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民间抵抗之立场与行动


作者: 陈永苗
中共建政以来,首要的使命一直就是消灭民间抵抗的任何可能性,把任何星星之火都掐灭于摇篮中,一建政就全力毁灭民国要素,到现在维稳,除了内在的毁灭趋势外,其外在的摧毁侵蚀第一时间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正是如此绝望,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就应该放在不确定性上,在我们之外,在49秩序之外,在恐惧和利益收买的心魔统治之外。行动在我们中间成为世界史精神,而批判滚到历史的尘埃里面。代际政治的权重正在增加,当八零后九零后成为经济危机退无可退的受害者时,此时经济上的受压迫受剥削,就与49后黄俄统治的沦陷“汉贼不两立”概念合二为一,后者借着前者得到复兴和再次阐释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于是民国当归或者三民主义就成复国运动,这是民国版的民生革命带动政治革命,也是孙中山在民国建国后就立即把民生提到三民主义之首的衣钵所在。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我一直把共党统治描述为敌基督。这是具有模仿耶稣权柄的人间统治,能让人间寻常政治公理在特定时期内冻结或者失效,如马克思说,人间坚固的烟消云散,只要是人间的道理,都无法压制得住。在纳粹以及共产主义看来,从古到今塑造出来的人性,是不靠谱的,是可以重新塑造的,用强力重新塑造,这是不依赖于基督而依赖于强权的人类浴火重生。我深深体会被敌基督统治的无力感和绝望处境,并且不相信过去三十年重新被加持,被赞许起来但异常脆弱且有着看不见的延后的严重社会代价的各种出路,如改革,如言论自由,如经济自由,私有财产,被共党容忍的,必定是有原罪的,而且能长成雏形的,一定有着更大的专制原罪,成正比。我一直试图摆脱这一些注定烟消云散的人间道理,不相信其能压制敌基督,于是有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过去几十年民间政治的扩大,一直是对民间政治苦难的微小结果消费,而且自成无果之花。一旦按照原来大苦难,小小消费为小小的民运之花,那么只有无极限的民众苦难,民运之花才能接近成功,我诅咒这一点。所以必须从自由革命变为民生革命。请问世间哪有着这种道理:无极限的民众苦难,导致精英夺权,民众除了为精英夺权牺牲外毫无价值报仇,旋再次被抛弃,延续了民众只能财产人身幸福被利用被征用的二十世纪。直面敌基督,直面枪杆子出政权的敌基督真理,直面暴力恐惧,直面利益计较,而抛弃这三十多年民间政治主旋律无果之花,是我的努力。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现在敢站出来身体在场的抗争的,上街组党的,都不是从体制活动很多既得利益的,很大程度上,一开始的动机是得不到既得利益,加入而不得的愤怒与怨恨。得到一些微薄既得利益,只敢公开或私下骂,不敢行动,怕失去已得的,得到很多既得利益的,点钱泡妞忙的没空,也不肖于做个中国人,早把自己当了美国人,更不会参与到公共话语中来。因此,有多少人骂共党于大局是无关紧要的,微不足道的。要是能骂到,早在贪官酒桌上,就倒过一千零一次。

我又想起了49后是被劫机的处境。49后大陆是一辆被劫持的大飞机,劫机犯从乘客中选拔了很多精英人才加入劫机犯统治集团,造成只能是少数人的反抗,大多数人的沉默,为了活下来,或者在刺刀下活得比别人好是人上人,大多数人和加入的精英就不允许少数人反抗动作太大毁了飞机,或者害怕劫机犯暴怒毁了飞机,于是劝说劫机犯变好的说法,统治着整个飞机,劫机犯看到只要能维护他的统治,也乐意。劫机犯劫持整个飞机,是用要整个飞机上的乘客生命,生存来威胁整个世界,飞机上的人数越多,其话语权越重,而整个世界因为基于保护生命的文明都被劫持要挟,被迫与之谈判,也用赞扬或者批判的方式促成劫机犯从良,劫机犯转而内销,对少数反抗者和大多数沉默者说,你们看看我对整个世界很重要吧他们都听我的,你们听我的话没错别闹了,在飞机上好好过,这里即将是伊甸园,不听话杀了你们,要不然我们跑了引爆飞机死的是你们。

我在想,如果整个世界认识到改革已死,这是一个魔术般的历史大骗局,不和劫机犯玩,就没法被用去骗飞机上的乘客。还有飞机上的乘客如果不加入统治,正如八九后的很多有良心爱好自由的八九学生,还有政治冷漠整天泡妞旅游不关心政治不想被政治控制的八零后九零后,没有观众,劫机犯就没法对着整个世界玩魔术。对于整个世界和整个飞机上的乘客来说,不跟他玩,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乘客要是能移民逃离飞机,只剩下劫机犯,就没得玩了,没法逃离的就不跟他玩,在世界眼里,就不是整俩被劫持的飞机社会了,就另外想办法。我认为去赞成或者批判的(行动的除外),围绕着劫机犯的,其作用等于负数,相反政治冷漠去泡妞约炮的,对于民主转型的作用大于零。

抗争的意义塑造问题


任何反抗性政治行动,都需要把自己潜入意义之网。例如目前大陆街头举牌行动,有人把它当做倒逼改革,有人把它当做酝酿革命,被吸纳入改革的蜘蛛网,或者革命的蜘蛛网,意义得以扩张,特殊性汇入普遍性中,一滴水在大海中找到位置,是大海的一个部分。意义的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已有的意义之蜘蛛网中找到行动的分量和位置,另外一种是把自己身体对目标的渴望,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之满足渴望,投射到行动中去,例如就把举牌当做革命行动,把口炮当做革命。

前者是客观的,有共通性的,用历史先例或者法律性标准可以判断(西方前启蒙运动的历史书写,以法律为世界精神);后者是主观的,神秘主义的,文学的抒情的,虚无缥缈的。例如公民抗命,与改良一样,要么退缩到内心,把它当做一种自己理当维护的伦理立场,对目标的抵达和结果的实现持放任态度,更接近于宗教活动祈祷;要么扩张为共同体的绝对伦理,当做一种衡量他人是否有罪,划分敌我的标准。对内与对外,当做向更高处爬升的超越。也不能说后者这种个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就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客观的律法的有共通性的标准,倒影入身体,用身体语言欲望来表达,为神秘主义或者灵知巫术化的,不考虑“我们能不能”,就表达“我们要”。

行动总夹在神人关系,以及包括在神人关系之内的人人关系中,要么被赋予律法性意义(包括历史先例),要么被赋予道德或作为道德基础的神秘主义身体欲望上的意义。在行动试图抵达目标时,就有意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区分。

奥古斯丁说,人若是非要在堕落的城邦中行动,他就必须想到不义。改革对于49秩序中的人们,到底是不得不的,没有选择的,还是美好的。这二种评价的混合是一个奇异的巫术。有着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的病征。从必要的恶,变为美好的,这就是一个审视的尺度不断下降和自我不断沦陷的过程。评价为必要的恶,是从一个更高的价值出发,把更高的价值引入为目标,把必要的恶当做手段。评价为美好的,就是忆苦思甜,从一个很低级的价值,更大的恶作为尺度,基于恐惧而逃离,而对较小的恶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在这里较小的恶就是美好的目标,迷失在恶的迷宫中。

邓小平改革与袁世凯复辟君主立宪遏制国会一样,预设了政体变革能导致国体完善,以政改来自己解决民国以降的国体危机问题,同样是一种以政体僭越国体,都同样导致加重。改革的罪恶和不义,只要以政治和将来性来衡量,不要以当下身体欲望的满足来衡量,就路人皆知。这里就涉及到历史到底会不会由在改革中行动和以立场代替假装行动的知识分子来书写的问题,由他们改革是美好的,有一些不足可以变好,由他们的受害者来书写,那就是即将倒塌的贾府,只有门口的石头狮子是干净的。在邓小平改革中求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以为身体自由能导致政治自由,就是在地狱中仰望天堂,是一种宗教巫术的活动,并不是政治现实本身。

改革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独立性,依附于权贵官僚,但逼格很高,装的很厉害。经济自由了就要政治自由,有了钱就要成为人上人,其中与权贵官僚关系紧密的,就要政治权力,其中不紧的,就要政治权利,其中很“中惨”的,也要政治权利来翻身。

我对维权运动的看法是,肯定其民生维权,否定其要求政治权利的维权。中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它是红色中粉红色,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粉红色在红色剥落后再次覆盖49后战俘集中营的真相,做一个战俘,找敌人要生存是正当的,找敌人要政治权力和权利,就意味着与敌人和解,叛变投敌,要成为一家人。首先我认为中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其次,我认为也必然是失败的,因此成王败寇的原理也证明其是错误的,再其次就是掩盖沦陷战俘集中营的历史真相。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没有办法,大部分人总是落后,后知后觉的呼吁政改,用落后于重大情势变更的口号来公共参与。政改呼吁光有皮没有肉,光有冲锋号吹响但没有战斗,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很有市场和眼球效应,所以我把政改呼吁当做一次虚假广告。同样民国当归要作为在小市民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运动当然下一步,与之同时在场,那么就可以嫁接在它之上,利用其肢体长出民国之花结出民国宪政之果。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生命意识只有一线之隔,罗马帝国与基督徒的关系,接近于中共与抵抗者的关系。如果基督徒信仰被小资产阶级的生命意识冒充,那么就归于凯撒,在寻求罗马公民权中与现实和解。中共的权贵官僚—知识分子联盟体系是特权意义上的“罗马公民权”,也有着吸纳效应,抵抗者如果受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支配,想成为人上人,就会纳入中共“罗马公民权”中。

行动的世界史意义

持异议立场,只有言论上的异议,自我标榜为良知,经过十来年互联网民间政治发酵,如今不是稀缺性资源,而且说泛滥成灾,良知灾。骂共党并且标签化,是粗鄙低俗的。

抵御被标签化。可能只有行动者的标签是有无限拓展容纳的空间,而行动领域外的知识启蒙运动中的各种标签,没有的时候很急需,当有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约束和阉割,这就像婚姻,单身的人渴望进入围城,在围城里面的渴望出来。当你是公知标签的时候,你就被捆住了。当我被标签为“公知”就反公知,提倡维权,维权律师。身处在其中,但努力跳出,于其上其外。我自己至少或者几乎主动,或者被动被称为异议知识分子,这也是努力跳出被共党迫害,或者外界按照自己需要定义的结果,实际上很边缘但看起来好像还算衣冠楚楚,如我就用民国立场掩盖自己的极端激进。共党是骂不死的,骂的人少的时候,要珍惜,当人很多泛滥成灾的时候,就得远离他们,去找超越之路。

远离那一些以骂共党沾沾自喜标签化的一大堆人,那么就会有人问,到底有没有手段和新地盘,新空间,让我们抛弃以骂共党为唯一手段,告别以言论自由推进的路径。从骂共党升级版本到行动做事,例如维权,关注一个小案子带来的效果,要比骂共党一千万次都强。有人担心维权带来敏感,其实骂共党没用,但也非常敏感经常被喝茶。我们现在最大政治手段就是网络自媒体,还是言论自由和公共舆论范畴,没有组织,没有财权和军权,但是也要把自媒体用在最短板的地方,发挥出最大力量,把最少的“钱”放在刃口上使用,而使劲骂共党是无用的热情和吐口水的浪费。维权,就是自媒体发挥了在自媒体之上更高的力量,正如过去的启蒙,把言论放在最短板处和未来处,确实在特定时期内构成强有力推动,所以当把自媒体用来维权,而不是骂共党的时候,自媒体就有了超越自身的能量,让我们手中极为有限的力量,发挥百倍千倍以上的光芒。我在十多年的维权运动中,写过十来篇文章,一直致力于探索不依靠言论自由,不依靠公共舆论而就能独立存在,并且比这二者更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例如民国当归,就可以离开大陆人心而自己运行,不以大陆人的人心向背为前提。

施特劳斯在《哲学与律法》中有一句话,很少被注意: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是在行动之上的方向问题。施特劳斯转向政治哲学,是作为他17岁就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延伸,还是对自己作为犹太人身份所在国度的政治担负,是行动的替代。立功从来是首位的,没法立功的时候,才替代以立言立德。在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中的科耶夫,也是参加了欧洲抵抗运动之后才开始立言的。没有行动在场,光有长篇累牍的哲学争论,就像大雁还没打下来,就对如何烹饪争论个你死我活。不要以为有了主义,定了鼎,就一定在未来或者可以征用的民众处就有行动,有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主义与思潮,与行动之间,知识与行动之间,尤其是中共专制语境下,已经彻底断裂,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天堑,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巨大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

我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批判的世界史意义,已经在中国语境处终结,批判已经成为维护专制的工具,批判之道高一尺,魔就高一丈,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内在于沉沦于极权主义运动,而没法救赎超脱,是极权主义的有机组成。从中国民间政治处开始的世界史主线应该是行动,批判对中共体制如泥牛入海。因为我们民间政治处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所有已知的抵抗,都被做了预设方案和重重封锁,没有突破的可能,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黑洞,发出光芒的抵抗还是会被吃掉成为黑洞的一部分。中共建政以来,首要的使命一直就是消灭抵抗的任何可能性,把任何星星之火都掐灭于摇篮中,一建政就毁灭民国要素,到现在维稳,除了内在的毁灭趋势外,其外在的摧毁侵蚀第一时间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敌基督的权柄,已经超出人力和世间。正是如此绝望,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就应该在不确定性上,在我们之外,在49秩序之外,在恐惧和利益收买的心魔统治之外。行动在我们中间成为世界史精神,而批判滚到历史的尘埃里面。

骂共党声音再大再有影响力,都是小骂大帮忙,其中典型代表就是公共舆论领域的公知,即使存心与体制断裂开来彻底立场地骂,也还是想成为公知的新公知。公知这个词,足以囊括以批判体制为手段的人,批判这个体制,客观上只起帮助专制体制延伸的作用,批判者没法有体制外的民间主体性或位格,免于被体制化。当下不要骂共党,要骂就骂公知,因为公知是体制唯一的灰色,骂黑了,体制就全黑了。也就是民间政治的努力,建立在自我批判上,而不是对共党体制的批判上,分裂开来。对公知的批判,不管立场多么激进,一旦有实质性的利益分赃或需要行动,客场作战就立即屈服于客场性,立场批判与行动断裂往往南辕北辙,批判态度最激烈作风最野蛮的,往往“变节”得最快,因为驾驭他立场批判的背后自我实现和攫取利益的渴望,强大到批判的时候最激进,如此强大就不容易前后一致,容易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投了降。

八九之后,八十年代高歌猛进的启蒙批判其实已经戛然而止,后面的启蒙实际上是死而不僵的幽灵,倒是90的市场化以利益手段继承了启蒙批判的历史人物,并且渗透到全社会。这时候,关于启蒙运动的目标需要进入行动领域,以各种行动的替代品出现,如立场替代行动,89后的改良立场是革命无法之后的改良投射,以所谓的建设性取代破坏性,受行动激情的驱使。除了知识分子身份外的市场经济和维权外,停留在知识分子身份关系内部的新左派,以及有网络微博后对公知的批判,同样没有进入行动领域,他们批判八十年代启蒙,但同样陷入启蒙陷阱,是同一种人。不再以批判为主线而是为行动为主线的世界史,注重当然不再是对目标降临在场的呼召,而是处理乎召目标中产生人与人的关系,行动主体与所投入世界的关系,是带有首先自我批判自我审查的努力。

亚里士多德有实践(praxis,即实际行动)与政治智慧(phroness 即实践智慧)之说。我有行动和基于行动理论之说。行动有着世界历史地位。我从阿伦特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读出一种呼之欲出,越然于西方政治传统之上之外的未来性:回到原初面目,让政治行动和行动者主体性就在场来政治思考。阿伦特把马克思当做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终结,然而如马克思以革命为行动,以无产阶级作为行动者直接在其政治学说在场,终结处也可以说行动的政治思想的起点处。虽然二十世纪有着哲学的实践转向,然而高度不足还是被纳入哲学大楼中泯然众人。教主的哲学进入政治,不管如何自我审慎,都会扭曲为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乃至神秘主义,哲学的下沉,同时为使徒和民众带着自身肉体体验的激情上升提供通道,二者混合在一起,所以什么样的哲学是不重要的,是否变为政治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也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使徒与民众的肉身激情上升,也就是政治,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是否是手段符合目的的,是否有和目的性审查,哲学的下沉与肉身的上升,有着教主统治与民主拉平两种相反力量。在人与人关系之上,神人关系作为人与人关系,政治的总体目的降临在场来审查行动,行动致力于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神人关系要么体现在人与人的政治关系中,要么体现在政治之外的单个人领受的心灵中。这二者是人与人联合和疏离重造的状态,那么就要拿人与人的关系标准,来衡量哲学,找出哲学背后隐藏的行动和行动者主体性,并且以此来重写政治思想历史谱系,一旦以这个为主线,就立即回归到前哲学的律法与行动的古老精神世界里面,人如何在神人关系之下行动,在这种状态中律法如何维系人的行动,如何造就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

一直以来对法律之下维权运动有一个批判就是,你用了专制的法律来维权,就直接或者变相承认了专制的合法性,就像你到法院起诉,你就承认了法院的权威。维权运动是一种没办法的以毒攻毒,然而结果会是病情得以缓和,我们只要比较下工人的“以理维权”和农民的“以法维权”(“以法维权”如我在十来年前文章比中比较出来的那样,是让行动和行动者主体性当下在场的典范),就知道前者是专制的有机组成,后者是专制之异度空间里面,界外界,而且因为异度空间以及法律体系内涵着自然法不断趋于良法,有办法经过行动最后摆脱合法性困境。这就是行动的自我净化能力。当维权诉诸于行动,而不是立场启蒙,就会进入律法与行动的关系,激活律法本身压抑统治,压抑统治者压制专制的内在能量。在律法与行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现有统治秩序得以虚化,回归到自然状态,暗中推翻了专制,这就是洛克之革命,人民根据自然法否定政府,剩下的就是如何重建属于人民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专制者的法律就是权益之计,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并且抛弃的工具,而不会成为我们的永久统治者,我们的目的推翻专制是在场的,而且是第一位的。

 “下一步”提速在场

民间抗争光是争取同情,获取承认,是为了解决自己抗争中的身份危机,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下一步,以及胜利。只有下一步同时在场,招数未发,拳头储势不发,才是有威胁的,威胁在于对方害怕的不确定性。没有变数的重复,是最糟糕的。宁可微弱,也不要格式化地重复。对于官僚集团科层体制而言,民间政治的不确定性,是对他最大的威胁,确定了再大力量人数,就好办。

在行动中,“下一步”就在当下同时在场,可能就是混合政体具有返本开源,回归原初开出新路的奥妙所在。在行动中,已有的总是形成惯性,形成标签,意识形态化和既得利益化,它对“下一步”就有排斥和堵截的自然倾向。把年青一代还没成熟的,还没有资格进入舞台的提前进入,老中青三代结合,自我调整,老一代因为逐渐离开历史舞台,与既得利益分离,会逐渐反思自己偏离原初目标,年轻一代为了话语权和取而代之,天然是中年一代的反对党,在青年的反对运动中原初目标,如此方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如我的《五四运动中爷父子三代人》中描述,以弑父情结一代一代的人发作,爷爷一代与孙子一代结盟,共同对付父亲一代。混合政体就是把底层民众提前进入政治舞台,从而实现君主贵族民众的混合。民族国家的的原初规定性,就预定现实中并不那么吻合,没有素质的民众要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这也是”as if”把下一步提前,让将来的反对党同时在国会中。

政治是分配希望与绝望的技艺。我挺乐见技术性细节改革措施唤起希望,一波又一波,因为希望就会绝望,就像一个美女如果不主动朝色狼抛媚眼,色狼就胆小,媚眼抛了不让得逞,美女光为了占色狼的便宜好处,最后色狼会变味绝望怨恨,愤而起来强奸美女,于是广场革命就发生了。我不单纯打击贩卖虚假希望,只在应该由希望变为绝望的转折点还假装希望处打击,对共党抛媚眼处挺高兴,看到有一波有希望者新起来就知道自己的思想阵营又来了一波带精神病的盟友。也就是我的思想阵营路线,带有必然”下一步”的安排,从自己当下处境跳出,在社会经济政治的时光箭头的前头,未来时空中就现在有些苗头的,构建起自己的城,我常说自己在准备五年十年后的流行政治理念。

把“下一步”带动到当下并且重要起来,因为具有未来性,它就变为当下的最核心地带,包围它的是当下与体制与权力政治紧密的观念,被发动塑造的有病毒的观念,从最核心处改变最贴近的外围一层,就会造成外围的恐慌,在最外围处又加一层,如维权就增加了维稳和中国梦,这样子一层往一层渗透改变,是我们思想阵营利用了体制来最大动员吸收国人。要学会利用体制制造希望,例如民国当归就会利用中国梦,中国梦有着对当下大陆现实超越的回答,民国当归更能吸纳这种超越渴望,尤其是80后90后的。

相对于当下台面上强烈的政治自由诉求(没法实现但非常强烈),在幽暗处潜流于地下在台下不得重视的民生革命,是下一步,其实民生诉求比政治自由诉求要强烈得一千万倍上,但都被压在地下,地上看起来平平坦坦的,可以盖起政治自由的大楼。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在公共舆论领域才有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可能,或大或小民生诉求的暴力行动,也只有在公共舆论领域发酵才能具有普遍性,离开公共领域看不见,其作用尚不确定。因此在公共舆论领域,民生革命是政治自由的下一步,必须提前到议事日程。目前必须步子大大往前跨跳一步,从以政治自由为主导无视民生革命的路径,变轨为以民生革命为主导附带完成政治自由革命的路径,在民生的大巴上载上政治自由的乘客,只有这样位置对调,才能激活僵局。因为畏惧民生问题捆绑政治自由的阿伦特式忧虑,从而排斥民生议题,就像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只会添堵。

与这个“下一步”提速到舞台的大趋势想对应的,是49建政之全国人的政治沦陷与农民之国内殖民政治贱民处境,会随着经济危机和权贵的对内法西斯主义殖民,再次经济沦陷而再现在眼前,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应该看到,代际政治的权重正在增加,当八零后九零后成为经济危机退无可退的受害者时,此时经济上的受压迫受剥削,就与49后黄俄统治的沦陷“汉贼不两立”概念合二为一,后者借着前者得到复兴和再次阐释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于是民国当归或者三民主义就成复国运动,这是民国版的民生革命带动政治革命,也是孙中山在民国建国后就立即把民生提到三民主义之首的衣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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