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大陸，心在民國 --
【繼承亞洲第一個民國之父遺訓的蔣中正】
作者：蘇祈彰
促使我來寫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9月15日的示威遊行。那一天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同時爆發了反日遊行，雖然它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合理性"，但它的內容和表現幾乎乏善可陳，它稱得上一次對弱勢民眾和商家的"打砸搶"。它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不僅使中日經貿關係的損失幾達天文數字，更重要的，它公開了我們國人族群的"撕裂"，即在對外關係上，我們自己相互之間就是不可通融調和的。幾個月後，遇到一地方官員，閒聊起來，他說自己要買車，心有餘悸，雖然喜歡日系車，但給他一個膽子也是不敢買的。從某種層面上說，915事件表明，有相當多同胞的人生社會表達仍停留在本能盲從階段，其心智和人生世界較為狹隘。
這跟我對社會的認知相差無幾，即我們中國人"睜眼看世界"雖然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但相當多人仍是"睜眼瞎"。在這些人的心中，敵我、陰謀、你死我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亡我之心外皆有之……等等是世界的常態。他們就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林妹妹一樣敏感、自我神聖而不可侵犯。他們生存的邊界具體到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抽像到對領袖、聖賢、國家一類自大說辭的口頭捍衛，他們的暴戾和暴力避開一切強者而施於弱勢。
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人最為健康開放的個人、家庭形態。很多暴民或說仇外的愛國同胞，他們自己多半是仍對人生有著最切實的理想和奮鬥目標。拉板車的人力車夫希望攢錢到北京看一看，開花店的年輕人希望到國外看一看，工人農民的家庭希望孩子到北大清華上學能不自卑，有條件的中產家庭希望孩子到國外上大學，獲得財務自由的人則希望移民，不能移民的則希望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國或至少給孩子買上放心奶粉……這不是我們社會最為正常的"怪現象"嗎？
我們中國人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什麼是人生社會的高地，從這些現像中不都看得出來嗎？如果我們自己都有這種中國人心理，我們是否該反省一下自己，我們的言行是否合乎理性和歷史現實的檢驗。只要人生的終極高地仍在自由發達社會，我們自己、親友乃至國家領導人的親友，就仍把那里當作奮鬥目標。而這中間的任何形式：公務員、成功人士、社會賢達、最高權力、傾國傾城豪門等等，都只是通向終極高地的跳板。
就是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當代人尚未學會如何愛自己的土地、國家和人民。
在這方面，被晚年的毛澤東稱作"老朋友"、"愛國的"蔣介石算得上是一個典範。
(一)
由於我們對蔣的誤會極深，因此對蔣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關其人生眾多的傳記中，中國人仍習慣了將其分類、貼標籤的做法，功或過、流氓痞子或聖賢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並從他的人生人格中獲得對現代人極寶貴的啟示。
蔣有傳統的東西。比如忠孝，忠的方面，他從身邊人開始，陳其美、孫中山，一直到國家鼎器，到國家的強大和民眾的福祉，他一生基本上做到了盡忠，並進行了現代創新。這種形式或製度創新，有兩個面向，一個即是我們說的愛國，現代國民應有情感理性；一個即是愚忠，比如總理紀念週、領袖訓話等等，登峰造極至20世紀的60年代，台灣一地給他建無數的塑像、人們遊行時舉著他的畫像，乃至與大陸忠字舞幾無二致的崇拜，蔣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蔣對母親的態度，以及蔣介石的兒孫們對他的態度，都可令我輩唏噓感嘆。蔣經國在蘇聯生活多年，加入共產黨，寫過批他罵他的聲明，但回到他身邊，見到他，即"長跪不起"，這是中國文化的力量，也是蔣個人的力量。無論歐風美雨如何吹打，現代氣息如何影響，蔣家在骨肉親情方面有著我們傳統而有效的美德。這是今天我們在全社會道德滑坡之際可驕傲可珍惜學習的遺產。
蔣還有從傳統那裡繼承的修身習慣，他記日記，在日記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見艷心動"一類的如實記載。可知他心地坦蕩、真誠，對世界有敬畏之心。 "目前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寫日記，這樣真誠而且這麼持續。"我們現代中國的國家領袖有這樣的習慣、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驕傲。
蔣英雄一時，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對手毛澤東。毛幾乎是蔣的反面，蔣是陽剛的，毛是陰柔的；蔣是理智的，毛是詩性的；蔣是精英的，毛是民眾的；蔣是君子的，毛是百姓的……他們二人作為歷史人物的出現堪稱造化之手推出的並峙雙峰、雙子星座，如此奇特地充實了我們這些在場者，並給我們教益。我曾經說，蔣和毛一如歷史上的禪門宗匠，神秀大師和惠能大師，蔣是漸修漸悟的神秀大師，毛是頓悟的惠能大師。蔣和毛還一如同時的文化鉅子，魯迅和胡適，蔣是健行不已的魯迅，毛是笑嘻嘻的胡適，因此，蔣會排魯親胡，毛是排胡親魯，雖有他因，仍可說是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之故也。
蔣和毛的人格、禀性之別也深刻地代表了我們國人的集體心理狀況。惠能的勝出跟毛澤東的勝出一樣，雖然有當時的歷史原因，但仍多少反映我華夏民眾不務繁瑣、不求理性，愛走捷徑、愛好簡單。胡適的勝出跟毛的勝出一樣，多少反映我國人不願或少願反思、不願進行理性得晦澀的思索修練，而願親近大白話、簡單明快、喜聞樂見一類的心理。
其實，漸修和頓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礎，只要我們把握好，都能有所收穫。而且，在極致處，他們都會向自己的對方致意，都會成為對方。這才是人生宇宙的圓滿。蔣和毛晚年都曾關注過對方，就是一個例證。毛雖然是天馬行空的大師，但多次強調要實事求是。而從歷史來看，我們民族最缺乏的還是腳踏實地的精神。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頓悟法門，在現實中多被歪曲，多聚騙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婦，它的躍進、超英趕美、神通、法術不僅是笑柄，而且是災難。
在個體生命的完善中，頓悟派們也非漸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蔣能夠隨心所欲地跟世界對話，有極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 1945年8月15日，"文膽"陳布雷生病，蔣介石自己寫下宣布抗戰勝利的演說文稿。這位在耶儒之間出入自如的中國領袖說，要感謝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感謝盟友，感謝國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蔣自承，基督寶訓上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令他發生無限的感想。這樣的文稿讓人確信，六七十年前的中國已非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而是世界之中國。
蔣留學日本，可說流利的日語。他後來意識到英語的重要，只是因為公務繁忙，只好放棄，但他鼓勵身邊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學習，他對唐縱說出的名言即是：當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1922年，他給蔣經國寫信："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二十年後，當蔣經國三十五六歲時，蔣介石還寫信要求他每週花6小時學習英語，尤其是英語語法與閱讀。
而蔣在晚年修成正果，更非頓悟派所能比，當然這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毛，是毛成全了蔣，使他修身修德更為精進。蔣晚年對美國人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去世時仍是個獨裁者，我必將和所有的獨裁者一起為後人遺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確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活在中國每個家中。"
(二)
人們注意到，蔣的晚年在相貌上都發生了變化，那種慈祥的神態是裝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東征西討，威風八面，在反省和漸修中走向了平實。基督徒說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說他活出了聖賢氣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讓自己的孩子獲得，讓自己的身邊人獲得，也讓自己的同胞獲得。蔣一生證實了這種人格。在危急關頭，蔣的人格氣象給人感受尤深。他三次下野，多在眾望所歸中復職。在失去大陸前夕，他更是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瞻望的目標；失去大陸後，他雖然承受著失敗者的羞辱，但仍成為華人自由世界的保護神。作家王鼎鈞先生回憶說，人們雖然對蔣的感情複雜，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飄零，在台灣小島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隨蔣公。王鼎鈞對台灣人說，"你們不知毛更厲害"，而他們之所以支持蔣，是"兩害取其輕"，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蔣可以對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來配合蔣。王鼎鈞認為，"蔣到底與毛不同，比較起來，他還算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至於中國文化的守望者們，則超越了這種現實的利害，從更高層面評價蔣。錢穆先生說他，"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禀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今天大陸人都承認，台灣地區是中國文化沒有斷裂的地區，其現代化是傳統與西方較好的結合，這多少要歸功於蔣。而錢穆先生自己更是對蔣充滿了感情，蔣去世時，錢穆說自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弔祭情況，稍遣哀思。"
至於對真美美的追求，更使得蔣能夠逾越極為自足的陽明心學，能夠進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齡的愛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涉外事件。年齡差異、文化差異、信仰差異……可以說，他娶宋美齡，跟娶美國長青藤學校的白種女人相差無幾。雖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稱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響下，他人到中年，仍從頭學習人的信仰，並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這個剛強的、開放的人有足夠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脈。陽明心學一度流於自負，陽明先生本人也說過，我心光明，夫復何言；陽明信徒多認為跟人格神勢不兩立，更不能一體。但蔣公通過陽明學的內省和基督世界的懺悔，接通了二者。這也實證中國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實上，這不僅是蔣一個人創造的奇蹟，也是我中國國民在明清以來的實踐結果。宋明以來的儒釋道合流，到了近代，是儒釋道耶回等五教眾教合流。這樣浩蕩的文化力量，蔣公是出色的表現者。他向我們預示，未來文明人的信仰，是非原教旨意義的全球信仰，即我們都是儒教，未必是儒教徒，我們都是佛子，未必是佛教徒，我們都是基督徒，未必一定要做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歷史學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國人在近現代都經歷了一個坎陷的歷史，我們對西方列強或說發達國家有嫉羨心理。從普通國民到國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運的是，中國現代的國父孫中山及其追隨者蔣介石，都破除了這種心理，而極為堅定、自信。孫文不論，即以蔣公的對日態度而言，稱得上大體健康。蔣不諱言日本的強盛，他的治國、治軍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學習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夠堅定，他有名的廬山談話說：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而抗戰勝利時蔣的廣播講話則說：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撥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蔣的氣度至今仍是論者做文章的題目，有人稱其"以德報怨"，表現了中國民族的寬大為懷精神；有人稱其別有目的。無論如何，蔣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對日態度為後來的毛澤東所繼承，毛在對日清算、索賠上也一筆勾銷。這種態度仍會成為議論的焦點，但他們的自信都是顯然的，較之"寧願中國不長草，也要趕走美國佬"，"寧願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十億青年十億兵，國恥豈待兒孫平，願提十萬虎狼將，越馬揚刀入東京。"……我們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溫習一下歷史。至少在對外關係上，較之我們普遍的弱勢、自卑、仇外或崇洋媚外，蔣公還算是一個樣板。
(三)
公正地說，蔣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產物，內聖外王也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好，他做得不算差，甚至是王陽明、曾國藩都難望其項背的。儘管因為毛的存在，臨死，他都未能反攻大陸，帶領他的千軍萬馬光復大陸。但他在文化世界、在現代中國人的心靈世界開疆拓土，出色地解答了今天仍困惑、糾纏我們的安身立命的系列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蔣82歲的高齡遇到一次嚴重車禍，他可能更為長壽。有人說，這次車禍讓他至少少活十年。他自己則認為，"永福車禍，減我陽壽20年。"那麼，他至少能坐九秩望百壽，跟夫人宋美齡相當了。即使如此，他仍活到了1975年的清明節，僅比小他六歲的毛澤東早走一年。他去世時，從台北到高雄，全島突然風雨大作、雷電交加。這些現象，如從中國傳統文化來附會，大有深意，有人當時就驚嘆，蔣介石超凡入聖了。
事實上，蔣不僅有車禍問題，更有文明史上罕見的失敗者問題，從1949年丟掉大陸，他就是眾人眼裡的"失敗者"。即使他以高壓手段鎮住台灣小島，並許諾國民政府及其人民他會"反攻大陸"，但就在外人眼裡，那也只是"二十世紀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人生含羞忍詬，長達近三十年，這對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來說，無異於煉獄般的生活。我們只要想一想，毛在副手林彪逃亡之後，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直到去世都沒能恢復健康，就可明白失敗對一個自負的政治家來說，是多麼大的羞辱。
項羽承受不了這種羞慚，他寧願自殺，也不願苟活。後來的詩人感嘆："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蔣介石承受了這種羞恥，卻也沒有苟活。他用另外的方式"捲土重來"。那就是他個人的魅力，他和他局隅台灣一地的人民對中國文化的擔當。
在大陸相當多人的心中，蔣仍是不折不扣的獨夫、民賊，是蔣光頭，蔣該死，是賣國者，專制者，失敗者……但在越來越多了解歷史的人眼裡，他的歷史功績不可抹殺，也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歷史學家唐德剛說，蔣"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因此，他在與大陸久違半個世紀之後登陸，一時成為市場圖書的熱點和寵兒。
談論蔣的歷史地位非本文任務。我們只想說明，蔣也是一個多能的政治家，跟毛一樣，他的文章、思想都可圈點，在帝王書法隊列裡，他和毛的書法都名列前茅。假如毛的成績真的來自頓悟、"殆天授也"，那麼蔣的成績卻是來自他不斷地學習、修行。
蔣的名字來自中國最為古老的經典《易經》，介於石，不終日，貞吉。這是豫卦中的辭句。豫卦是講求準備的，準備得近乎呆，命卦為豫卦的曾國藩自稱"結硬寨，打呆仗"，敬佩曾國藩的蔣介石打仗似乎也是如此。這跟游擊天才的毛也是恰好相反。
蔣還在大陸統治的時候，就有人批評他，以己心或想當然的正確來要求他，比如說他"民主無量、獨裁無膽"，比如說他寫日記愛檢查自己，等等。公正地說，這是不了解蔣的性格或生命底色的緣故。我曾經說，蔣的人生跟艮卦和謙卦的時空偏好相關。艮卦人意志堅定，蔣作為二戰反法西斯的東方大國領袖當之無愧，他也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寧願下野也不遷就時局；艮卦人善反省，這可解釋他幾十年如一日地記日記、反省自我。艮卦人中"君子思不出其位"，可解釋他作為一個有人格期許的君子，不會做出格之事。
謙卦時空的偏好有"謙卑"、"利涉大川"，蔣一生東求西尋，或學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謙卦"勤儉"，蔣勤於事業，生活簡單，不抽煙，不喝酒，不飲茶，只喝白開水，提倡"新生活運動"。謙卦偏好還有"韜晦"，蔣多次主動下野，而能擔一時一國之重。謙卦有成聖成大賢之象，"君子有終"，蔣的晚年可謂善終。
因此，蔣在反攻大陸無望的20世紀60年代開始超越命運的安排，他自覺地改命或承擔命運，當毛在大陸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據說他晚年曾看大陸批鬥的錄像，長久無語；那中間有他昔日的部下，有他尊敬的革命元勳，有文化名家……被"紅衛兵"批鬥，羞辱，他看了有什麼感受，我們永遠難以知曉了。但他的文化復興運動不僅在救贖大陸，也在救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民族心性的片面，當可定論。這用得上中國文化的自家語，"花果飄零"，他為文化保存了這一點花果，一線血脈。當大陸父子、夫婦、朋友等倫理喪失之際，他跟宋美齡的婚姻收穫了甘美，這是古今聖賢、中外名流都少有達到的人生境界。
從一個意志剛強的人到一個圓通無礙的人，他一定經歷了不同尋常的心理過程，只是我們難以知曉了，他去世前說，"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發自內心的話。因此，他能超越一時一地的得失，從歷史長周期來看待人生社會。在晚年，他還對外國人吟誦德國諺語：一，上帝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二，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
(四)
1925年，蔣經國前往蘇聯留學，年僅15歲。這個童年壓抑的少年走上社會居然適得其所，成為風雲際會的熱血男兒。他跟父親聚少離多，此前，父親將他託給陳果夫照料。在上海生活學習的蔣經國接受了激進的社會思潮的影響，在不久前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中，剛入中學的蔣經國就帶領著同學參加了遊行示威。當時的蔣介石是黃埔軍校校長，在國民黨中前途無限，面對有可能"失教"、"坑爹"的兒子，蔣介石決定把經國送到北京，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來代為管教。
但是，激進思潮、共產主義的信念深契於這個近乎"官二代"的少年心中。蔣經國在北京認識了邵力子，並通過邵力子認識了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國共兩黨都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意志和能力，只是都越來越傾向"畢其功於一役"的手段，走得最遠的最刺激。激進主義與青少年一拍即合。沒多久，蔣經國向吳稚暉提出留學蘇聯的想法，雖然內心裡極端反共，但吳稚暉仍寬厚地表示："你去試試也好。"
蔣經國通過"上海姆媽"陳潔如告訴了父親，蔣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蔣介石曾到蘇聯考察過，受到過極好的招待，但他的結論是，共產學說不適合中國國情。不過，蔣介石最終還是允許蔣經國留學了。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我決定允許兒子前往俄國。"這其中有多重原因，蔣介石的自信、寬容應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兒子走得再遠仍會歸來。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蔣經國成為了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同志，雖然蔣介石力圖影響兒子，甚至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架起橋樑，蔣介石告訴兒子："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蓋了共產主義。"但蔣經國走得很遠了，他甚至是蘇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堅定支持者，他還和鄧小平同班，兩人交情不錯。
國共合作同床異夢，數年不到，即分道揚鑣，共產黨人被大肆捕殺。由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大屠殺"在清共方面開了先河，各地的軍閥都對共產黨人揮起了屠刀，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也被絞殺。以至於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斯大林公開表示，要把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像檸檬一樣擠乾、丟棄"。 17歲的蔣經國也公開表態，宣稱"不是以蔣介石兒子身份發言，而是以共青團之子的身份講話"，譴責蔣介石是"叛徒、殺人兇手"。新聞報紙則發表了蔣經國的公開信，直稱父親為"介石"："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蔣介石受到的打擊非同小可，但他絕口不提此事。對他和他的事業而言，他不僅失去了兒子，也失去北方強國的支持。而對我們這樣一個倫理立國的國家而言，這樣的父子反目，於兒子是大逆不道，於父親是奇恥大辱。
在蘇共內部，斯大林的獨裁專制也到了關鍵地步。列寧的戰友被一個個清理，斯大林的個人意志開始凌駕於黨組織和共產國際之上。在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之前，共產國際的代表就找蔣經國談話；結果，蔣經國"突然放棄了托洛茨基運動"。
也就是說，在1927年一年之中，年輕的蔣經國經受了兩次重大考驗，親情與信念、理想與現實，他見識了共產黨人鋼鐵般的意志，也見識了"路線鬥爭"的殘酷無情。蔣經國的選擇，跟他的同學鄧小平一樣，表現出了實用主義的一面。美國傳記作家陶涵為此寫道："這是他一生之中，直覺務實、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個實例。這個經驗讓他體會到生命的複雜和無常。此後一生，經驗判斷左右他對直覺目標的追求。行動必須以堅實的理智為基礎，不能全憑情感或政治承諾作定奪。"
在蘇聯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並非"官二代"留學那樣輕鬆，而是極為艱苦、坎坷的。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鎚把鐵板錘平；耕過地；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麵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我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多年，唯一對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個孤女。我們在1933年認識。她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那家工廠中還算是我的部屬"，"1935年3月，我們終於結婚。"
但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落難的蔣經國註定要做一個"棋子"。蔣介石不會忘記他，斯大林不會忘記這個"人質"，中國共產黨人也不會忘記他。即使在國共分裂的時候，周恩來也曾數次與蔣經國見面，周恩來甚至鼓勵蔣經國給蔣介石寫信。而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前，蔣經國的處境已經得到改變，他數次被斯大林召見，共進晚餐，"喝濃湯，吃蕎麥麵包"。 1936年11月16日，25歲的蔣經國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正式黨員。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再次合作。 1937年4月，蔣經國和他的蘇聯妻子，帶著剛滿周歲的長子孝文，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祖國。當時的回國之旅是漫長的，共產黨人康生一路陪伴著他們。在海參崴，蔣經國與康生共同署名給黨組織："黨派我回國，這是一件重大任務……"
蔣介石的心情難為外人道，國事在身的他一時難見兒子。蔣經國先是拜訪陳立夫和吳稚暉，以為父子相見鋪路。此時在國共鬥爭中經歷慘痛的吳稚暉仍表現出長者的寬厚，他問蔣經國："你嘗試的經歷怎麼樣？"
父子終於見面。據說，當時的蔣經國撲通跪下，向父親三叩首。浪子回頭，蔣介石一定稍感寬慰，但在他看來，兒子的中文荒廢多時，對中國傳統和民族精神缺乏認知。此後相當長時間，蔣經國聽從父親的教誨，在浙江溪口老家閉門讀書，從《論語》、《孟子》到《孫文學說》，"補課"。這既是浪子向理性低頭，也是共產理想回到中國傳統中尋找認同。
有論者說，共產主義理想、留蘇十二年的經歷、父親的教誨，對蔣經國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跟蔣介石相比，蔣經國更親民、務實，他的個性隨和，終日滿面笑容，以至於蔣介石告誡他要"矜持自恃"。蔣經國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教導，一生節儉，清廉，不置家產。
這個蔣家的"異數"仍為蔣介石包容、接納、培養。蔣經國剛回國時，蔣介石派人每個月找蔣經國聊天，做思想工作，試圖消除共產黨的影響。當時的蔣經國經常用"大資產階級"來稱呼他的親戚宋子文等人，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是困難的，但蔣介石不厭其煩地跟共產黨人爭奪兒子的心靈。事實上，蔣經國確實是一個願意學習、善於學習的人，如前說，不僅英語如此，就是中國傳統學問，蔣經國也學得有模有樣。跟蔣介石一樣，他的書法也可足可稱道。
學習只是餘事。革命是第一位的。但蔣經國從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開始，與共產黨人漸行漸遠，逐步成長為父親的得力助手。他內心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已經難為外人所知。據說蔣介石一生幾乎未信任過什麼人，夫人宋美齡和兒子蔣經國是例外。也許蔣介石厭惡過共產黨人對兒子的影響，但他一定欣慰共產黨人把兒子鍛煉成為一個乾才。在看到蔣經國的治理能力之後，蔣介石更是決心安排兒子的前途，像大禹培養兒子夏啟一樣，革命家私心自用，有意無意中實行了"家天下"。
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失敗者"。以普通人論，這種失敗者甚至難以面對親人、朋友、部屬，更不用說民眾，但蔣介石挺過來了，而且把軍政訓政憲政一步步落實下來。個人方面，他到晚年化戾氣為慈祥，希聖希賢。以今天的話語，晚年的蔣介石夫婦大概是一百年來少有的生活幸福指數最高者之一。更難得的是，他的人格魅力發揮到極致，在革命者勢若冰炭的關係中，革命家蔣介石在面對革命者蔣經國時，終於把蔣經國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這甚至是比他的革命實踐更大的成就。
(五)
遷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自保，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蔣經國擔任該委員會的負責人。這一機構，負責統籌協調情報與秘密警察活動，主要任務是鎮壓台灣島內的本土異見分子、調查搜捕"乘亂混進台灣的中共間諜"。像王朝統治的"東廠"、"西廠"一樣，"辣手摧花"，蔣經國以恐怖高壓手段維持政權的穩定，台灣的"白色恐怖"一言難盡。據說，從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嚴這38年之間，近3萬人作為政治犯被捕入獄，其中約有4500人遭到槍決。經歷過蘇聯肅反的蔣經國一定對此得心應手。
蔣經國的罪責寫進了歷史。噤若寒蟬的台灣人民不會原諒他的罪行，曾被他關押過的李敖就說："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豈可輕予認定？ "
但無論如何，蔣經國最後一刻放棄了"蔣家王朝"，跟反對派互動，開創了台灣民主化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今天的中國人多把蔣經國的這一轉變看做是大的環境因素，即在享受台灣經濟騰飛帶來的成就感的同時，國民黨面臨著台灣本土人士參政的壓力，以及異見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壓力，這些壓力在美國等國際環境的催化之下更為巨大。因此蔣經國會順應時代而變化。
在1966年，"國防部長"蔣經國在"國民大會"上推動一項臨時條款修訂案，允許台灣本土人士在民意機關里有一席之地。這一小小讓步意義重大，三年以後，黨外人士郭國基和黃信介當選"立法委員"，"立法院"內第一次出了兩位真正的反對派人士。由此可見，台灣的壓力固然大，蔣經國也是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
實際上，時代潮流也好、環境的變化也好，都只是外部因素，最主要的，仍是蔣經國作為一個革命者的理想，跟中國人的修身齊家傳統、聖賢傳統相統一了。我們都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燈續命者都明白殺生的因果道理，如白起、蒙恬等人不為自己的橫死叫屈；中國傳統的擔當者都明白"其命維新"的道理，如趙武靈王、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要變法維新；中國傳統的道統在於為生民萬世開太平……因此，蔣介石一生殺生傷生無數，上乾天和，下招人怨，到晚年放棄權力，躲進小樓成一統，而終得正果，正是回頭是岸、修懺積善的表現。這一切都為蔣經國看見了。因此，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贈言蔣經國："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正是蔣經國變革的動機，也是他的胸懷，從這點上看，他絕非是在玩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
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已然走進個人的順生日子中，頤養天年而不問世事，黨、政、軍大權實際上已經掌握在蔣經國手中。跟"兒皇帝"的謹小慎微比，蔣經國自此一開始就展露個性，他從開會做起，"別人一囉嗦，他就扳弄手指頭或合掌撫臉表示不耐煩"。他把改革的板斧指向官僚，比戈爾巴喬夫更早，他提出了"公開化"，決定除了國防經費、外交經費之外，國家政府預算一概公開。
1979年12月10日，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的《美麗島》雜誌集會遊行，黃信介等主事者演說，與會3000多名群眾情緒激昂，不斷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形勢危急之下，蔣經國仍表示，如果出現民眾騷亂，警察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同時指示，派到現場的憲兵不攜帶武器。雙方有備而來，衝突難以避免。在集會結束後，主事者以三輛宣傳車開道，幾千民眾持木棍、火把開始遊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強行阻攔，並用催淚彈驅趕遊行隊伍，民眾則以木棍、火把、酒瓶還擊，近200人受傷。
被激怒的國民黨開始還擊，蔣經國也被指責軟弱。在第二天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中，許多主張改革的國民黨人被解職。蔣經國也受到巨大壓力，不得已大舉鎮壓。 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叛亂罪"被抓扣，聚集在《美麗島》雜誌周圍的黨外運動核心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
"美麗島事件"引致國際壓力，蔣經國內外交困。用一句俗語，蔣經國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識，"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他意識到，在時代洪流面前，囂張、腐敗的國民黨只有順應變革，才能在歷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剛剛寫完《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在美國舊金山住宅中遭到槍殺。 "江南命案"案發後，美國國家安全局展開調查，實施暗殺計劃雖為台灣的黑社會竹聯幫，但蔣經國的次子、與台灣情治系統過往密切的蔣孝武涉嫌其中。蔣經國有苦難言，他親手締造的情治系統長成如此怪物。但是，蔣經國仍堅定地說，只要他在，絕不允許台灣島再流血。蔣經國為此改組情報部門，削弱其權力，不允許再把優秀學生派去情報部門工作。
蔣經國還對部下說，決心在今後一兩年內推動全面民主改革。當時，蔣經國所要執行的改革計劃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國會，結束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現象；允許反對黨合法化；解除戒嚴。 1986年3月，76歲的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對派人士齊聚被視為蔣家王朝象徵的圓山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據說全程監控的蔣經國說，"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應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對組黨問題，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內，可研究組黨的可能性，暫以秘密進行。"？蔣經國對國民黨要員們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過去的國民黨太驕傲、太自負了，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
丟掉一網打盡的機會，聽任反對黨成立，蔣經國再度受到國民黨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但他這次不再為之所動。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平靜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還說，"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歷史從事後看是必然的，在當時卻是選擇的。蔣經國維新面臨守舊派的強大壓力，證實了個人選擇的可能性。
世界大勢，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的話，在蔣經國這裡做到了，蔣經國順勢而行。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在台灣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台灣當局宣布解除黨禁報禁；1月12日，國會改革專案小組通過了旨在結束外省人掌控台灣政治時代的草案。
在逝世前半個月，蔣經國不顧勸阻參加"行憲紀念大會"。似乎天意安排，這位革命家在這裡跟人民做最後的告別，他沒想到的是要經受民主化的洗禮。他坐著輪椅被推上台，儘管有如往常般的歡迎，但反對派人士高舉"老賊下台"的布條、持續的抗議口號格外刺目。作為個人，他心裡極為惱怒，在革命家看來，"我一輩子為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於心何忍。"但是，他仍是革命家，是政治家，即使面對反對派的激烈言辭而痛苦，直到回家的路上，蔣經國依然面帶微笑。
蔣經國並非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個性溫和，追求共識，關心百姓疾苦，生活簡樸廉潔，這些都是民主人士該具備的典型個性特徵"。蔣經國的傳記作家陶涵說，"在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之時，蔣經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意識到，外省人對台灣的獨裁統治最多不會再存續超過一個世代，唯有允許一個穩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對派存在，建設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才可能保住蔣氏政權的遺產，即穩定和發展以及一個中國的原則。"
陶涵認為，儒家相信，要使社會和諧、井然有序且欣欣向榮，在位者除了要有強大魄力，還須心智開明、澤被四方。蔣經國最後的華麗轉變，正是應和了這一邏輯。在這個意義上，蔣經國承續了共產主義革命、傳統中國"內聖外王"的多重資源，而超越了單一的強人政治或傳統"克里斯瑪型"的權威政治，成就自己為聖王合一賢明通達的歷史轉折人物。他的歷史地位和意義遠高於李光耀、穆巴拉克、趙武靈王、魏孝文帝……等人。也在這個角度上，一個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在蔣經國那裡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即革命開出了現代民主、自由和共同富裕；這個句號不比戈爾巴喬夫的意義更小，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現代成果。
(六)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七海新村寓所中辭世。與他的父親蔣介石逝世後的情形相比，這位"中華民國"第三位"總統"的離世顯得相當低調、樸素。他甚至沒有留下"治國遺囑"，他確實已經不需要遺囑。
到今天，儘管中國大陸眼中的蔣經國仍顯得陌生異己、一言難盡，甚至難以定位，儘管蔣經國仍被不少台灣人詬詈，但蔣經國的功績和願心已經昭於日月，他為台島內外的人長久地懷念。隨著時間的流逝，蔣經國的歷史地位會越來越清晰。用政治學術語，他是開明專制者、"正確獨裁者"，他的治理從威到恩，從仁慈到開放，已經超越了"克里斯瑪型"政治人物的宿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凱末爾、納賽爾、納布吉巴、李光耀、蘇哈托……這些第一代、第二代強人的人格要高得多。
今天的中國人對蔣氏父子、蔣家王朝有了更平實的態度。如同蔣經國生前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大陸對於國共之間恩怨糾葛的那段歷史如今已經有了全新的評價。這既涉及人們的信心，也涉及人們的眼光和政治智慧。
當然，由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大陸影響的不同，人們對二人的評價有所不同。對"老蔣"（蔣介石），人們更著眼於大歷史，將其與孫中山、毛澤東等相比較；對小蔣，人們更多地從技術角度去關心，這位"集中國宮廷、俄羅斯共產主義、美國民主價值、台灣本土經驗四種文化於一身的謎一樣的人物"（胡忠信語），如何"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應對變局，進而開創新局" （馬英九語）。
蔣經國的事功局限於台灣一島，這也妨礙了人們客觀地看待他的歷史地位。未來的人們會論及他跟戈爾巴喬夫、跟鄧小平的比較，我們今天只能從個人家國的角度看待他的品性，他對我們普通人的意義。這個歷史人物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並非幸致，而是辛苦、汗水、血淚換來的。他從父親或說他們蔣家那裡繼承的家風家教，至少有，意志堅定、善於學習、心胸開放。但他仍從父親的陰影裡走出來，做出了自己的成績。
蔣經國的人生跟兌卦偏好相關。兌卦是快樂的、勞動的、好色的、毀折的。據說兌卦人一生會有兩個重要的女人，蔣經國跟蔣方良那樣患難，仍拜倒在章亞若女士裙下，並生下兩個兒子，可見命運無端，而天行有常。兌卦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這種親民運動也幾乎貫穿了蔣經國的一生，只是他早年整頓金融，打大老虎時，沒能給民眾實惠反而殃及民眾。直到晚年，他開放黨禁，親手毀掉"蔣家王朝"，埋葬一黨專制，還權還政於民，才算順乎天應乎人。
有意思的是，如果說宋美齡尚有西方文化的做派，那麼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則相當東方了。蔣方良的人生跟大畜卦相關。大畜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蔣方良確實離開了蘇俄家鄉，遠涉重洋，自20世紀30年代隨蔣經國來到中國以後，蔣方良再也沒回過她出生的國家。她融進了中國家庭，很好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婦德。這應該是蔣家家風的影響。她為人低調，跟公眾保持距離，被公認為總統夫人中"最沒有聲音的一位"。
(七)
蔣氏父子幾乎是特定的稱謂，蔣介石和蔣經國。而蔣介石的另一兒子蔣緯國沒能得享這一榮譽，他對現當代史的影響幾乎微不足道，遠不及父兄。但他的人生也相當傳奇。
雖然比較普遍的看法是，蔣緯國是蔣介石的養子，實為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兒子，但蔣介石對他並沒有見外，而是視若己出。蔣緯國後來稱蔣介石為"父親"，稱戴季陶為"親爸"，這也反證蔣介石的人情味。蔣介石沒有我們常見的黨性代替人性、完全獻身於國家社會一類的變異。
在幼年時代，蔣緯國甚至比蔣經國更為親近蔣介石。 "經兒可教，緯兒可愛。"蔣介石日記中，多次記下他喜愛"緯兒"、關心"緯兒"身體和學業的心情。 "吾遊此山之第一次即我祖父領我前往，跳躍放浪，無異今日之緯兒。""近日甚想緯兒，恨不能與其同行耳。""下午在家課緯兒，出外十日，緯兒品學皆有長進，心甚喜也。"
雖然經緯之名取自孫中山，但蔣介石對兩個兒子"經天緯地"、一文一武的設計算得上成功。經國言行有板有眼；緯國性格活潑，在某種程度上有公子哥兒或貴族氣了。二人都是"高富帥"，但二人的成長也都吃過苦，他們的成長經歷有幸也有不幸。蔣經國在蘇聯學習，造就了堅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風，見過斯大林；蔣緯國少年立志從軍，在德國留學時曾在德軍服役，也見過希特勒。
緯國跟經國的性格不同，二人仕途也大為不同。在經國回國成為父親著意培養的接班人後，緯國的政治前途幾乎是可有可無的。雖有傳言蔣介石不栽培他，但在父兄執掌最高權力的情況下，蔣緯國的權力心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父親的關係一直不錯。抗戰開始，蔣緯國回到國內，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心情大好，問他對國事有何感想。蔣緯國回答："父親，我知道我不應該離開。你看我一走開，你們就搞得亂七八糟。"蔣介石聽後開懷一笑，這也是難得的父子天性交流。
蔣緯國後來說他們父子關係，"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長官部下的感情，到後來變成好朋友，他一有煩惱就會找我去陪伴他。"如果說蔣介石跟蔣經國之間多是軍國大事，他跟蔣緯國則是家事居多了。有意思的是，蔣緯國的情感生活之豐富不比父兄遜色，且一波三折。最早他跟蔣百里的女兒蔣英有緣，蔣英後來成為錢學森夫人，使他只能"終身仰慕"。後來他跟石靜宜相戀結婚，不幸石靜宜因心髒病早死。在苦悶中，他認識了中德混血兒邱愛倫，雖然邱父不看好偏安台灣的蔣氏政權，但蔣緯國追求四年修成正果，婚後四年收穫愛子、蔣介石最小的孫子蔣孝剛。從蔣氏父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們開放包容的胸懷。當我們還在為"胡同里的洋媳婦"津津樂道時，中西匯通早就是蔣家的生活內容了。
但蔣家同時也古今包容的。蔣緯國回憶說，父親不僅會看面相、風水，還懂得經營。一次到慈湖的小煤礦，雖然礦坑髒亂，蔣介石看出這是一塊好地。第二次去慈湖時，蔣介石帶了一個羅盤，對第一次見到羅盤的蔣緯國說："你們光曉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實中國羅盤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時，其實這六小時是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羅盤裡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裡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蔣緯國聯想到軍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還要有六千四百個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確。蔣介石一面教兒子使用中國羅盤，一面尋找他心中的方位，確定下來後，他讓蔣緯國打聽："你打聽打聽，這個地方他們賣不賣的，如果要賣，我們就買下來。"蔣家把那塊地買下來後蓋了一個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鄉下我們的老四合院的樣子蓋。據說，蔣介石看中的這塊地在風水上極有講究。
因為莫須有的"湖口兵變"事件，蔣緯國失去了軍權，他在父兄的天下里"投閒置散"，只能做一些軍事教育、戰略研究。在父兄的視線中，蔣緯國除了繼續公職外，還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他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活躍於民間社團，認識了不少江湖能人異士，以至於他後來一度給蔣介石用氣功治病。以留德的理性而能接受中國底層的神秘玄學，這再一次說明蔣家人的包容性。
在蔣緯國的心目中，父親蔣介石的哲學藝術就是包容，"化敵為友"，比孫子兵法裡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高明。很多人批評蔣介石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消滅與他敵對的人。蔣緯國認為，如果父親要用這種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滅了。他從來沒有處於順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論在政府里或是黨裡面都是如此。他不過是高階的軍人，還在一大群軍閥裡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敵對的，可是他能夠與他們和平相處，最後是化敵為友，即或是不與他成為朋友的人，也不再與他敵對。
蔣緯國對父親是尊崇的，敬愛的，他自承愛講笑話，但蔣介石過世後，有三年多時間他沒有說過笑話。對性格、作風差異的兄長，他也做到了相忍相讓。父子三人，雖然禀性各異，為人為家為國，都有成績，尤其為人，父慈子孝。他們也都壽終正寢。這可能是兩千年來中國專制制度最高權力家庭中極為難得的一家人了。到1997年彌留之際，蔣緯國一再表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其父兄能歸靈大陸。
(八)
到蔣家第三代，其變化之大令人唏噓。蔣經國與蔣方良所生的4個子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和孝勇；蔣緯國與邱愛倫的兒子蔣孝剛。至於蔣經國和章亞若所生的一對雙胞胎兄弟，章孝嚴和章孝慈，則多年不曾入蔣門，在輿論眼裡，跟蔣家香火承傳關係不大。
孝文是孝字輩當中，最得寵的一位，卻也最讓蔣氏父子失望，給家人惹下不少麻煩。結婚後因家庭糾紛走上酗酒之路，結果因宿醉忘記服藥導致腦部細胞嚴重受損，智力僅與四五歲孩童相當。 54歲時辭世，離父親蔣經國去世不到一年。
孝武一度讓人懷抱信心，但他情緒之不穩定、衝動等性格讓蔣家蒙羞。 "江南命案"掀起軒然大波，外界盛傳蔣孝武是幕後指使人，使他徹底失去父親的政治信任。他46歲時即告去世。
孝勇主動選擇了棄政從商，後來又入加拿大籍，不幸48歲時病世。
只有蔣緯國的兒子孝剛倖存下來，他在美國從事律師行業。
到了蔣家第四代，則有六個男丁，分別是蔣孝章之子俞祖聲，蔣孝武之子蔣友松，蔣孝勇之子蔣友柏、友常、友青，以及蔣孝剛之子蔣友捷。第四代無一人涉足政治。他們大都投身於商界、藝術和教育界，長期以來行事低調。
俞祖聲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供職於美國一家天文機構。
蔣友松畢業後在舊金山灣區租了個簡陋的房子，每天擠公交車去離灣區幾十公里的電報山下一家公司打工。打工期間，他學會瞭如何做期貨生意。後來，他開了自己的公司。
最引人注目的有外貌英俊、能力出眾的蔣友柏。在台灣某民意調查"誰是職場上最具代表的型男"中，蔣友柏曾以絕對優勢，壓倒公認的帥哥馬英九，而當選冠軍。蔣友柏遵從父訓不碰政治，19歲進軍商界，現為台灣橙果設計公司老闆。蔣友柏結婚後，生下一女一子，長女蔣得曦，幼子蔣得勇。蔣得勇則成為蔣家第五代的第一個男丁。
蔣友常與哥哥蔣友柏合作開設"橙果設計公司"。他的愛好則是美食，"我早睡早起、喜歡泡老人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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