无可逆转、加速发展的全球大势。据曹长青先生《民主时刻表》一文,1800年不过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增至13个,1950年成为20个,1970年达到30个。如今已有130个民主国家——从1970至2015年,在45年之间,发生了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苏东波”“中东波”事件,实行多党民主选举的国家增加了100个!
 
在全球民主化浪潮影响之下,东亚一带的民主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在大陆之东,日本、韩国等民主国家已经足够成熟,在很多方面不断对大陆民众发生积极影响,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众已经在民主之途上坚实迈进,民主富裕的台湾带给大陆民众的民主启蒙之多之深,更是不言而喻;在大陆之南,东南亚、南亚的民主化步伐整体而言是在不断前行;在大陆之西,民主化浪潮也在保守专制的伊斯兰世界中愈发澎湃,正对大陆西大门的阿富汗已在民主之途上渐焕新颜;在大陆之北,俄罗斯固然时而处于普京等人的威权阴影之中,但民主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与大陆共同拥有漫长边境线的蒙古在2009年大选之后开启了民主化进程。
 
面对民主愈昌、专制益衰的全球大势,习近平等中共最高权势头目能够维系专制暴政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依旧统治着尚不(甚)觉醒的十几亿民众,从这些无权民众身上榨取惊天财富,将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用于收买、拉拢(半)专制国家、某些民主国家,从而对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形成诸般牵制、多方掣肘,从而缓解民主化浪潮对其暴政统治的不断冲击——参与所谓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的在任元首所属国家的名单便充分突显了中共暴政一以贯之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西太后式”的对外攻防战略的重要实质。然而,如今世界上的(半)专制国家皆苦苦承受着不断推进的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剧烈冲击,加上(半)专制政权多半具有一心为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愿臣服等特点,这就决定了习近平暴政无论如何挥霍民脂民膏以图聚拢同类,亦绝对建立不了全球反民主同盟,而只能换来一些皮毛式支持、表面化帮助,甚至连皮毛式支持、表面化帮助也换不来——今日朝鲜、昨日越南不都是例子吗?
 
习近平暴政在对外攻防方面继承江胡衣钵且变本加厉,大慷民众之慨,利用大外宣、建孔子学院、对外投资、在东海和南海等非敏感区域策动搔痒式扩张等方式对民主国家进行渗透和挑衅。然而,这些方式皆收效不大。对于拥有知情权、言论权等各种人权的民主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很容易就能看穿中共海外宣传的不实之处,不会受骗。中共的孔子学院在民主国家屡遭抵制,对孔子学院感兴趣的外国民众为数甚少。中共的对外投资项目因(基本)失去了低人权低工资的优势,且一贯流于模仿、不善创新,根本不是民主国家本土企业的对手。至于中共在东海、南海策动的所谓扩张,因没有触及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自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之危险,对周边国家而言不过是隔靴搔痒,此种搔痒式扩张,主要目的在于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使处于民族主义亢奋狂热中的民众党国不分,从而得以加强、巩固一党专制,而美国、日本因南海、东海问题而警告中共或许也是在应付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军政界的鹰派,并借机向亚太各国宣示其在东海南海的主导地位或崛起之势。
 
当然,习近平暴政以攻为守的对外战略多少总会有些收效。比如,如今很多民主人士认为:习近平或许利用某些海外媒体私心自用、偏执主观等缺欠而对其采取了虚假喂料、添油加醋、虚晃一枪等策略,使其基本上沦为吹鼓手,一直极尽编造谣言、混淆视听、解读“信号”、巧言诡辩之能事,对习近平暴政饰以除恶祛奸之光、捧以明君善政之词。在习近平暴政罪恶昭彰之际,一直对其恶行不置一词,最多在无法蒙混过关之时偶尔将习近平暴政笼统代以“中共”之称、替以下级之名。这些媒体最近表现尤甚,对习近平暴政九三阅兵的虐民扰民之举几无谴责。然而,如今习近平在九三阅兵之际对江泽民等中共退位大佬的礼遇使其种种谬论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民主维权人士逐渐看穿了这些媒体的严重缺欠,对其嗤之以鼻,再不点看其网站,而是直奔民主网站而去,这些媒体的市场愈来愈小!习近平暴政企图欺愚、瓦解海外华人反共力量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且只能促使海外华人反共力量提高警惕、加强应对、加速整合、及早形成强大合力!
 
二、面对源于制度、盛于体制的山头和贪腐,习近平暴政不得不以攻为守
 
专制政权或亡于外国进攻,或亡于民众抗争,或亡于内部厮斗。由于亡于内部厮斗的共产极权不在少数,由于泛滥的贪腐历来是形成山头的土壤和激起民愤、酿成民变的要因,因此,习近平暴政一直大造反腐之势,以局部性、选择性、厂卫式的纪委反腐为主要反腐手段,以图遏制贪腐、打压异己、限制山头,同时收愚民之效。
 
山头和贪腐是任何制度、任何体制下都会出现的现象。然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人性之恶会在独揽权力之际最大限度地爆发;山头和贪腐的出现频率和出现数量,与制度、体制的专制性、无序性、黑箱化、邪恶性成正比,与制度、体制的民主性、有序性、透明化、公正性成反比。由于中共暴政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式将人类专制权谋中的东邪西毒——马列极权专制邪术与中国皇权专制之道集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最为邪恶、最为专制的制度和体制,遂使中共官场贪腐泛滥、穷奢极欲、山头林立——早在中共落草井冈、赣南一带,不过拥有数万平方公里之际,官权独大、贪腐浪费、结党营私等现象便与其专制统治形影相伴,“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中共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因一次性被查贪官太多而不得不改组,县委书记刘洪青和中央执行委员、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撤职;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诱迫奸淫妇女;此外当时知名的贪官还有江西县苏维埃财政部财会科长唐仁达,中央机关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宁化县雇农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浴明与大队长黄士辉,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零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参见:邓少艳《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中共寇业初建之际便贪腐至此,如今贪腐之剧冠于世界又何足奇哉!
 
因此,习近平暴政既要死保一党专制、不弃极权统治,又声称要削平山头、彻底反腐,分明是自欺欺人之谈!中共退位大佬在九三阅兵之际尽数登上天安门共同享受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快感,且基本信心满满、意气风发、笑逐颜开,就是习近平无法在极权专制体制下有效遏制山头和贪腐的铁证——因为,任何一个中共大佬,都是一个山头的土皇帝,都是一个或多个贪腐集团的总后台。启开煌煌青史,事实历历在目:凡专制政权,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官权肆虐、贪腐横行之类现象,山头林立现象则贯于王朝统治的全部时期或多数时期。朱元璋是公认的反贪腐最猛、削山头最厉的独裁狂人,但是,在朱元璋的洪武朝,贪腐现象却比比皆是,素来意志坚定、信心强悍的朱元璋面对愈反愈腐的状况亦不禁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洪武年间倒是未曾出现十分严重的山头现象。这是因为,贪腐现象与山头现象具有高度相关性。贪腐与山头,都是以权谋利的产物,当贪腐在少受约束的情况下发展到一定程度、仅仅依靠个体以权谋利无法满足贪欲之际,贪官们便会像孤狼形成群狼那样,结党营私,形成贪腐联盟,从而扩大贪腐资源,通过在贪腐联盟中最大限度地进行利益交换而各得所需,并可通过结党营私有效掌控一方大权、打压异己。朱元璋反贪甚猛,虽然无法消除人之贪欲、个体贪腐,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腐泛滥、贪官勾结、结党营私之势,从而使明初未曾出现十分严重的山头现象。
 
然而,习近平就没有朱元璋的好运了。习近平暴政面对的不仅是空前的贪腐,而且要面对在邓小平时代便已经广泛出现、在江胡时代泛滥成灾的山头问题,要面对以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大佬和千百小佬为首的霸气凌人、大大小小的权贵团伙(家族)。既然习近平暴政誓保一党专制,就绝对不可能有效遏制山头现象、贪腐现象和权贵团伙(家族)。习近平暴政能做到的,无非是将空前严重的贪腐限制在一定范围,通过选择性反腐、局部性反腐、厂卫式反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山头林立之势。目前,习近平削山头、反贪腐的主目标是党政军高层官员,但不敢动与其具有共生关系的旧日头目、党国权贵、大佬后代。习近平对军队用功最深,因为军队是其镇压民众、维系专制、捍卫暴政的关键力量。习近平对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军队高官的选择性反腐,虽然可使其嫡系掌控军队,虽然或许能使军队贪腐状况稍有收敛,可在某种程度上鼓舞军心,且以裁军30万之由清除军内异己、提拔嫡系,从而提升军官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军中贪腐、山头等现象,然而,军队贪腐现象和山头现象只是受到一些遏制,并非被根除——就算习近平有全面治军、彻底换血的权威和魄力,只要极权专制不变,只要军队归于一党而非归于国民,共军贪腐状况、山头状况很快就会恢复如旧——更何况,习近平既没有魄力、亦没有可能为中共军队彻底换血。习近平在中共党政界之中的反贪腐、反山头的努力亦如其治军之举,徒有治标之效,绝无治本之功,只能以攻为守,无法正本清源。
 
三、面对智识渐长、抗争渐剧的觉醒民众,习近平暴政不得不以攻为守
 
如今,大陆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虽属“半吊子”,并有止步不前之势,而且,仅仅是经济因素的促动根本无法彻底改变政治体制,但是,大陆经济环境毕竟已为大陆未来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诸如,各方利益的分化和行业的增多从根本上促进着社会的多元化、不断消解着极权统治的垄断性,网络的普及、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国内外联系的增多和人际交往的不断密切,使大陆民众直接或间接知悉了愈来愈多的有关中共暴政虐民扰民屠民的信息,智识渐长,抗争渐剧,反共渐猛,大陆各地自发建立的各种维权组织与日俱增,具有号召力量、组织力量的民主志士、维权勇士不断出现,突发性、行业性、地域性、全国性的维权运动不断增多,维权方式渐趋多样、灵活、激烈,往往使中共当局疲于应付。
 
面对逐渐站起来的大陆民众,纵然习近平暴政有决心彻底倒行逆施,欲使统治方式退回毛时代,但只要习近平无法彻底愚弄全民、无法对其当下体制进行配套改动,则绝对无法使已经觉醒的大陆民众和已受益于当前时代的各级权贵乖乖就范,必然迎来全国上下的猛烈抗争,此抗争力量足以掀翻习近平暴政——更何况,习近平暴政绝对没有使统治方式退回文革时代或毛时代的决心和能力,或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习近平大肆宣扬“两个不能否定”、“七不讲”、“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司法系统“刀把子”论之类,虽然习近平不断集权扩位终致大权独揽并促其鹰犬接连出台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系列恶法,但有道是“法不责众”,面对智识渐长、义愤渐增、抗争渐剧、人数愈多的维权民众,习近平暴政再怎么以攻为守,亦只能在困局之内苦苦折腾。而且,掀起任何政治运动都要以舆论宣传、意识形态构建为先导,但是,文革式话语、毛式意识形态在今日大陆的市场已经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习近平暴政很难掀动大规模的文革式运动,只能适度为之。滕彪先生在《习近平要回到文革吗》一文中指出:“如果说文革指的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等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系统,指的是民众的运动式癫狂,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样板戏、告密、批斗会、学习班、戴高帽游街、大鸣大放、大字报,那么今天已经很难复制文革的‘盛况’。盛极一时的毛主义话语,经过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猫论’‘摸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一轮又一轮的变种、改造和背离,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即使某些文革话语诈尸式复活,也只能是小打小闹。不但思想、话语、媒体开始多元化了,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已得到相当的传播和认同;而且政治犬儒主义、消费主义,也大大侵蚀了狂热政治的土壤。”
 
以习近平暴政对基督教的打压为例,虽然基督教在浙江等地遭遇拆毁教堂十字架等打压,然而,目前大陆基督教信仰群体已经颇具规模,而习近平暴政根本无法将大陆基督教信徒赶尽杀绝,而只能进行有限打压以摧其锋芒,遏制住基督教不断发展之势、与基督教形成对峙之态。习近平暴政在对待其他大陆信仰群体方面依旧继承江胡路线,然而迄今为止,大陆所有信仰群体都在中共打压下坚持活动,一些被打压的大陆信仰群体的总人数和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基层体系密布全国、遍及城乡。如,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人数约为5000万,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社会各个阶层均有分布,而且主要分布于中原黄淮、江淮地区、华东沿海等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参见:张圆圆《基督教家庭教会法律问题研究——以山东省L镇为例》)。
 
以习近平暴政对零八宪章运动的打压为例,虽然习近平暴政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关押年届花甲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并打压零八宪章运动,然而,很多零八宪章运动的参与者一直以各自的方式在大陆各地持续不断地推动大陆民主化、积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运动所获得的关注在与日俱增,如,维基“刘晓波”“零八宪章”条目获得了巨大的点击数,就连成于中共五毛之手、满篇皆是污蔑之词和断章取义之说的百度百科“刘晓波”条目目前亦获得了近四十万点击。由此足见,习近平暴政对民主维权群体貌似进攻的打压,其实不过是黔驴之技,无法消弱民主维权群体的综合力量。
 
以习近平暴政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打压为例。习近平暴政对人权公益类、具有充裕外国资金背景的在华境外NGO的打压最是严酷。然而,在习近平暴政无法彻底阻断国内外联系的情况下,在华境外NGO绝不可能失去生命力。有的在华境外NGO因支持大陆民众的维权活动而遭遇中共打压,之后改头换面或挂靠在大陆本土的民间组织名下,低调运作,从而避开了中共政权的监控,重新获得了在华活动空间,为援助大陆民众的维权活动、推动大陆民主化继续作出贡献;有的在华境外NGO在遭受中共打压之后与大陆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等单位的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士进行合作,从而延续了往日活动。
 
四、面对日益衰退、官富民穷的大陆经济,习近平暴政不得不以攻为守
 
自骗子屠夫邓小平在六四屠城之后改变改革方向之时起,权贵私有化经济体制便日益显出弊端。在权贵私有化发展模式之下,共同富裕之说沦为弥天大谎,党富民穷、国富民穷、官富民穷之状况愈发严重,以至于大陆内需一直不振。由于内需不振,很多大陆企业不得不专做出口,然而,低端化的“中国造”产品在很多国家或趋于饱和,或因贸易国保护本国产业而遭到抵制,再加上主要贸易国经济增幅连年下滑,使很多大陆出口型企业日渐不振。目前,很多大陆经济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愈发严重,常态利润不断下降,加上大陆工人的经济维权运动和大陆民众的环境维权运动不断高涨,很多大陆企业主不得不付出不菲经济代价以平息因其而起的维权活动,利润空间不断收缩。大陆各地官僚对后台不硬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巧取豪夺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以上问题导致大陆实体经济不断滑坡。低人权、低工资、低创意、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高物价、高税收的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渐趋末路。
 
由于大陆的经济问题归结起来是政治问题,即政治权利的极端悬殊导致了经济获益的极端不公,因此,只要习近平暴政死保一党专制,注定无法突破大陆经济徘徊不前的困局。习近平暴力救市就是例子。虽然习近平暴政拥有大陆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可以打破(表面化)经济规律,用“刀把子”救市,使股市不至于严重失衡,然而在当下,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有限的。除非习近平有能力炮制出一整套足以对绝大多数大陆人进行全面洗脑的政治理论并据此政治理论进行配套的体制变易,不然,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大体只能局限于民众的整体智识范畴和容忍底线之内——试问,志大才疏、粗鄙不堪的习近平有能力对全民进行彻底洗脑吗?
 
结语:
 
贾谊如是论述专制政治的攻守之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仁德治国、抑强扶弱,素为开明专制者所推崇。显而易见,权欲熏心、目中无民、虐民扰民、暴戾专横、志大才疏、粗鄙不堪的习近平连明君之道都不懂,就更别指望他在没有足够民间抗争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实现宪政民主了。习近平惟知在愈益不妙的专制困局中虚张声势,横冲蛮撞,攻势连连,如作困兽之斗,但全然不能使日趋衰落的一党专制稍有起色,无法有效遏制山头林立与贪腐横行,吓不倒、压不垮、骗不了智识渐长、抗争渐剧的觉醒民众,扭不动日益衰退、官富民穷的经济局面。何也?只因其悖逆政治规律、全球大势、人心所向,“宪政不立,而攻守之势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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